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木棚搭在前埕，索伯玉如果要从前门来矮屋找我，务必要从他“伯父公”和一大群按辈分称要称“小伯父“的眼皮底下经过。索伯玉为了免去见面时要叫那些与他一般大，甚至比自己还要小却要称他们“小伯父”的尴尬和麻烦，索伯玉从来不走前门，他宁愿走后面一条逼仄的小巷，绕过一个大圈，再从索氏祖祠的后门上到我这儿来。那时，索伯玉是我这里的常客，几乎可以用一句我们那儿的俗语叫“停时不停日”在我这儿转。索伯玉来找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屁大的事，他真正的目的是来找我借书看。因为我那时买有许多文学书籍和订了许多的杂志。索伯玉学上的少，只上到高小二年级就随家移民乡下了。到了乡下一家人吃都顾不上他当然就辍学了。索伯玉家原在索氏家族中算是比较富有的一户。索氏一族只有索伯玉的父亲承继了祖辈做竹器生意。其他的索氏人都改弦更张，有的改开小食店，有的改做手工艺。到了索伯玉一家移民去大山区时又重返回城时，索伯玉四个兄弟都招进工厂上班，没人再开竹器店做竹器生意。就是有想开的那时政策也不允许。再说竹器品生意大都被现代工业品诸如铁桶、塑料桶一类廉价又耐用的工艺品所取代。生意已大不如从前了。所以索氏做了百年的竹器生意到索伯玉这一代其实已经断根了。索伯玉在和我来往之前他那会挣钱的父亲已经亡故多年了。尽管如此，索伯玉常常带着几分炫耀的口吻对我说：我爸在乡下过世，是五十八岁，但他可是我们青佛城索氏家族中男子寿命活得最长的一个。
索伯玉的父亲五十八岁亡故，索伯玉为何还把他作为一种可以炫耀的话题呢？索伯玉向我吐露了索氏家族一个天大的秘密。他说，我还有两个亲伯父，一个是炸油条为生的，死时才四十七岁；另一个是贩菜的，只活到四十二岁。据索伯玉说，他们这个家族到他父亲为止，还没有一个男子活过六十岁。也就是说，他父亲虽只活到五十八岁，却是整个索氏祖祠传出去的男子寿命活的最长的了。而活不到六十岁的人，在我们那儿是被称为“夭寿”的。我原并没发现索氏家族的男子的寿命短这个秘密。是经索伯玉这样一提，我才注意到这个问题。后来我有意对索氏家族那些已经死亡男子的岁数进行一番梳理和考证，得出的结果确实是像索伯玉说的那样，索氏家族没有一个男子活过六十大寿。而且大多在中年四十岁上下就亡故，有的甚至更短命，有的甚至在二十来岁就夭亡了。后来我进一步考证，这个家族传出去的女子有好几个都活过了八十岁。偏偏男子不长寿？其梳理和考证后的结果委实让我大吃一惊！后来索氏家族许多男子死亡的岁数也很短（这是后话）。索氏家族男子寿命短这个奇怪的现象，难道说这是一种家族遗传？或者还有其他原因？……我迷惑不解。索伯玉对我解释说：曾经有个很出名的阴阳学风水先生说过，我们家族男人寿命短，原因是出在我们索氏祖祠建得太矮，缺乏阳刚之气造成的。这么说索氏家族寿命短是出在风水的问题上了，果真如此吗？而在我的头脑里更多的是，是不是出在坊间对他们祖上那个与闵氏寡妇不明死因的传说？然而我又持怀疑的态度。因为我是个无神论者，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裹挟着封建迷信鬼神之类的说法。不过，后来发生在索伯玉本人和他这个家族的一些事，又让我的怀疑产生了一些新的诠释。
三
索伯玉这年二十三岁，还没找对象。他曾对我坦言，以前随家移民时谈过一个乡下妹子，但只谈了一半，碰巧遇上一个叫李庆霖的向毛主席上书反映知青上山下乡存在的问题。毛主席老人家当时给李庆霖亲笔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类事甚多，待统筹解决。”这就是著名的李庆霖上书事件。之后，这个上书事件的连锁反应便是铺天盖地的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返城风。我家和索伯玉家就是在那“统筹解决”的大背景下返回城的。索伯玉一回城，和乡下那个妹子谈了一半的婚事自然也就黄了。索伯玉身高1、70左右，索氏人家的男子大都长得像索伯玉这种中等个头。这种不高不矮的个头，怎么说都与低矮的索氏祖祠挂不上边，更不会让人去联想到低矮的索氏祖祠。如果要看索氏家族的男子长得个什么模样，只要看索伯玉就大致清楚了。他们这个家族仿佛得到了索氏祖宗的真传，男子的模样长得都差不多。一脸的络腮胡子，胡子上的毛发都很黑并且十分粗糙，像钢丝般粗而且坚硬地长在脸腮上。一副粗黑眉，鼻头略有些陷，两颊都凹进脸颊里，肩膀不宽阔，两肩的平衡点也不直板，稍微向肩头斜下，令人很容易联想到水土流失的山坡；背都稍微凹弯，虽看不出是驼背，但依然给人水土流失的不良感觉。索氏家族男子这种共有的特点似乎都在索伯玉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这绝不是美男子的形象，而是一个“丑陋男”的体征。