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美松
闽都文化自唐宋以来，一直传承的是中国儒学传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深厚的儒学文化内涵，其中尤以闽学的影响最为深远，从而造就许多诗书继世、科甲联登的名门硕儒和显贵世家。由于清初朴学的影响，特别是晚清以后“经世致用”实学主张的传播，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如孟超然、郑光策、陈寿祺等接连担任鳌峰书院山长，相继倡导培养“明体达用”人才，对他们的学生产生很大的启迪和诱导作用。因此，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时势下，特别是在列强发动鸦片战争和多次侵华战争中，许多爱国忧时的文化人开始思考救亡图存、变法图强之路。鸦片战争之后，福建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许多文化人有机会接触西方的先进文明。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在强烈爱国心的驱使下，努力寻找济时报国之路。他们积极唤醒民众，在政治上强烈呼吁实行变法维新，在经济上倡导兴办新式实业，在文化上倡行新式教育，创新学术研究方法，推动移风易俗，因此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开启了一代新风气。
李鸿章曾称“闽开风气之先”，实在是对近代福建人历史作用的正确评价。闽都仁人志士在开创中国近代新风气方面，实以文化界的表现最为突出，影响也最大。福建特别是福州的文化人，在我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型与新文化体系的建构上作出过巨大贡献，包括思想上引进西学，政治上力主变革，教育上创办新学，文学上沟通中西文化，学术上开启各社科研究，办白话报，开印书馆。福州仁人志士的创新与贡献，举其荦荦大端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政治施为方面。1839年林则徐奉命作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办外国不法商人走私进口鸦片，进而公开销毁烟毒。这一举世震惊的历史性事件，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在这活动中，林则徐为了知己知彼，了解“夷情”，并为了熟悉相关的国际社会情况与经济贸易、外交法规，他组织许多人搜集并翻译有关的国外信息资料，翻译而成《四洲志》、《华事夷言》、《各国律例》等。他率先开始了官员认识世界的政治活动，从此打开国人认识西方世界的窗口。林则徐无愧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继之而起的是他的女婿兼外甥沈葆桢，通过创办福建船政，开始了中国大型造船工业基地的建设，同时也开始了中国近代先进教育基地和先进文化传播基地的建设。在沈葆桢手上，不仅开始了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创办和管理，实现了造船业近代化的历史性进步，更重要的是通过创办福建船政学堂，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引进科学技术人才，引进科学的教育方法（如实践课程、实验教学、留学深造），使教育出现全新的局面。正如他在题联中所称：“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他以新的教育方法，培养出大批引领中国近代化的优秀人才（包括科学家、军事家、外交家、实业家、航海家、翻译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等等）。他不但主持建造一批舰船，而且训练出近代第一支海军。其后，沈葆桢又奉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巡视台湾，与侵占台湾的日本侵略者，展开外交斡旋与军事围攻，终于逼迫日军退出占领区，收复台湾。这是近代中国在对外军事斗争中唯一的战役胜利。随后，沈葆桢又开始积极谋划，采取一系列措施防卫和开发台湾。台湾从此开始了全面的开发建设，为其后的近代化发展奠定基础。由上可知，林则徐与沈葆桢都是作为封疆大员，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时期，以高远的目光和深沉的谋略，保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和领土完整。他们不愧为近代开风气之先的伟大政治人物。
闽都人开启中国近代文化新风
如果说，林则徐、沈葆桢位高权重且有深谋远略，是清王朝高层中的有识之士，那么由沈葆桢创办的船政学堂中培养出来的众多学生，则多是出自下层平民，他们受到新式教育之后，成为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作为命世之英，领军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教育、科技以及实业领域的全新风气。
