既然人人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而奥巴马当总统又这么缺乏幸福，为什么他当了一任总统还不够，却偏偏还要不辞劳累，辛苦竞选，争取到再当一任总统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积极的政治生活与哲学沉思一样，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幸福。对美国人民来说，奥巴马是否如此理解幸福，那是他自己的事，但他既然选上了，就得好好当这个总统，而且不要指望因为当总统辛苦，人民就该像欠着他什么一样歌功颂德、感激涕零。
22“选民访谈”与“幸福调查”
2012年10月，随着美国大选临近，旧金山湾区公共广播电台晨间新闻里都有一个早餐时间采访选民的节目，目的是及时报道选民们对大选的真实意见。10月28日采访的是得州休斯敦市的几位年轻人。得州一向是支持共和党的“红州”，而休斯敦却是偏向于民主党的“蓝市”。接受采访者中有的不满意两位总统参选人政策主张模糊，认为选不选，或者选谁都意义不大。还有的说，两位竞选人所争的都不过是“选举别输”，而不是为坚持理念的“政策要赢”。再有的则不满意当前的经济现状，其中有一位刚从大学毕业，学生时期贷款负债3万美元，母亲辛苦工作，年薪才2·5万美元，她怀疑出身富豪的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能否真的了解低收入者究竟需要什么。
林肯曾说过：“我所要做的就是完成人民希望完成的事，对我来说，问题就是如何准确地找出这样的事。”政治家怎样才能知道人民在想什么，要什么呢？在今年的大选中，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回答，经济仍然是许多美国人面临的主要问题。但是，选举很少是就一个问题来争取选民的。对年轻选民来说，工作机会、学生贷款固然是重要问题，但是否向他们提供免费避孕或允许堕胎也同样是重要问题。
政治家们往往不能等到选举有了结果，才知道人民需要什么，就算知道了，可能已经为时过晚。这就使得民意调查或民意测验变得相当重要。在美国，民意调查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改进，形式也变得更为丰富。在休斯敦市对青年选民的随机采访就是一个例子。
这令人想起不久前在国内那个颇为令人注意，也引起不少诟病的“你幸福吗”的随机采访。“幸福调查”采访者在大街上不管拽住谁，排队的、旅游的、开小铺子的、修鞋的，都劈头劈脑地问他：“你幸福吗？”被问到的往往先是一脸茫然，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也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意思。采访者不得不赶紧补充解释道：“你快乐不快乐？”如果回答是“快乐”，采访便成功结束，把不管什么意思的快乐统统当作了幸福。这样的“民意调查”得出的是大家都很幸福的结论。
其实，民意调查远没有那么简单，访问是一件细致的工作。提出问题的方式、措辞，甚至访问者的仪表、衣着、语言都可能影响得到的回答。例如，休斯敦的年轻选民采访，问的是“能不能谈谈你们对大选中争议问题与你们自己的关系”而不是“你们支持奥巴马吗”。前一种问题是开放讨论的，而后一个则是表态性的。表态性的问题只允许是或不是的简单回答。而开放式的问题则要求对看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它的目的不仅是了解人们的真实想法，而且更是让他们有机会深思熟虑地参与讨论问题。
不准确的调查往往只是为某种先入之见寻找证据，调查结果会起到误导民众和制造不实信息的作用。不准确的调查结果，可能是由于访问者的偏见，或者是由于他们未能仔细进行准备工作而造成的。被访问的人也可能是谬误的来源，他们如果怀疑访问者的动机，便可能提供虚假的或含混不清的答案，或者敷衍了事地随口一说。他们有的是为了掩盖无知，也会故意说些自己根本没有好好思考过的套话、空话和陈词滥调。还有的也可能猜到了采访者的用意，故意提供他们认为采访者会喜欢的答案。
民意调查或测验可能给人以假象，让人误以为民意都一定是真实而明确的。其实，民意可能是短暂易变的，而真实、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应该是在讨论中产生的。在美国的选举中，政治方面的民意测试起着重要的作用，候选人利用民意测验来决定和调整如何竞选。但是，民意测验并不等于选举，更不能代替选举。正如政治学者詹姆斯·伯恩斯（JamesM·Burns）所说，选民必须把意见转变为对具体决定的选择，“他们必须决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因为民主不只是发表意见，不只是简单地反映意见。民主也是选择——在对某些问题持不同观点的领导人之间，也就是在可能随之而来的政府行动之间，进行选择。”
与只是听取“快乐感受”的“幸福调查”不同，美国的“选民访谈”是让公民发表政治见解，并了解他们可能会由此作出怎样的政治选择。不管民主选举还存在怎样的缺陷，就选择而言，它给选民提供了一个让他们能深思熟虑地参与政治进程的可贵机会。
23“中彩”是一种怎样的“幸福”
2012年11月2日《奥克兰论坛报》刊登了一位叫朱莉·赛尔维拉（JulieCervera）的老妇人买彩票，因中了2 300万美元的大奖而非常“幸福”的故事。中彩的事情常有发生，一般中彩也就是运气好（beinglucky）而已，很少成为“幸福故事”。但这位老妇人不同，她的故事除了有幸运的因素，还有其他不同的因素，因此成为一件与伦理价值有关的“幸福”事情。
