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中国一些赴美挂职官员，常对外国“干部”的“当官之道”惊诧不已。譬如，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农业庭长和市场处处长一同出差考察，各住各的宾馆，各打理各的事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处长根本不管厅长”。又如，联邦高地市市长因家庭财政捉襟见肘，竟到色情俱乐部当兼职“看门人”，赚外快缴纳医疗保险费等补贴家用。再如，纽海文市市长在为中国挂职“市长助理”任期结束的送行宴，竟然自己掏腰包在家中举行……这些在国外司空见惯的举动，在国内绝对被视为离经叛道、大逆不道的荒唐行为。“处长根本不管厅长”，一定是处长的脑子里注进了水，神经有毛病。在中国，官职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待遇，代表的是一种地位与声望。下级不仅在工作上要为上级负责，外出也要为上级的起居食行负责，唯恐料理不周，惹恼上司不高兴，别说升迁奖励无望，说不定哪一天还被砸了吃饭碗。至于世界头等富国美国的市长因生活所迫而兼职当“看门人”，简直匪夷所思。虽说中国是经济欠发达国家，还没有听过哪一位市长因生活所迫兼职干一般老百姓干的事情。当然也有在企业兼职的，但绝非穷困潦倒，多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中饱私囊。再说因公务官员自己破费设家宴招待客人，在中国不是没有，却是凤毛麟角。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加之饮食文化丰富发达，“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更何况豪华盛宴多是公家拿钱，花公家钱买人情，何乐而不为。由此看来，中国在其他方面与世界接轨是比较容易的，而在“当官之道”上接轨却十分不易，需要一个漫长的阵痛过程。
其实，中外在“当官之道”上的不同，除了当官理念上的差异外，法制上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处长根本不管厅长”，之所以能够成为无意识的惯例，是因为美国的处长认为：自己对工作负责、对岗位负责，就是对上司最大的负责，鞍前马后的事，并不属于自己的职责，更没有下级恭迎上级官员到来，给上级官员安排食宿、陪同检查工作、一起游山玩水一说。联邦高地市市长尽管尊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一把手”，可每月工资只有 600美元，假如他想把自己的薪酬涨到1000美元，需要全市市民投票表决，他不兼职当舞厅看门人，能够支付每月3500美元的昂贵家庭生活费用吗？至于设家宴招待任期结束的外国“市长助理”，是因为按照美国有关规定，在外公款请客超过9美元视为行贿……面对这些中国赴美挂职官员亲身经历后揭示出来外国“干部”的“当官之道”，我们不能不刮目相看，喝声道彩，不能不为外国官员维护执行法制的权威性、严肃性和自觉性而由衷敬佩。这无疑对我们加强国家公务人员队伍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逐步确立，与世界接轨已成为中国生存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当今中国在经济管理、科技发展、文化体育、商务贸易等诸多领域都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惯例，改辕易辙，实现接轨，唯独“当官之道”仍不矜不伐，独树一帜，迟迟未能接轨。当然，中国基本国情、社会制度、官场文化等决定了“当官之道”与外国差异很大，我们不能简单刻意要求与世界接轨。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借鉴外国“干部”的当官理念，以及为官之道、治官之法中先进积极的成分，特别要破除偏重于国家公务人员姓“社”还是姓“资”阶级属性的争论，而忽视公共权力为民众服务本质特征研究的思想误区，建立当官、为官、治官的有效机制，以彻底根治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为官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