在思想文化领域，闽人多出开风气之先的志士。严复是船政精英中之佼佼者。他凭借聪明和勤奋，在学习中“履列优等”，又以其远见卓识，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留心西方人的社会生活与制度文化，因此在回国之后，经历甲申中法马江海战、甲午中日黄海战役，目睹清政权的专制独裁与当政者的腐朽颟顸，基于强烈的爱国情愫，从1895年起，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四篇政论文章，如《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辟韩》等，强烈抨击专制制度与科举制度，呼吁“救亡图存”以警醒国人，称“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他反复申言维新变法以保种图强，为其后的“戊戌变法”奠定理论基础，制造舆论先声。嗣后，他又选择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八大名著，一时大受欢迎，不胫而走，风行海内，造就他启蒙思想家的不朽声名。
差不多与此同时，福州人林纾在同样毕业于船政学堂的王寿昌、魏翰等人的配合与支持下，开始了大量翻译西方文学著作的活动。他持之以恒地从事翻译，共出版了一百八十几部西方文学著作，为国人打开一扇认识西方世界的窗户，人们借此可以了解西方人的生活、思想与情感。也开启了国人认识西方世界的新时代。康有为称“译才并世数严林”。的确，严复、林纾二人以翻译的特殊方式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思想。在这时期，还有福州人陈季同，同样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1877年后，担任清政府驻德国、法国大使馆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兼奥、荷、丹、比四国参赞。他在20年的外交生涯中，凭借聪明才智和爱国热忱，热情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不仅常在巴黎上流社会发表精彩演讲，让西方人认识华人的风采；而且还发表多部用优雅的法文撰写的大量关于中国的著作，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介绍中国历史与文化，如《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戏剧》、《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故事集》、《中国人的娱乐》、《中国人笔下的巴黎》、《吾国》、《黄衫客传奇》、《英勇的爱》等著述或译著，为西方人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门，堪称第一位促进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使者，同样为沟通中西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成为19世纪末在欧洲最有影响的中国人之一。1895年，陈季同还为反对日本侵略者霸占台湾，与许多爱国志士一起建立“台湾民主国”，担任外交部长职务，负责起草民主国“宪法”，开启了中国制定国家宪法的先声，其影响十分深远。
1898年夏秋的“戊戌变法”运动，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103天，但其产生的影响却极其深远。福州人林旭，年方23岁，以极大的爱国热情，积极参与变法活动。他受任以四品卿衔作为军机章京在枢廷行走，成为光绪皇帝的得力助手，负责起草诏令。光绪帝的诸多变法谕令多出其手。他最终惨遭杀害，赍志以殁，但也以此昭告天下，在专制统治下，没有不流血的变革。志士仁人受此启发而寻找其他的变革路子，因而有了辛亥革命的大爆发。
近代福州人在文化教育和思想学术方面的维新变革与“开先”贡献，最具影响力且成效卓著者乃在于创办新学与推行各种新文化的活动。其中取得突出成就、产生重大影响者有林启、林白水、陈宝琛、王眉寿、黄展云、高梦旦、郑振铎、朱谦之等人。
林启（1839～1900），侯官人，清光绪二年（1876）中进士并入翰林，历任御史、陕西学政、衢州知府等。他勤于学习英文、日文，因此成为开明官员。在衢州任上，林启劝课桑蚕，整顿正谊书院，新立12处义塾，成绩卓著。光绪二十二年（1896）任杭州知府，期间重大政绩在于兴办教育，创立三所新式学堂，开创浙江近代教育的先河。
林启就任杭州知府之初，首先整顿东城讲舍，订立新学规，调整教师队伍，增添图书资料。同时，增设西学课程，由此带动杭城其他几所书院改变学风。接着他开始创办几所新学堂。他提出：“立求是书院，综中西之学，以淑成人；立养正书塾，授童蒙经，兼导以欧洲普通之学；修东城讲舍，课经史策论，俾杭士通晓时务，以归本于道德；开蚕学馆于西湖，延东人（按：日本教员）蚕业之良者，以教学徒。”从四所学校的设立可见，林启创办学堂推陈出新之处正在于引进西学、东人，注重时务实业，中西兼习，德业并重，故所成就者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