塞尔维拉今年69岁，已经残废了20年。她47岁的儿子去年在一次车祸中丧生，留下了4个10多岁的孩子。老妇人不仅要抚养这些孙儿孙女，还要抚养两个有残疾的养子，一个5岁，另一个9岁。她的日子过得极为艰难，常常付不起水电费和有线电视的月费。今年3月里的一天，她与女儿玛凯丝开车出门，女儿在车子里头晕，要下车去买一瓶水，母亲叫她顺便给买一张彩票，可在钱包里却连一块钱也找不出来，结果玛凯丝用自己的钱给母亲买了一张彩票。
塞尔维拉接过彩票放进车斗里，也就把这事给忘了。前不久，她陆续接到朋友和熟人的电话，说她中了彩，她根本就没拿这当回事，以为那只是胡说。那些朋友和熟人又是如何知道的呢？原来彩票局工作人员眼见彩票180天的认领有效期限已快结束，但却无人认领彩金，于是到卖出这张彩票的店铺了解究竟买者是谁。他们从店主提供的录像中，查到玛凯丝买彩票的情景，便把照片发送到网上，请公众帮助确认是谁。玛凯丝的妹妹看到姐姐的照片，于是打电话告诉了她。
赛尔维拉和一大家人参加领取彩金的仪式时哭了，说愿意用这笔钱换回她儿子的生命。她又说，我现在可以好好照顾我的孙子孙女了，还要把这钱的一大部分给两个有残疾的养子，这样，我死了以后，“他们可以好好过日子了”。她最后说：“我太幸福了，我要给自己买一双锐步（Reebok）牌的新鞋。”
亚里士多德把“幸福”确定为“合乎德行的现实活动”，幸福不是静止的状态，而是进行中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以德行为目的的行为。这种德行的一个表现就是考虑他人超过了自己。亚里士多德说，许多人“以生活享受为满足”，但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另外两种更高层次的幸福是“政治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对赛尔维拉这个平凡的妇人来说，政治生活和思辨静观是太奢侈的幸福，但她并没有只是以自己的生活享受和满足来看待幸福。她没钱的时候尽心尽力地抚养后代。现在她有了钱，抚养后代还是她人生的目标和价值，还是她进行中的生活方式。钱只不过使得她更能实现这样的生活方式罢了。钱并不是她生活的目的，她愿意用这一大笔钱的全部换回儿子的生命，她要用这钱抚养4个孙儿孙女和两个有残疾的养子，不仅如此，还要在死后给这两个与她并无血缘关系的孩子留下一笔让他们“过好日子”的钱。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里萨尔（EdwardGlaeser）说，幸福包含着价值目标，因此，人们追求幸福的行为有时会显得是在降低自己的幸福。老妇人赛尔维拉最后想到的才是自己，为了庆贺自己的幸运，要为自己买一双新鞋。
赛尔维拉的中奖不全是个人幸运，而更是一些与她本不相关的陌生人帮助她的结果，这是一种更重要的幸运。如果不是彩票局工作人员不怕麻烦地寻找她，她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自己中了彩，更不要说是得到这笔钱了。今年8月还有另一位中了5 200万奖金的得主迟迟没有认领，彩票局工作人员也是用这个办法找到他的。当然，尽管他们努力，也还是有找不到得主的，仅去年一年，加州就有两千多万的彩金是无人认领的，最后捐给学校。彩票局工作人员诚实而负责任，他们的行为符合德行标准，并因此有助于提升群体生活的集体幸福，赛尔维拉的个人幸福是受惠于此的。
幸福发生在适合于好生活的社会环境之中，幸福不能全靠运气。单纯的运气是命运的偶然安排，而命运既可能安排好事，也可能带来坏事甚至灾祸。人的幸福并不是在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也并不受控于神秘而不可知的命运。任何一件看似偶然的幸福都有隐而不见的原因。幸福对于个人和集体具有太重要的生活指导意义，因此不能把幸福当成一件只是听由偶然因素决定的事情。
24并不完美的“美国梦”
“美国梦”最早由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JamesTruslowAdams）在《美国史诗》（TheEpicofAmerica，1931）中提出，后来成为一个流行的说法。他写道：“上个世纪（19世纪），那个将千百万人从别的国家吸引到我们国家来的美国梦，并不仅仅是由于物质的丰富（尽管这也非常重要），而是要远远超过这个。这是一个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得到发展的梦，这个梦要摧毁的是那些在旧世界中竖起的壁垒，……要颠覆的是那些只是为某些阶级自私利益服务的社会秩序。”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千千万万人从“旧世界”到美国这个“新世界”来追寻他们在自己“祖国”不能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每个国家都有可能的梦想机会，但只有美国才是给外来者提供梦想机会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梦是很难在其他国家复制的。
