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月月：这个意大利小提琴的故事，到此为止，就算结束了。
海 岩：结束了？
吕月月：物归原主，人各生死，就这样闹了一场，结束了。
海 岩：可你呢，你也是这个故事的一个主角，你后来怎么样了呢？
吕月月：我不是还这样苟活在世。
海 岩：所以这故事就没有完。生命的终止对死者来讲，是故事的结束；可对于活着的人，常常仅是一个情节的转折。
吕月月：潘小伟死了，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也死了，至少原来的那个吕月月已经死了。我曾经发誓沉默。昨天下班以后我还想来着，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为什么不能继续像死一样活着，为什么当一切都遥远了平静了成为历史了，我又要把往事从头细说？
海 岩：正因为它已成为往事，那种切肤之痛才会平息，你才可以去正视它，展开来端详它。我知道这个故事，特别是它的结局，对你来说，确实过于沉重了，确实是一个还在隐痛的伤疤，所以有时我真怕你突然中断，拒绝再讲。到今天为止，我应该非常感谢你能够守约。
吕月月：我也希望你能够同样守约，不把这故事拿出去挣钱。
海 岩：我会守信用的，只是我希望你能给这条禁令定一个期限，三年，五年，哪怕十年。
吕月月：等我死了以后吧，这版权就归你了。
海 岩：还是不要把话说得那么残酷吧。何况这故事你也并没有讲完，你后来是不是就跟着李向华从三水镇回到北京了呢？
吕月月：是的。最初我以为我不会再苏醒了，可我又醒了过来，我能继续活着是老天对我的报应，老天执意要用这一幕惨烈的死别，作为我生的记忆，来烙烫我，折磨我。它要我时时刻刻想着潘小伟在与我断绝之际，竟无话可说。它在我脑子里烙下这个烙印，让我一生一世永远不能快活！
我苏醒了，但我站不起来，我是被人抬出三水镇的。我迷迷糊糊听到他们议论，说女人到底不行，一见着血就吓晕了。李向华出于对北京公安形象面子的维护，言不由衷地替我解释，说我这些天与匪为伍，孤身周旋，精神肯定高度紧张，以致由疲劳而崩溃。他的解释使众人收住讥笑转而肃然起敬，继而争先恐后地拥上来抬我，给我灌水喂药，送我去广州，送进了广州的大医院打针输血吊瓶子。薛宇和一直留在广州的刘保华轮流守护了我两天两夜。刘保华不厌其烦问长问短，薛宇却和我一样沉默，他一句话也没有和我说。
在医院里我不敢再想潘小伟，可我一闭上眼就梦魇似的看到他头上迸出的浓浓的鲜血，劈头盖脸向我喷来。我反复想着他在北京国际饭店旋转餐厅说过的话，他说他如果爱一个人，就绝不会伤害她，宁可自己去死，也要在上帝面前保佑她。可我同时也记着他和我在凉茶店里的约定：“如果我杀了你，那就是舍不得离开你呀，我舍不得你，所以要带你走，永远和我在一起。难道你不怕我在阴间太孤独吗？”可他最终没有杀我，他是一个人走的，走得非常非常地孤独。
他不带我走究竟是爱我呢，还是不爱了？
海 岩：男女之爱只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你虽然失去了他，可你还有母亲，还有薛宇和伍队长，他们都给过你很温暖的爱心。所以说，潘小伟是孤独的，你却不。
吕月月：但是经过了这件事，薛宇还会期待我吗？伍队长还会培养我吗？我的组织还会张开双臂拥抱我吗？一想到此我就心慌意乱。也许除了我的妈妈，我苟全性命在这世界上，已不再拥有什么。
我妈自我失踪后生了一场大病，腹泻三天，淋巴肿大，然后高烧不退，在医院里住了一周，把全部积蓄用得所剩无几。你知道现在住医院是很贵的，而且医生不管你是否承受得起，什么好药贵药都使劲给你开。我回到北京时我妈已经不堪住院费的负担搬回了地安门的那间小屋，人看上去病骨支离，已经脱了相。
海 岩：不难体会你妈有多么想你，你下落不明你妈肯定急疯了。作为一个年轻时历经磨难的女人，如今年龄大了，只有你一个亲人，她当然最怕再承受新的打击。
吕月月：我回到北京那天先回了处里，处长和伍队长都不在，李向华便让我先回家。我向薛宇借了二十块钱，我已身无分文。薛宇给了我一百块，我没客气就收了，说以后还你。不料薛宇却意外冷淡地说了句：“随你吧。”
离开机关，天已黑了。我没有犹豫便在街上拦了一辆“面的”，我不想慢慢倒公共汽车回家，我恨不得马上就见到我妈。
我家的小屋无声无响地黑着，与四周邻家刺眼的灯光和说笑声相衬，有点凄凉。巷子里有人喧哗着出来，带着小凳和席子，聊着家常去街上乘凉。我低头与他们擦身而过，没人认出我。我推开自家的门，门没锁，我进屋摸灯绳，灯自己开了。
