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直道”观贯穿于修身与为政，即修德、行仁（实行仁治）的目标之中，有着强烈的实践指向。对儒家而言，中正方大君子人格的根本性基础就是一个直——修身之直道，因而儒家的“修道”观，首修其“直”。《中庸》“率性之谓道”，“直”在其中；朱子“直内而修身”，“立心以直也”，是对儒家修身之直道的概括性说法。无直道即无公道与正道可言。由此，修身之直道与为政之直道二者相通，这种实践指向的逻辑通路之基点可以“动直则公，公则溥”一语概之。直—迣—果—简—行—义，则可作为一种判断是非之伦理感的扩充模式。
中国儒家的“直道”理念，源远流长。《周易》坤卦的“直方大”，《诗经·小雅·大东》的“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尚书·洪范》的“王道正直”，直至《论语·卫灵公》明确标示的“直道而行”，其内涵都有着强烈的修身与为政之道的实践指向，并充分显示了儒家在修德、行仁（实行仁治）即修、齐、治、平的理想目标中，将“直道”理念一以贯之的事实。我们从汉语中“直内方外”、“直节劲气”、“直言正谏”、“直言谠议”等成语的出现，也可理解修身与政道之“直”的内在关联。
然而对“直”的原始义理的阐释，恐怕要算1973年出土文献《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这一文献被庞朴称之为儒家思孟学派“‘孟氏之儒’或‘乐正氏之儒’的作品”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66页。，并称其“给解开两千多年未得其解的思孟五行说之谜，带来了一把钥匙”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页。。《长沙马王堆帛书五行》在第十五章《经》部与《说》部分别两次出现“中心辩焉，而正行之，直也”[日]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281页。。《说》部还有深度解释：“正行之，直也。直而遂之，迣也，迣者，遂直者也。”[日]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日本学者池田知久分别对《经》、《说》部作了译释：“以心的内在方面判断事物，并且正确地去实行它，就是抱有正直的心。”[日]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所谓‘以正直的心为本，并且达到最终的阶段而完成它，就是心胸变得舒畅’，所谓‘心胸舒畅’，就是达到最终的阶段而完成正直的心。”[日]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这一对“直”的释义之所以可作重要参考，关键在从中可察见出由内心而“辨”（判断）是非的伦理感。思孟学派之后，荀子对“直”有过很好的解释：“是谓是、非谓非曰直。”（《荀子·修身》）荀子的弟子韩非子尽管不是儒家，但其解释却符合儒家伦理范畴：“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公心不偏党也。”（《韩非子·解老》）由此可见，荀子、韩非子训“直”也都涉及伦理的根本问题。所以许慎《说文》以“正见”训“直”，而段玉裁注为：“《左传》曰‘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其引申之义也。见之审则必能矫其枉，故曰‘正曲为直’。”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34页显然，这里“正直为正，正曲为直”二语中的第一个“正”字为动词（“正直”意即将直者放正，此“正”字近于“端正”之义；“正曲”意使曲者变直，此“正”字与“直”则有相同内涵。二“正”字文相同而义各别。）。而此中亦可透见“正直”一词在《左传》中出现的意义所在。由此，我们亦能很好理解何以最早版本的《辞源》对“直”的第一条解释为：“正也。《书》‘王道正直’。”方毅，等编校《辞源》（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午集第126页。而《广雅释诂》释“直”为“义也”《中华大字典》（上），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午集目部第248页。，亦是渊源有自。联系到“德”与德的异体字“惪”的古义，更可看出其从直、从心的造字初旨。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从中透见儒家“直道”伦理的逻辑线索及其对整个中国文化贯穿渗透之路数的清晰性。
现代新儒家不少人物也充分关注过“德”与“直”的原义及其关系。被人们称为现代醇儒的马一浮，就从义理角度提起过“直”字与“德”字的内在关联，并认同“德”是后起字。他在《复性书院讲录》中指出：“正直皆具大义也。惪，从直、心。会意。（德是后起字，本训升。）即表正直是心之本相。既无偏曲，自无时不中。故正直兼中义。”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可见，“德”作为后起字与“直”的关联就在其源于“直”，乃“直”加“心”及“彳”而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中“正直是心之本相”，实可作一哲学命题。事实上，马一浮在相关论述中多次用了这一命题：“《论语》：‘人之生也直。’此直字，全表性德。……敬以直内，义以方外，都不费安排，非涵养用敬之久，亦不能体会到心相本直。”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一、修身之“直道”
如果从上述马一浮“正直是心之本相”的命题来上溯《周易·坤卦》六二爻辞云：“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就能很好理解六二爻辞为什么要说“不习无不利”一语。在马氏看来，人之生也直，自然而然、不费安排，所以才是“心相本直”。但不要忘了马氏后两句话更重要，“非涵养用敬之久，亦不能体会到心相本直”。所以从这两句话来上溯《坤·文言》所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也就能更好理解“敬义立而德不孤”了。其实，借助于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我们也许更能入其堂奥，程颐在解释“不习无不利”一语时说的是“不习谓其自然”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8页。，而不像朱子释“不习”为“不待学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38页。。程颐如此解说：
由直、方、大，故不习而无所不利。不习谓其自然，在坤道则莫之为而为也，在圣人则从容中道也。孟子所谓至大至刚以直也。……于坤，则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8页。
这个“习”，在程颐眼中大致是“人为”之意，因为就坤道而言，其“自然”就体现在“莫之为而为也”。然而紧要的是“直、方、大”是“不习而无所不利”的前提。所以程颐对上引《坤·文言》那段话，他的解说是：
