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是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个悲剧性人物。鲁迅通过辛亥革命前后闭塞农村小镇阿Q这个身心受到严重戕害的典型形象，入木三分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阿Q个性最重要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自欺欺人，既自高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欺软怕硬。他对自己身体上的缺陷和毛病同样如此。阿 Q头皮上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怪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 Q便全疤通红地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由于他总是吃亏，实在没有办法，只得采取了“精神胜利法”，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并非平常的癞头疮了。癞头疮本是一种身体上的病苦和缺陷，按说阿Q只要不讳疾忌医，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即便治愈不好也无妨，但阿Q偏偏死要面子不承认，甚至因讳忌与其相近的字音而迁怒于别人，更为可悲的是他有丑不以为丑，反而给丑陋的癞头硬要贴上“光荣”、“高尚”的标签，以满足心理上的畸形欢悦。事实说明，心理上的痼疾远比身体上的痼疾顽固得多，可怕得多。
阿Q“精神胜利法”其实是一种精神病态，无论对国民个性的健康成长，还是对民族精神的提升培养，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社会发展到了21世纪，“阿Q精神”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与时俱进，成为社会政坛的一种顽症，像精神鸦片一样，不断造就了一些“新时代的阿 Q”，他们的“精神胜利法”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连鲁迅笔下的阿 Q也深叹不如。他们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好大喜功，报喜藏忧，闻过则怒，沾沾自喜于一孔之见和一功之得，津津乐道于歌功颂德和阿谀奉承，丝毫听不得不同意见、善意批评，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他们对社会和工作中存在的“癞疮疤”，不是正视、承认、反思和改正，而是文过饰非，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欲盖弥彰。有的别出心裁地建造“遮羞墙”掩盖贫困落后的真实现状；有的出卖良心发放“封口费”，妄图隐瞒封锁矿难真相；有的对通过正当渠道反映意见的群众扣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打击报复；更有甚者，竟然派出警力进京拘禁揭露问题的记者等。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出阿 Q想做而做不出的事情来，就在于他们拥有阿Q根本无法达到的地位和权力。更令人叫绝的是，“新时代阿Q”把“精神胜利法”发挥演绎到了极致并有所创新，他们对自己头上的“癞疮疤”掩盖得更加巧妙，不像阿Q那样采取赤裸裸的打骂对付揭露自己疮疤的人，而是温文尔雅，惺惺作态，俨然一副正人君子的姿态。有时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他们也会以改进思想工作作风为名，公然向社会、向群众征求意见。然而对意见的容忍却是有选择有限度的，要么“叶公好龙”，发动群众提意见，意见来了怕意见；要么采取“鸵鸟政策”，对群众的一些实质性意见，置若罔闻，置之不理；要么“怀抱琵琶半遮面”，对存在问题遮遮掩掩，对群众意见羞羞答答，或以“对××的工作视而不见，一味放大社会缺陷”等种种“客观理由”，把群众意见顶回去。这种言行表里不一的作秀手段，老阿Q无论如何也是望尘莫及的。对于社会、工作中的“疮疤”、问题、缺陷，捂着、包着、瞒着是十分有害的，积以时日，久而久之，“疮疤”终会发臭变质，问题亦会渐变放大，不但遮不住羞丑，小羞小丑还可能积成大羞大丑，以致于酿成大祸。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诫：社会有缺陷、工作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面对的勇气。有丑不以为丑，有错死不认错，看似维护了个别部门和官员的“威严”，实则损害了政府的整体形象，失去的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公正道义的信任感。事实说明，有形的“癞疮疤”相对好发现好治疗，无形的“癞疮疤”发现和治疗则是比较困难的。
“贤者思大，不贤者思小。”怎样对待批评意见，是考验一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修养和作风的一面明镜。智慧的领导，纳谏如流，闻过则喜，身边才会多诤友，为政一方，在解决矛盾问题中不断发展。但愿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中，能够紧密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作风，好好治理一下这有形和无形的“癞疮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