美国吸引许多别的国家人们来寻梦和圆梦，首先是因为它拥有许多人向往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平等价值观。例如，德意志1848年革命在军事镇压下失败，数千名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被迫逃走，大多去了美国。对这个没有贵族特权等级、没有专制政府权力的国家，其中一位如此写道：“德国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国家，那里没有专制权力，没有建立在垄断、苛捐杂税上的特权秩序，没有对信仰和良心的钳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到处旅行、定居。不需要身份证，没有警察来干涉他的私事或监视他的行踪。……任何人只要尽职和能干，就能得到荣誉。穷人和富人都是平等的，学者一点也不比最贫寒的工匠身份高。随便干哪一行都不用觉得丢人。……拥有财富和房产的人，一点也不比最穷的公民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利。没有贵族，没有特权阶级，没有军队在肉体和精神上镇压人民，没有大批不干事的官僚吮吸人民的血汗。更重要的是，没有君主和腐败的法庭，……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人只要有才能、精力旺盛、坚韧不拔，就能得到远远超过在君主制国家里的机会。”
并非每一个到美国来寻梦和圆梦的人都能成功地如愿以偿，但美国梦却一直还是一种有力的召唤力量，为什么是这样呢？亚当斯解释说，那是因为美国梦代表的是一种关于社会秩序的公正理想，“一直就有这样一个美国梦：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变得更好，更富足，每个人都能以他的努力和成就找到自己的机会。欧洲的上层阶级很难恰当地理解这个梦，而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厌倦了或不再信任这个梦。美国梦不只是一个关于汽车、房子或高工资的梦，而且是一个关于社会秩序的梦。在这个社会秩序里，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凭借自己的内在能力得到最大的尊重，不论出身是贫贱还是富贵，可以一样受到他人的承认。”
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同样把美国的民主核心价值——自由、平等和尊严——视为美国梦的生命源泉。他说：“我们可以争取到自由，因为在我们发出的要求呼声中，有着我们国家神圣的遗产和上帝的永恒意志。……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上帝的子女……他们是在捍卫美国之梦中最优秀的东西，也是在捍卫犹太-基督教中最神圣的价值，并因此将我们的国家带回民主的伟大的源泉。这个深深的源泉是建国之父们在制定宪法和写作《独立宣言》时为我们开掘出来的。”美国民权运动的另一位积极参与者杰西·杰克逊（JesseJackson）说：“什么是美国梦？美国梦就是一个大帐篷，它有四个基本承诺：法治下的平等保护、平等机会、平等参与和公正对待。”美国梦的核心是它的自由和平等价值——自由不是个人的为所欲为，而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和选择如何自我实现；平等不是结果的平等，而是机会的平等。
美国梦并不是一个由国家政权所规定的富国强邦之梦，而是一个植根于美国民主制度，并由大多数美国人共同认可的价值产物，类似于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moeur）或文化学者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或“国民秉性”（nationalethos）。一个值得成为民情或民族精神的梦，必须有正义的价值。并不是有梦就一定是好梦，没有正义价值的梦可能是坏梦，甚至是噩梦，希特勒的德国梦、斯大林的苏联梦、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梦，都不是没有梦，也不是没有大批盲目跟着做梦的“梦民”，但结果都成了噩梦。为了避免历史噩梦的重演，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与过去的噩梦有所切割并根本不同的梦。
美国梦的价值来自它对共同体每个成员所做的政体价值承诺。马丁·路德·金把美国梦的价值源头追溯到由《独立宣言》所表达的，并由宪法所规定的美国政体价值。《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宪法第一修正案更是规定了美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争取一切其他权利，包括实现个人梦想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权利。确实有不少人只是把美国梦当作追求发财致富或提升自己和后代的社会地位，那是因为他对自己在美国可以享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已经觉得可以放心，因此无需再坚持将此作为人生梦想的一个部分。美国梦的前提是，人必须享有自由，正如美国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Paul）所说，“没有自由，美国梦就会枯萎、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