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取舍。就是：这篇文章里说什么，不说什么。为了把要说的内容说清楚，可说的话总是很多的。好比一个病人看医生，他总是愿意把他的感觉，把他自己留心到的种种情况，一股脑儿都告诉给医生，唠唠叨叨说个没完，其实，他所说的那些，真正有助于医生诊断的，并不太多；有时候，他如果发现医生对他说的不太理会，心里还很不高兴。这也难怪，因为他不懂医学，不知道哪些是与说明病情有用的，哪些是无用的。有修养的医生对病人那些无用的话也肯耐心地听，从他唠叨的那许多话里选择出有用的来，和自己的诊察以及检查、化验等提供的材料相结合，作出诊断。写文章不能像不懂医学的病人那样唠叨，我们不能要求读者耐心去读些没有多大用处的闲话。我们自己要选择。要拣最有用的来说，无用的不说，用处不大的少说。
一是轻重。就是：这篇文章里要着重说什么，仔细说什么，围绕着这个着重点，也为了把这个着重点说清楚，说够，还需要连带地说些什么；这些连带着说的，也得再分分轻重，哪些略多说一点，哪些只要说到就行。
上一次讨论之中，咱们多次说到“得体”，最后留的思考问题中也有一问：什么是“得体”？得体的内容是很多的。总括说一句：针对你的对象，为了达到你的目的，说些什么，怎么说法是最恰当的，这就是最得体的。该说的没说，不该说的说了，该这样说的那样说了，就是不得体。写文章要得体，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到这里，再进一步就是整篇的设计了。这篇文章宜于分哪几个部分，包含哪几个层次，这几个部分、几个层次的先后次序宜于怎样安排。这时候，脑子里就有了一个粗线条的轮廓了，或者说，文章的基本架子就已经搭起来了。文章里用些什么材料，怎么组织这些材料，用什么调子说话，从而用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些都有了谱了。平常说的“构思”“打腹稿”，指的就是前边说的这一整套的考虑，并不是说先在脑子里写成个初稿。在构思、打腹稿的过程中，想到一些关键性的话，甚至想到一些重要的必需用的词语等等，都是可能的，也是需要的，然而不可能也不需要形成整篇的文章。把构思、打腹稿的结果写出来，那就是平常说的提纲、要点之类，并且可以包括“详”“略”“正”“反”“例”“数”以及关键性的话或词语和一些提示性的注、符号之类。
这时候提起笔来，大概就会“下笔成文”，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不会感到枯竭了。当然，还有斟词酌句，反复修改的工作要做，并不是打好了腹稿就有了好文章的。不过，无论如何，写文章必须从整篇考虑起，先打好腹稿，这个步骤是不可缺少的。
那么，就练习写文章来说，也就是为了进行自我训练，达到提高写作能力的目的，应该怎样着手呢？是不是打好了腹稿就马上写整篇的文章呢？请你先考虑考虑，下次咱们来讨论这个问题。
（选自《张志公文集》第三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
字、词、句
语言与文字（叶圣陶）
文字根据语言，并不是直录语言。语言或不免拖沓、脱节、似是而非，这些毛病在文字中必须除掉。只有写对话，为了妙肖其人的口吻，才是例外。我们说某人善于说话，并不是说他能够花言巧语，只是说他能把一些意思说出来，通体完美，没有拖沓、脱节、似是而非等毛病。假如是这样一个善于说话的人，他写文字尽可以直录语言，怎么说就怎么写。可惜这样的人不多。多数人说话总是噜噜苏苏、支离破碎，临到没有办法就随便找一个词拉一个句式来应急。你只要在会场中听五分钟的演说，就会相信这个话并非过甚其词。一般人主张作文之前须有一番周密的考虑，作成了文字又须经一番精审的修改，一半固然在求意思的圆满妥帖，一半就在求语言的完美。这里说“一半”也只是勉强分开，实际上两个一半是一回事。意思若不圆满妥帖，语言就无论如何不会完美；语言若不完美，意思虽圆满妥帖也无从充分表达。
求语言的完美，学习论理学、文法、修辞学，是一个办法。论理学告诉我们思想遵循的途径，使我们知道如何是合理，如何便不合理。文法告诉我们语言的习惯，使我们知道如何是合式，如何便不合式。修辞学告诉我们运用语言的方式，使我们知道如何是有效，如何便没有效。多数人说话往往欠完美，指摘起来虽有多端，但是总不出不合理、不合式、没有效这三项。他们绝非明知故犯，只因没有意识到合理不合理等等问题，就常在口头挂着破破烂烂的语言。其中有些人又误认为文字就是直录语言，就常在纸面上涂上破破烂烂的文字。现在从根本着手，对合理不合理等等问题考查个究竟。待到心知其故，自会检出哪些语言是不合理、不合式、没有效的，剔除它们，不容它们损坏语言的完美。