我妈把灯绳拴在她床头了。灯很暗，我几乎看不清她的模样。她躺在床上，猛然看见是我，一激灵爬起来，吃惊地辨认着，张大了嘴要哭，哭不出声来。我先哭了，我叫声妈！我说：“妈，是我，我回来了。”
妈伸出枯瘦的两手，张着嘴，嘴里终于发出“啊！啊！”的尖泣，她好像是拼了全身的力气才哭了出来，她号啕大哭！
我也号啕大哭，我知道我回了家，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妈。这是我第一次，在潘小伟死后，敢大声地哭他！
我怎么会做了这样一场噩梦啊。
哭声惊动了邻家，有叔叔阿姨和他们的孩子，过来探头探脑，才知道是我回来了。大家问我这么多天上哪儿了，怎么也不言语一声，你知道你妈都急疯了吗？你知道你妈这一病不起差点在鬼门关上转了一遭吗？！我妈同学的那位当工人的儿子突然省悟，压低了声音问我：你是不是执行什么秘密任务去了，为了纪律为了保密才没有和家里告别然后神秘地失踪？我无法回答他，可我的沉默被他心领神会，他大大地吸了口气，转而目光激动，满脸钦佩。我顿时被大家当成英雄了，大家围着我妈七嘴八舌地夸我，我妈大悲大喜一切感觉都已迟钝。
众人退去。我妈也止住唏嘘，这才细细地问我端详我。从她的问话中我判断她对我出走的实情一无所知，她也相信了邻家小伙子自以为是的猜测，所以并不对我刨根问底。我本不想对母亲隐瞒什么，可既然如此我不如假戏真作什么也不说。
我问妈，这么多天我不在家你病了谁伺候你？我妈一辈子遭遇冷眼，从没受人恩惠，这一病之下倒像感受了世间所有的温暖。她说月月你回来了，赶明儿你得替你妈找这几家邻居，挨家挨户给人家磕头去。还有薛宇，前些天几乎天天来守着我，我进医院也是靠他半夜三更满大街拦车子给送去的，你得给他磕头去！
妈您说什么，薛宇？
我知道我这下欠薛宇太多太多了，我还他什么？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李队长，我说我妈身体不好，我能不能在家照顾她几天，李队长让我拿着电话等了半天，不知请示谁去了，最后还是准了我的假。
我两天没去上班，与其说是为了照顾我妈，不如说我自己需要休息，我心里太乱了，受了刺激。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一躺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眼泪会不知不觉地掉下来。我妈看了，不禁狐疑，她说月月你怎么了怎么像变了一个人？我回答不了，我答不上来，只有趴在枕头上嘤嘤啜泣。
我妈越发疑惑：“你不是和小薛闹什么别扭了吧？”
妈的猜测不是没有根据，薛宇那两天没有来，似乎有点反常。我不在时他都能天天来照顾我妈，如今我回来了，为何反而不再露面？
我妈背着我，拖着病体出去给薛宇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这两天身体不舒服，问薛宇忙不忙，是不是也生病了。薛宇在电话里对我妈的病依然很关心，问最近是不是好点了，一日三餐是不是还由邻居来做。我妈说好多了，起居饮食都有照顾，真难为你还这样挂念着。我妈打了这个电话更觉得她的分析没错，因为薛宇在电话里几乎没提到我。
于是妈不再问我了。她显得更加苍老，额上的皱纹像刀划出来似的，一下子深刻了许多。
第三天我上了班。上了班也无所事事，没人分配我工作，没人支派我做什么做什么。伍队长和李队长他们都在忙于小提琴案的结案工作，清理卷宗，起草报告，补齐材料，大家都很忙，但没让我参加。
处里的人见了我，倒是都能短短地问候一下，但我感觉他们敬而远之的表情里，都存着些异样，像是包藏着许多窃窃私语。
一整天薛宇没和我说话，下班时我在走廊上叫住他，我说薛宇晚上有空吗，我们能不能谈一下。
他站住，犹豫地说好吧。
我说那我在门口等你。
他说还是在十字路口的药店那儿吧，你在那儿等我。
他这样安排显然是不希望同事们看见我们还在约会，这个态度使我感到屈辱，但我还是点头说好吧。
我在药店门口等他，等了二十分钟他才姗姗而来，没有道歉，只淡淡地说因为伍队长有事找他。我们沿着街走，街上行人很多，我们走了半天谁也没有说话。不知为什么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到故宫的护城河边，这里柳绿一岸，行人稀少，是情人约会的地方。
我先说：“薛宇，非常谢谢你能照顾我妈，我妈让我给你磕头。”
他说：“谢我领了，磕头免了吧。”
我说：“薛宇，你是不是恨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不起你，如果你这样觉得，你可以骂我，打我，只要你心里好受。”
