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
清代初年，清廷的华侨政策乃是视华侨为“弃民”的政策。康熙五十一年（1712）有诏：“久居海外者，该督行文外国，解回正法。”雍正五年（1727）又下令“其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1860年以后，清廷的华侨政策有了重大调整：“自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抛弃其禁止对人民出国谋生、侨居的措施，转而对华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争取、控制和利用的政策。”何丙仲《厦门碑志汇编》抄录的“署漳州府海澄县正堂”于清同治十年（1871）“告示”的《示禁碑》，即是清廷华侨政策调整的证物之一。该《示禁碑》文就“丐首胆敢欺视外国初回，人地生疏”的华侨之事件，由地方长官（海澄知县奉汀漳龙道公文）出面严禁恶丐劣行。
据我闻见所及，闽都学人陈宝琛于1885～1909年在闽居住期间，有如下涉侨言行：
1.闽都学人王元稚逝世后，其子王祖谷等8人“衔哀谨述”的《哀启》记：（光绪）“十二年（1886）七月省垣大水，视三年尤酷。先严倡募闽灾赈，躬谒陈弢庵太傅之门，吁请总持其事。募赈之函，达各行省并及外洋，先后集得三万余金。函稿皆先严一手经理。”据此可知，此次募赈范围包括了“外洋”之华侨，“总持其事”者是陈宝琛。
2.王祖谷等人的《哀启》又记：“庚子夏，省垣疫症盛行，复被水灾，罹灾疫者数万人。经陈弢庵太傅函邀，先严赴南洋各岛募赈。时先严年届六十，不惮波涛万里之行，往返五阅月，在新加坡各地募得十余万金，悉汇回由陈太傅转付散赈，救活者无虑数万家。”
查《福建省志》之《大事志》记：“是年，鼠疫从闽南传到福州，南营有一家大小11口全死，连到他家致唁的亲属也死在其家。”
“庚子”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3.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批准陈宝琛出任“福建铁路公司总理”。
该公司之《暂定章程》规定：“本公司专招华股。凡我华人之侨居外洋各岛者，但查实系华人，即得与股。”该公司之《招股章程》则规定：“本公司专招华股，如有为外国人代购股票，及将股票转售、抵押于外国人者，本公司概不承认。”
1906年，陈宝琛亲赴南洋各埠，包括爪哇、息力、槟榔屿、海珠屿、威雷斯、太白腊、吉隆、巴达维亚、茂物、万隆、南齐下吉、加里巴丹、三宝拢等地，向当地华侨“招募华股”，共募股170余万元。
4.1906年，陈宝琛《舟行南海，日行两山间，苏门答腊东群岛也》有句并注曰：“月午西风吹密箐，分明文岛豸啼声荷属文岛，待华傭最虐，其诱卖者谓之猪仔。近有湖南广西某某皆以诸生罹诸毒苦。”
同年，陈宝琛又有句曰：“无田可耕乃到此，时节先垄宁忘怀。积资难餍乡里望，有吏如虎胥如豺！中伤不售恣剽劫，要赎殃及坟中骸。令君见惯厌雀鼠，循例批答谁亲裁？部文宪檄只益怒，上吁无雨空闻雷。”
清廷的华侨政策调整与陈宝琛的涉侨护侨言行
陈宝琛在其诗作里反映了华侨在居住国、在祖国遭遇的欺压，反映了维护华侨正当权益的观念。
附带言之，清代末年成书的《光绪朝东华录》记：“华商回籍后，地方胥吏，遇事刁难，里族莠民，或诈取重贿，或勒令捐资，不得已据情控诉，官不为理。甚至挟资归来，不数月而荡家破产者……”所记正与陈宝琛反映的状况相一致。
清廷华侨政策的调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表现。在贯彻调整后的华侨政策方面，闽都学人陈宝琛与焉。
2012年11月12日中午
〔作者简介〕汪毅夫，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
本文主要有：清廷的华侨政策调整与陈宝琛的涉侨护侨言行、深化闽都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闽都文化论、三次全球化下的闽都文化及中国现代化等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