不学习论理学、文法、修辞学，也未尝不可；但是要随时留意自己的和他人的语言，不仅说了听了就完事，还要比较、要归纳，这样说不错，那样说更好，这样说为了什么作用，那样说含有什么情趣。这样做，可以使语言渐渐接近完美的境界。还可以随时留意自己的和他人的文字。文字，依理说，该是比语言完美，但是也要比较，也要归纳，看他是否完美。如果完美，完美到什么程度。这样随时留意，实在就是学习论理学、文法、修辞学，不过不从教师，不用书本，而以自己为教师，以自己的比较和归纳为书本罢了。所得往往会与教师教的书本上写的暗合。教师的和书本上的经验原来也是这样得来的。
现在学校教国文，按照课程标准的规定说，要带教一点文法和修辞学，实际上带教的还很少见。如有相当机会，还要酌加一点论理学大意。例子以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读本上的文句，作文练习簿上的文句为范围。这样办，目的之一是使学生心知其故，语言要怎样才算完美。从前文家教人笔法章法，练字练句，也大致着眼在语言的完美上。他们对自己的和他人的口头语言虽不措意，可是所讲文字之理实在就是语言之理。从前有些人看不起这种讨究，以为这是支离破碎的功夫；他们有个不二法门，就是熟读名文，读着读着，自己顿悟。他们的想头未免素朴了些，然而他们的取径并没有错。熟读名文，就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追求语言的完美。诵读的功夫，无论对语体对文言都很重要。仅仅讨究，只是知识方面的事情，诵读却可以养成习惯，使语言不期然而然近于完美。
知识方面既懂得怎样才算完美，习惯上又能实践，这就达到了知行合一、得心应手的境界。于是开口说话，便是个善于说话的人；提笔作文，便是个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能手。善于说话的人与作文的能手若称为天才的，那天才成因一定有十之八九是自己的努力。一个人在还不敢自信是善于说话的人的时候，不要谈直录语言，怎么说就怎么写，而要在动笔之前与成篇之后，下一番功夫求语言的完美。一篇像样的文字须是比一般口头语言更完美。
1943年3月10日发表
（选自《叶圣陶集》第15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6月）
文字和语言（沐绍良）
写作时，造句和用字，必须力求大众化。大众无法了解或无法听懂的句法和字法，都应该避免。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到：“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从前的读书人，大都把自己的文章，看作沽名钓誉，升官发财的工具；因此在写作文章时，就尽力卖弄自己的才学，刻意求取主子的赞赏；用字越古越好，造句越奇越妙，务使读起来叮叮当当，“掷地作金石声”；不管人民大众，是否能够懂得。据说宋祁和欧阳修合撰《新唐书》的时候，常喜欢用僻字更改原文。当时欧阳修不以为然，却又不便直言反对，就写了“宵、寐、匪、祯、札、闼、洪、庥”八个字，给宋祁看。那宋祁不知欧阳修故弄玄虚，暗中在取笑他，反而问他是什么典故。后来欧阳修告诉他说：“这是我学你修唐书的方法呀，宵、寐、匪、祯，等于夜、梦、不、祥；札、闼、洪、庥，等于书、门、大、吉。”这一种文人的习气，我们在今天看来，多么可笑！
现在时代已经不同，对于文章，我们已不应再照过去的那种看法，而应该认为它是教育大众的工具，斗争革命的工具了。因此在写作时，用字越浅显越好，造句越明白越妙，务使人人看得懂，能够充分发挥教育大众的作用，产生斗争革命的力量。否则，你的文章要大家团结起来革命，人民大众却都不懂，岂不是等于白写？你这个司令岂不等于“空”军司令或无兵司令？如果放弃了现代化的武器（大众语），你的火力还能够打击敌人吗？
目前流行的白话文，虽然已比文言文进步不少，可是它的本身，实在还有着很大的毛病。这毛病就是有许多文句和字眼，都与人民大众的言语不相符合。因此把这种文章朗诵起来，听的人就不能完全懂得。试看下例：