薛宇看着我，像没听明白似的看着我，像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薛宇，不管你信不信，在离开你的这些天，我确实很想你……”
听到这话他打断了我，平静地问道：“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有了外遇之后，对我的感情反而更加深了？”
薛宇的话使我顿时噎住了，他带着恶意的笑容，挑战似的看着我。
我哆嗦着，挣扎着说：“薛宇，你别这样伤人，你是不是说，我和潘小伟……”
薛宇又打断我，“你想解释你和潘小伟什么也没有是吗？我完全可以相信你，其实这很容易，你发个誓就行，你敢不敢发誓说你从来不爱他，从没爱过他？”
我愣了。
“你肯这样发个誓吗？趁天还没黑，我还可以看得清你的眼睛。这世界上人死了大概真是有灵魂的，我想潘小伟也一定会听得见！现在你就当着我们两个人，说吧，说吧，你敢说吗？”
我说：“我爱过他。”
他大声地，冷笑着问：“现在不爱了，是吗？”
薛宇咄咄逼人。我哭了，我说薛宇你别这样，我不能再受伤了，我已经没有一点力量了。
薛宇转过身去，不再说话，看护城河水面上的蜻蜓款款地点水而行，好半天，他面孔严肃，总结性地说了句：
“我也不能再受伤了。”
我点点头，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吞掉眼泪，和他分手。
“我不会再让你受伤的。借你的钱，容我日后还你。”
他看也不看我就回答道：“别总说钱不钱的，你在认识那香港人之前，可没这么俗气。”
尽管我早预料我们已不可能再恢复以前的那种亲密了，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污辱我刺伤我。
我蓦然想起，中午吃饭时刘保华就问过我和薛宇是不是吵架了，他说月月你千万不能对不起薛宇，你不在的时候他可没少照顾你妈，差不多天天都去，就跟养老儿子似的。我对刘保华说我们没有吵架，是他不理我，我没跟他吵架。刘保华有些纳闷，说：“是吗，今天下午我看见小薛在伍队长的办公室里哭来着。我还是第一次见小薛哭。他和伍队长谈了很长时间。”
“谈什么？”
“好像就谈你来着，具体谈什么我没听清楚，我还以为你们俩又闹什么别扭了。”
海 岩：是不是薛宇把他在三水镇看到的情况告诉伍队长了？伍队长怎么看你？
吕月月：我回来以后一直没和伍队长认真谈过。那几天处里正在准备往上打报告申请给小提琴案的有功人员立功嘉奖，在是不是要奖励我的问题上有些争执。伍队长是主张应该首先给我记功的，他一直是非常信赖我的，而且人们眼中看到的事实很清楚，琴是我拿回来的，潘氏兄弟的行踪也是我报告的。说句恬不知耻的笑话，假使找个笔杆子把这些事迹整理一下的话，完全可以把我写成一个深入虎穴、孤身夺宝，最后将匪徒一网打尽的杨子荣式的侦察英雄！
但是从刘保华的口中，我知道小薛找了伍队长，他们谈我谈了很久，这使我坐立不安。我想薛宇在对我彻底失望彻底伤心之后应该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了，伍队长听了究竟是何感想呢？
后来为了甄别我的问题，局里有关部门专门把我找去谈了一次话，是伍队长亲自陪我去的，在整个儿谈话的过程中他只是旁听，没有提一个问题。
海 岩：局里的人都提了什么问题？
吕月月：提问的主要是一位老同志，他详细地问了我是如何接了潘小伟的呼叫，怎么去见他的，为什么当时不先向处里请示等等。
海 岩：你怎么答？
吕月月：我说开始不知道是他呼我，他没说他姓潘，他让BP机寻呼台告诉我在公安医院门口的街心花园里等他，我那天正好要去看老焦，就以为是哪个同事约我一起去呢。我到了以后才发觉是他。
老同志高深莫测地笑了一下：“那你就这么乖乖地跟他走吗？你也真够胆大的。”
我说：“他们好几个人，腰里都有家伙。”
海 岩：你是不是要告诉他们，你是被潘小伟绑架走的。
吕月月：我只能这么说，海岩。我也是为生存。我想潘小伟活着的时候，也是允许我万一被抓回去就这样说的。
海 岩：你这样说他们相信吗？
吕月月：他们又问：“你们待在承德、上海，一直到广东，这么多天你都没抽出机会和家里联系吗？”
我说：“他们看得太紧了，潘小伟寸步不离。”
老同志突然问：“他们干吗要绑架你，你自己分析过吗？他们出于什么目的？”
我说：“大概是想扣个人质吧，我是警察，又是女的。”
海 岩：不过，你这样解释，连我这个没搞过公安的人听了都觉得有点牵强，那些老公安会相信吗？
吕月月：也许不会信，可我又能解释出什么呢。我想，他们信不信都没法定我什么罪名。说得残酷一点，潘小伟死了，他哥哥死了，能作为证人的所有人都死了，我说得合理不合理，他们都无法推翻。
