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中国哲学史家、佛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石峻先生，不幸于1999年4月15日逝世。石峻先生1916年生于湖南零陵县（今永州市），曾用名石易元、石凤岗，字柏宓。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留校任教。此后的60余年间，他先后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诸多领域建树颇丰，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学术观点和学派风格。
石峻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总结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成败得失，重视探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注意研究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中外各种哲学学说，新中国成立后又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哲学的研究，为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而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体系，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石先生曾发表《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的长文，系统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80年代初期，在反思和总结建国30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石先生又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要进一步科学化》、《哲学史研究随想录》、《开展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等一系列文章，进一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关系，特别是针对30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颇为中肯的意见。石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不能把这种指导简单化和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仔细研究过东方各国的哲学，就是他们论及的一些问题，因为时代不同，需要不同，也仍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因此，切不可把他们的只言片语当做今天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石先生认为，教条主义是阻碍中国哲学史研究深入进行的主要障碍之一，因为教条主义者从不注意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点，也不喜欢研究具体问题，他们总是简单地从抽象概念出发，截取书本上的几句话，就贴标签、划阵营、下断语，就好比“以这顶凭空扣上的帽子来抵抗那顶凭空扣上的帽子，结果是在做两顶帽子的空中对舞”，而使丰富多彩的中国哲学史变成几个简单公式的组合。
石先生是国际知名的佛学专家，早在30年代就师事汤用彤等哲学大家，研究中印佛学，先后发表了《读慧达〈肇论疏〉述所见》、《玄奘思想的检讨》、《〈肇论〉思想研究》、《论玄奘留学印度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宋代正统儒家反佛理论的评析》，以及《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论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与人合著）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论文，并合作主编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对于推动中国佛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石先生认为，佛教既不是某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也不是某位圣人的凭空创造，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从哲学的立场说，它重视研究宇宙人生中的“常”与“变”的关系；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各种对立的思想概念和范畴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因素，也确实反映了剥削制度下存在的大量的社会人生问题。因此，它的内容不纯粹是用“迷信”二字就可以一概抹杀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它的发展规律、思维教训、历史价值。
除了对于中印佛教的一般讨论外，石先生对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佛教的传播、发展和创新也都有颇为深入的探讨，如他对《肇论》的考证和研究，曾经得到汤用彤先生的高度称赞，并誉之为“素好肇公之学”。如他对以六祖慧能为创始人的禅宗南派的研究，对宋代正统派儒学家援佛又反佛的研究等等，都很有独到之处，颇受学界同仁的关注。
石峻先生十分重视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研究，是新中国学术界讲授中国近代哲学的第一人。50年代初执教北大期间，石先生曾负责组织编写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主编了《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为中国近代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又陆续发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论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思想》、《纪念爱国知识分子章太炎逝世二十周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洪秀全的最重要的著作》、《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开展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胡适评传》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晚年发起成立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主编大型丛书“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的开展。
石先生认为，过去讲中国哲学，只讲到近代以前，甚至有人只讲到王阳明，这是割断历史，应该重视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研究。石先生认为，中国的近现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社会各阶级几乎都做了充分的表演，不同的阶级以至同一阶级的不同派别，其表现也前后相异，因而形成了各种哲学思潮兴起交替、急速变化的形势。最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战胜了各种哲学思潮，把中国社会引向了社会主义。
作为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开拓者，石先生在该领域的诸多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兹举他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中的实用主义的研究为例。石先生认为，中国的实用主义者比较注意物质文明，特别强调现代科学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就历史的发展而言，这些思想的传播是不无积极意义的。因此，不可把中国的实用主义与主要是用来应付工人阶级反抗的美国的实用主义简单地相提并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的实用主义是完全正确的。
作为一名中国哲学史专家，石峻先生在中国哲学的各个领域均颇有建树，有些领域的研究还具有开拓性。但由于石先生慎言行，重实践，述而不作，他的许多观点都未形诸文字，公诸世人，这是十分遗憾的。但石先生出身北大，成名于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半生又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度过，这使他有机会综合各家之长，不断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
首先，努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科研，并把它视为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石先生研究中国哲学既注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探讨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更注意通过哲学史的研究，丰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充分体现了其坚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
其次，注重实证精神，强调从事哲学史研究要用史料说话。石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散见于古代诸种典籍之中，需要研究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博览群书，加以发掘。在此基础上，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证据不足时不轻下判断。反之，就容易流于“华而不实”，或用后人的思想观点曲解史料，混淆历史本来面目的后果。
再次，探索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发展，重视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石先生认为，中国的近现代是古代的继续，是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也是未来发展的起点。所以，只有深入地研究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才能明确古代的哪些东西需要批判，哪些东西需要继承，才能全面理解中国哲学。
最后，探索中国哲学的世界化问题，重视中西印哲学的比较研究。石先生的导师汤用彤先生是学贯中西印的哲学大师，受其影响，石先生也十分注意研究中西印哲学的会通问题。石先生学习过英、德、俄、梵四种文字。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的造诣极深。早在40年代之初，他就撰有《读近译〈道德经〉三种》，关心用外国文字介绍中国哲学的事业。五六十年代，他应邀为《人民中国》、《中国建设》及《今日中国》等刊物用英文撰写多篇介绍中国哲学的论文，还为《苏联大百科全书》用俄文撰写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条目。晚年又主编出版了目前国内唯一的一部《汉英对照中国哲学名著选读》（上、下卷）。石先生的这种努力，对于外国学者正确认识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原载《光明日报》，1999 06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