1.唐敖因风头略小，立在舵楼，四处观望。只见船旁这座大岭，较之东口麟凤等山，甚觉宽阔。远远看去，清光满目，黛色参天。（《镜花缘》第三十九回）
2.一月十九日晨，是雪后浓阴的天。我早起游山，忽然在积雪中，看见了七八朵大开的蒲公英。我俯身摘下，握在手里——真不知这平凡的小草，竟与梅菊一样的耐寒。（谢冰心：《蒲公英》）
上文第一例的“略小”“较之”“甚觉”“参天”，以及第二例的“晨”“俯身”“竟与”等，都不是民众常说的言语（照瞿秋白的说法，是陈死人的言语），不易使民众了解和接受的。所以这种文章，虽然是“白话文”，实在还不够大众化，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例如说“略小”，不妨改为“小一些儿”；说“较之”，不妨改为“比较”。这一种改革，似乎近于烦琐，却为文章大众化的必要条件。
在句法上，也是如此。你说“甚觉宽阔”，就不如说“觉得很宽阔”；你说“浓阴的天”，就不如说“暗沉沉的天色”。通常爱写这一类陈旧句法的作者，如果写作的时候能够随时检点，就可以改正过来的。
练习：
1.试修改下列文章：
滑翔总会今天成立了！希望滑翔总会自今天起，负起这伟大的时代责任，向全国积极推动，务使每一个中学均设一滑翔部，使大、中学生，不分男女，人人都视操纵滑翔机如篮、足球，如舟车、骑马。航空普及了，自然产生杰出人才。新中国的青年都要飞上天去！这是国家的命运所系，也是青年的幸福所在。
2.试用本地民众所懂得的地方语，写一篇短文。
（选自《写作指引》，大成出版社，1949年）
论用字（章衣萍）
用字是作文的初步。一篇文章是由许多句子集成的，一个句子是由许多字集成的。章士钊说：
句，集字而成者也。如《孟子》云：“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共九字为一句，分视之则为字，合视之则为句，此字与句之区别也。
（《中等国文典》，）
用字是作文的初步，也是作文的根本。文学是字的艺术，字是文学的媒介物（Medium）。文学不能如绘画、雕刻一样，使我们直接看见物体，一目了然，也不能如音乐一样，使我们一听见便能引起感情。一篇文章，无论是一篇小说，一篇谈哲理的论文，一篇有趣味的游记，都非用许多字作媒介不可。但是文学却有绘画、雕刻所不能表现的地方。文学较之绘画、雕刻更能表现繁复的思想、情感和各方面的人生。
字是文学的媒介物，所以一篇文章做得好不好，要看用字用得好不好。古人说：“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但是用字同用兵不同。用兵要多，用字要少，用字用得好，能以很少的字表现繁复的思想。古人作文多注意“炼字”。美国小说家欧·亨利…（O．Henry）很注意用字，常常带着一本字典在袋里。替欧·亨利作传的斯密士（C．Alphonse…Smith）说：“《伟氏词典》是欧氏的好友。他不仅把字典当作参考书，并且把它当作理想的来源（a…source…of…ideas）。”法国小说家弗罗贝尔（编者按：即福楼拜）教他的学生莫泊三（编者按：即莫泊桑）做小说，也说做小说最要紧的是选字，因为一件事物有一件事物的个性，一件事物只有一个适当的言辞去表现。中国古代文人也很讲究用字的。所谓：
吟安一个字，
捻断数茎须。
便是诗人用字艰苦的表现。唐朝诗人贾岛的“推敲”，也是文学史上有名的例子。
我们知道用字的重要，则作文时对于用字不可不十分注意。我以为用字要注意的，大略有四点。
一平易
初学作文的人，用字应该用现代的普通平易的字。所谓现代普通平易的字，就是使同时代看的人容易懂。从前做古文的人，有个很坏的脾气，便是做文一定要拣人所难懂的字，以为不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学问之高深。明代陶奭龄著的《小柴桑喃喃录》中有这样一个笑话：
元末闽人林釴为文好用奇字，然非素习，但临文检书换易，使人不能晓。稍久，人或问之，并釴亦自不识也。
（明代陶奭龄著《小柴桑喃喃录》卷上）
作文竟做到自己亦不认识的地步，这真可以不做了！
同这相反的例子，是白乐天的作诗法：
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
（惠洪：《冷斋夜话》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