在索伯玉与我疯玩的少儿时期，我并没有发现他这种丑陋男的体征的。也许那时童蒙未开，我还没有对人之美丑的审美观吧。我也不知索氏家族这种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丑陋形象是不是从葛岭的山村带过来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他们绝对源于一个祖宗，是索氏的真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他们索氏祖宗到青佛城最多也不过五代人之久，血统和族脉在这一百多年时间还不会有太多的改变。对于遗传学我倒是深信不疑。虽然在这一百多年期间，他们在这里娶了别地女人为妻生儿育女，溶入了别的女人的血脉和基因，但一个宗族的遗传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有多大改变的，就像一个白种人娶个非洲女人做妻子，哪怕是一百年之后，他的真传和他的后裔都还会存有混血人的痕迹。遗传基因是个怪物，它以其独特性和不可改造性，像锥子嵌入人的血脉里。所谓血浓于水，在我有限的理解力里大抵就是这个道理。
有点丑男形象的索伯玉回城后不久，被“落实政策”安排在县轮胎翻制厂的炼胶车间当炼胶工人。索伯玉对用人单位把他安排在黑糊糊、臭熏熏的炼胶车间极为不满，因此一直对用人单位的领导有抵触情绪而耿耿于怀。他一直认为自己书虽读得不多，但在下乡那几年他却苦练书法，写有一手好毛笔字。为了证实这一点，索伯玉特意在我的书桌上写毛笔字给我看：“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看”。是颜体的，筋力虽还没练就颜真卿的铜筋钢骨，但却有几分像颜夫子的书风。可见索伯玉下乡时真的有过青云不坠之志，在练毛笔字上确实是费过一番工夫的。这就使他有了一种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感慨。索伯玉说自己空有了这手好毛笔字，他应该去坐厂办公室，去抄抄写写，发挥发挥自己这手好书法的特长。他对我毫不忌讳坦言，自己最喜欢的工作是坐办公室。说那样才真正叫工作。反之只能叫做工。而工作与做工是不同的。一个是被人管，一个是管他人，两种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有了这种想法，索伯玉对厂里的领导就有了诸多的看法。索伯玉骂这些不识货的领导是脓包，不是十分的脓包，最少也是八九分的大脓包！有了这种不满，索伯玉在工厂就故意怠工经常旷工和迟到，有时干脆就不去上班。而这些大脓包就对索伯玉很有意见。其结果是常常要找索伯玉的茬。因而他和工厂领导层的龃龉、摩擦、矛盾就不断发生和升级。索伯玉也常让那些脓包领导当众下不了台。厂领导都觉得索伯玉是个很让他们头疼的一个人，都认为索伯玉这个两颊凹陷进去的丑男是个无赖和难缠的家伙。但这些领导也确实是脓包，他们耍嘴皮子打口水仗那绝对不是索伯玉的对手。索伯玉从乡下带回一肚子的乡俗俚语，词汇丰富而形象，生动而尖削，狠毒而刻薄，他常以通俗易懂又引人捧腹大笑的刻毒语言呛得那些脓包当众流脓流汁，让他们狼狈不堪。那些原来想找他茬的人，在和索伯玉多次交锋后不仅没得到什么便宜，反倒是到了最后只要看到索伯玉的影子在厂里出现，就赶快躲开，视他如瘟神。但明里又拿索伯玉没法子，暗里才给索伯玉小鞋穿，找点茬扣索伯玉的工资，用来消遣和报复他们心理上无法得到的满足的平衡。这时索伯玉就更不服气，他不是个呆子，肚篓里花花肠肠的鬼点子，耍小聪明的手段一套套的。索伯玉就有了一种大义凛然的豪情跟这些被他视为大脓包的领导对着干。索伯玉那时常来找我借书的一大原因，就是想在书里寻找一些条文和文字，能与他们对着干，并且能上书告倒这些扣了他工资的大脓包。但索伯玉好像总没找到要告倒他们的神丹妙药。那些扣他工资的大脓包一直都还是骑在他头上管着他。大约经历了一年多的对侍，索伯玉仍然要烧他的炼胶锅炉，仍然要整天被熏得黑不溜秋，像个非洲丛林里跑出来的黑人，他仍然被他们不时扣去血汗钱的工资。一个在炼胶车间的工人，一个被别人管的人毕竟是属于“人微言轻”的角色，想要告倒管着他的人，谈何容易？有一次，索伯玉在连续被扣了四个月工资之后，就抱着一种破碗破摔的心理，于是就打了一份措辞严厉，抗议夹带着辱骂的停薪留职报告递给了那些厂里的大脓包。然后回车间毅然决然关闭了一炉正在熊熊溶烧的橡胶水。其结果是让这个扣去了他四个月工资的翻胎厂最少是损失了比之一百倍金钱的惨重代价。索伯玉最终仰天长叹地回了家。那情景有点英雄末日壮怀激烈的豪情气概。