海 岩：他们这样提问你，我看和审查叛徒差不多了，你有没有做点儿戏表示一下愤慨和委屈呢？
吕月月：……没有。后来他们可能是出于政策的需要，对我做了些同样牵强的解释，说主要是为了搞清潘氏家族绑架我的动机目的，希望我能正确理解等等。
谈完话以后，我松了口气，队长送我回来，我们出了市局大楼往停车场走。夜里下了大雨，地上积了一洼一洼的水，此时劲雨虽过，但仍有细线般的雨丝，匆匆地栽种在水洼里，化出无数此隐彼现的圆圈，天色依然晦暗得如同夜幕降临。我们的肩头很快被雨水打湿，但队长若有所思并不急行。他一路沉默，使我有点心慌，我对他说：
“队长，那天，我本来是准备到隆福大厦给冬冬买小提琴的，我答应过他，可我没有来得及。”
队长没看我，说：“啊，不用了，我已经给他买了。”
我说：“队长，我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教诲了，我心里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队长站住了，站在雨中看我，他的目光深奥得令人生畏，他猝不及防地问了我这样一句话：
“我想弄明白，月月，你既然已经跟了他，为什么又要打那个电话？”
我心跳加剧：“什么电话？”
“就是那天半夜你从三水镇打到北京的那个电话。”
我愣了半天才脱口说：“那，那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你在最后一刻觉悟的呢？”
伍队长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他几乎是直截了当地暗示了我出走的性质，冷冷的、不动声色地把我的那层幻想的薄纸，一下捅破了。
雨丝飘在脸上，木然无觉，仓促中我心存侥幸，装作浑然不知地答道：
“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直到在三水镇的那个晚上，他们对我看得松了，我才……”
“月月，”队长没让我说完，“我知道，你特别聪明，这我都知道。但你别忘了，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你蒙得了我一时蒙不了我一世。”
我不知不觉几乎发出了哀求的声音：“队长……”
“你怕什么？你很清楚能证明你的问题的人都不可能再讲话了，你还怕什么？你怕我吗？”
我把头低下，低下头回避开伍队长锐利的注视，我流了泪，不回答。
队长替我回答，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替我回答：
“你觉得有利可图所以你跟他去了，不惜抛弃你的母亲和你的组织，抛弃关心你帮助你的所有人。后来你觉得无利了，或者他得罪了你，或者你想家了，所以你又出卖了他！”
我双手掩面，双肩抽动，“队长，别这样说我，别这样说我！”
我感到自己的心已经粉粹，并且伴随着难忍的疼痛，我流着泪企盼着队长能给我一句原谅的话，哪怕仅仅是一个温和的脸色，但是他没有，他抛下我转身走向汽车，带着极大的厌恶，低声说了句：
“你太可怕了！”
他拉开车门坐进去，把车发动起来，我站在雨里痛哭失声。汽车从我身边粗暴地开过，把地上的脏水溅了我一头一脸，不加任何犹豫和停顿地扬长而去。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已身败名裂。
我徒步走回处里，浑身淋得湿透。我想他们一定会开始审查我处理我了。但后来没有。
当然，也没有人再为我请命呼吁嘉奖。
一个星期以后，上级决定授予小提琴案侦破组集体三等功，这是我吃午饭时从食堂卖饭票的管理员口中得知的。他说，吕月月，今天他们都开授奖大会去了，没通知你去吗？
…………
我决定辞职。
辞职报告写得很简短。我感谢了组织上对我的各方面的关心帮助，表示自己目前的能力和身体都已不再适应公安工作。这个报告队里和处里很快就批了，大家心照不宣。我交出了警服、警徽、办公室和文件柜以及集体宿舍的钥匙，以及一切应当交出的东西。没有欢送会，我也没和任何人道别，就在这个我原以为会在此战斗一生的机关里，悄悄地消失了。
我放在宿舍里的行李是刘保华帮我拿回地安门的。他对我说月月你最好能去和薛宇打个招呼道个别，我昨天又看见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地哭了。
我说好吧我会去的，但我没去。
这个小提琴的故事，和我的故事，都讲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