直言其正也，方言其义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义形于外，非在外也。敬义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为疑乎？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12页。
马一浮的“非涵养用敬之久，亦不能体会到心相本直”恰好应合了程颐“敬义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这一解说。在程颐看来：“直”是说品性纯正，“方”是指应事合理义。君子以恭敬的态度使内心正直，以合理义的行为随时处事。只要能做到内有恭敬之态度，外可适当地处事，便自然广布美德，不致孤立。所以正直、端方、宏大者，自然不会常处不利局面，其立身行事也就不必过于多疑。所以，“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句话中的“直”为动词，意在保持内心正直，即以敬来直内；而“义”亦作动词，意在义以行事，将这个“义”来方正外面。朱子说得好：“敬立而内自直，义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内，以义要去方外，即非矣。”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39页。朱子的深意仍在涵养纯熟，自然而然，从容中道。所以他倡导涵养主敬之工夫，要于人“未发之际”，要在未应事接物时便存养主敬。因而洒扫应对进退等所谓小学之功，实质上已被朱子视为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本。所以儒家讲德，若不能得之以内，得之以心，而是每遇事都要作意强充，便不得要领，正如朱子所言“即非矣”。这也正是马一浮所说“非涵养用敬之久，亦不能体会到心相本直”的旨意。现代新儒家大多人物都接续并肯认宋儒的“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0页。一说。
值得强调的是：直、方、大——直是基础。没有直，也就没有方；而没有直、方，更无“大”可言了。所以程颐指出：“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朱子更进一步地说：“惟直方故能大。”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38页。程、朱都已然洞见由直发展到方、由方继而为大的过程与特点。朱子还特别强调了直与方的特点所在：“‘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无纤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39页。所谓“直上直下，胸中无纤毫委曲”，当然是简易的修身之道。程颐就视敬以直内为：“此道最是简，最是易，又省工夫。”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9页。“居敬则自然行简。”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7页。所以牟宗三说：“简易才能‘直、方、大’，不简不易，弯弯曲曲，出小花样，做小手脚，这种人没有什么意思，这种生命没有意思的。”牟宗三：《周易哲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牟宗三认为全部儒家的道德修养都在《坤·文言》所讲的“直、方、大”、“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几句话上，这是了解中国哲学最核心的地方。所以这也正是二程、朱陆等极有人格的大儒，都喜欢讲直、方、大的本旨所在，程明道的修身诀就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八个字。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有两个概括性的说法：“直内而修身。”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页。“立心以直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2页。所以，对儒家而言，中正方大君子人格的根本性基础就是一个直——修身之直道。因而儒家的“修道”观，首修其“直”；《中庸》“率性之谓道”，即循本性善之道而行，可谓“直”在其中。据此，无直道亦无公道与正道可言。这一实践指向的逻辑通路值得高度关注，这点我们后面还要加以论述。
质言之，人生直道亦即是人格成长中最为重要的“正直”要素与过程。《大戴礼记》中就倡导“君子直言直行”高明译注：《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97页。与“信而好直”高明译注：《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31页。的人格，这种人生直道是保证人立于社会中而能够“置方（周书作直方）而不毁，廉洁而不戾，立强而无私，曰经正者也”高明译注：《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72页。的前提。高明注译的《大戴礼记》解“不毁”为“不瓦合，即不随便阿附他人”。解“立强”为“直道而行”高明译注：《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72页。。可见，这个“直”，与“正”是直接关联的。《论语》中的“直”论，多有正直之意。从最具始源意义的“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杨伯峻解为“人的生存由于正直，不正直的人也可以生存，那是他侥幸地免于祸害。”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页。，到人格早期成长过程意义指向的“友直”（《论语·季氏》）（同正直的人交友，则能知己之过）、“质直而好义”（《论语·颜渊》）（品质正直，遇事讲理），到人群相处中的“以直报怨”（《论语·宪问》）（拿公平正直来回答怨恨。陈荣捷解为：“无论如何，儒者所说的直，是指绝对的不偏不倚，它是从义理之当然，而不是从个人之嗜好着眼。”“所谓直者，绝非如西方人之所解释为报复之义，或为《圣经》旧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之义。夫不念旧恶，为孔门明教。此所谓直者乃‘人生也直’之直，即合乎道德正义之意，不外谓报怨应以道义为主，不应以感情用事耳。”陈荣捷编著：《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直道而事人”（《论语·微子》）（正直地处事处人），再到社会政治运行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论语·卫灵公》）的说法，都极其充分地证明了“直”与“正”的内在关联，终而导致孔子“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命题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