过后没几天，索伯玉带着他的一个女同事叫洪兰芬的来到我住处。索伯玉指着洪兰芬对我说，她和我一样，都是不甘我们厂那些乌龟王八蛋的羞辱，和我一起停薪留职了！……我打量着洪兰芬，是一个长得还算清秀的20来岁的女孩，长一脸青春痘，头上很随意地扎着一根马尾巴的发辫，从洪兰芬身上散发出一种特别的女人味道。她家不是青佛城本地人，她父亲是南下干部，原来在县税务局当着局长，在她读高中一年级的那一年夏天，她父亲到青佛江游泳，不慎掉进漩涡溺水身亡。父亲死后，一家人自然就陷进困顿。她和一个姐姐，就靠原不必上班现在只能到化工厂做临时工的母亲挣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高中毕业后，姐妹俩相继都去上山下乡。此后的经历就和索伯玉差不多。由于是南下干部家庭出身，洪兰芬骨子里就有了与青佛城本地的女孩子的不同之处。这不是在衣着打扮上的不同，也不是在优越感上，而是在言谈、举止、神态、气质上都有别于青佛城本地的女孩。土生土长的青佛人由于祖祖辈辈蜗居在一个相对闭塞和逼仄的小城空间里，这儿的人难免显出小城人的一点土气、呆板、迟钝和怯懦。不像洪兰芬她们这些上辈人从外地来的南下干部，大都是经过南征北战，九死一生的经历，是见过大场面和大世面的。听人说，洪兰芬父亲在世时，为人正直豪爽，胸怀坦荡，性格开朗，即使遇到什么难事都处事不惊，想得很开，就是人们所说的拿得起、放得下那一类型的人。可惜的是，她父亲死得早。人是离不开遗传基因和生长环境的。洪兰芬大概就是继承了父亲的基因，举手投足都像她爸。她的性格开朗豪迈，脸上总带着明亮的微笑。在洪兰芬的身上仿佛能看到她父亲的生活影子。虽然她是个女孩子，亲历父亲突然溺水身亡的不幸，后又遭遇上山下乡的磨难，再是工作分配到不理想的轮胎翻制厂等生活不公，但她因为有阳光灿烂的性格你从她脸上看不出有不幸的生活阴霾，她仍像一只翩翔的花蝴蝶在翻胎厂里飞进飞出，更像个小男孩的性格，大方、果敢、无拘无束。作为一个女工，她敢和索伯玉结成一个死同盟，和厂里那些被索伯玉称为大脓包的领导对着干，单凭这一点，就很能说明她不是一般的女孩。洪兰芬也是知青回城和索伯玉同时安排在炼胶车间。洪兰芬对自己被安排在炼胶车间也相当不服气。她认为女同志是不该安排在炼胶高温炉前，特别是那些有毒气体，对女子以后的生育会有影响。
洪兰芬一点也不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又是和我第一次见面而惧生。她在我面前大倒苦水说，我是高中生，在学校还学过画画，我的油画还曾参加过市展，并获过奖。可是我们厂那些不长眼的领导，硬是把我安排在全厂最苦最累的炼胶车间当烧胶工。黑脏我倒不怕，就是那炼胶的臭味和异味，让我受不了，我有时一天要呕吐好几回。我曾多次向他们提出，不要把我一个女人安排在炼胶车间。你听厂长怎么回答，厂长说，你想换工种，都怕炼胶车间，想来厂里享清福，我这个轮胎翻制厂不是福利院。话说得多呛人啊！我没法，只有这样和索伯玉一班一班地上。但还是常常要看他们的臭脸，稍微不留神，迟到三分钟，就和索伯玉一样被扣工资……
从洪兰芬向我倒出的苦水里透给我一个信息：索伯玉厂里的领导们，确实有些不近人情和霸道，对她和索伯玉的遭遇我表示一种深深的同情。
这时，索伯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在我书桌上展开，说，反正我们不在轮胎厂干了，这报上说可以允许个人自己开商店做生意，我们想搞个体经营，自己来开店。报纸是一家省报，头版头条刷着赫然醒目的大号标题：个体经商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下面还附有一个小标题：应该鼓励个体劳动者大胆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商做生意。这是1980年春天的事。报上这种提法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我一下子就被这张报纸吸引住了。我把报道的内容从头至尾认真看了一遍，上面介绍了当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始出现一批从事个体经商做生意的现象。针对当时社会对这种现象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报纸评论员给予了强有力的回答：个体经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是姓“社”而不姓“资”。这种带有肯定性和明确性的评论，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是需要相当的胆识的。它不啻晴天响起的一声惊雷，让人震撼和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