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给人的印象，反差强烈，见仁见智，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东西。革命家会看到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人道主义者则想起大革命期间这里协和广场——当时称之为革命广场——断头台上的血雨腥风，杀人如麻；建筑师们看到了像巴黎圣母院那样各种教堂和富于神韵的古建筑以及奥斯曼规划的整体城市格局；画家看见数不清的画廊和小阁楼，看见塞尚和莫奈；时髦人盯着香水和春天百货公司里的时装模特儿秀；外省人则会感受到巴黎人的势利和傲慢；海明威第一次来这里则看到了《流动的盛宴》（AMoveableFeast）。
本人首访巴黎的第一个落脚点偏偏就是协和广场（PlacedelaConcorde）。这里周边有很多好去处：北边不远处就是为纪念拿破仑的丰功伟绩而建造的马德兰大教堂，其附近有巴黎歌剧院，法国最富丽堂皇的拉法耶特百货商场和春天百货公司；广场西边则正对着香榭丽舍大街朝西直通凯旋门；广场东边隔着杜勒里皇家花园就是卢浮宫，南边是美丽的塞纳河。过协和桥河南边就是著名的巴黎第七区，桥南堍是大名鼎鼎的国民议会，从这里直走过波旁宫就是罗丹故居博物馆，而桥西边不远处的塞纳河边便是金碧辉煌的荣军院教堂，让法国人引以为荣的拿破仑就下葬于此。
站在协和广场环顾巴黎是很美的。然而一到协和广场，脑海中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的联想，竟然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设在此广场上的断头台和基约丁断头机（Guillotine）以及无数血淋淋的、假借“革命的名义”折腾出来的“神圣”的胡闹。
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武装起义，攻陷了巴士底狱（TheBastille）。8月26日，制宪会议发表了《人权宣言》，宣布每个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就是尽人皆知的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法国大革命的宗旨及其思想是伟大的，却以失败告终。这场暴乱的实际后果与其思想和宗旨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因为它太血腥，太残忍，太不人道。
历史教科书里这么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重，反抗就愈激烈。然而法国大革命却并非如此。不妨听听法国大革命研究权威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是怎么说的。他认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就整个欧洲而言，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谈不上是社会矛盾最激烈的中心；就历史的纵向看，路易十六时代的政治环境也远比太阳王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要宽松得多。然而长期积压的矛盾恰恰就在这个比较宽松的时刻爆发了，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
相比于统治了法国72年、穷兵黩武的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XIV，1638—1715）和接下去统治了法国58年、好大喜功而把国家的财政弄得一塌糊涂的路易十五（LouisXV，1710—1774，为路易十四的曾孙）而言，路易十六（LouisXVI，1754—1793，为路易十五之孙）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君主。正是他，支持了万里之外的美国革命；也是他，于1784年下令释放了关在马赛那臭名昭著的伊夫堡监狱（Chateaud’If）里的全部犯人，并最终关闭了伊夫堡监狱。这伊夫堡监狱就是大仲马在《基度山恩仇记》一开头所描写的那座黑暗阴森的地狱。为了接下去关闭巴黎的巴士底监狱，路易十六已经下令释放了大批的囚犯，以至于在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陷巴士底监狱那天，里面其实只剩下了7名囚犯。在巴黎，如果要问哪里是象征着封建专制的顽固堡垒，那么除了凡尔赛宫就该是枫丹白露宫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只关着七个犯人的一座空监狱；何况7月14日的“革命”也并没有推翻封建的波旁王朝。所以，说民众攻陷巴士底监狱具有划时代意义，未必合乎逻辑。
要说法国革命的来龙去脉，不妨退回十三年，先从美国革命说起。
如果说俄国历史上有许多革命家出自贵族，那么法国贵族也毫不逊色。前文提到路易十六支持了美国革命，这是同以拉法耶特侯爵（GilbertduMotier，MarquisdeLaFayette，1757—1834）为首的一批法国贵族的全力推动分不开的。十八世纪中叶的法国，启蒙思想已经深入知识阶层，一些有抱负的贵族厌倦了养尊处优的生活，被理想和奉献精神所激励，希望有所作为。所以1776年的美国革命让他们神往。这年夏天，美国秘密派遣特使到巴黎寻求支持。一开始路易十六还不想和英国彻底闹翻，没有爽快答应，只同意秘密派遣少数军事指导人员。消息在巴黎贵族上层传开，竟然有大量的贵族青年直接找到了美国特使迪恩（SilasDeane，1737—1789）表示要志愿前往美国。这些志愿者里竟然有公爵、侯爵、将军甚至于主教，当然也有才19岁的拉法耶特侯爵。可惜他们的请求没有被路易十六批准。
拉法耶特侯爵不得不自掏腰包买下了一条船，抛下了怀孕的妻子，带着一批贵族志愿者、枪支、马匹和物资，于1777年春扬帆出航，在大西洋上颠簸了56天，终于抵达了美国东海岸南卡罗莱纳州的乔治镇；这里离他们的目的地费城还有900英里，等待他们的是沼泽、丛林、蚊子、炎热和各种怪病。一个月后当他们到达费城时，马匹已全部死去，这批法国贵族已经成了一群疲惫不堪、衣衫褴褛的“乞丐”。
一开始，费城的大陆议会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么多军官，竟然劝他们回去。被激怒的拉法耶特表示，他们既不要军饷也不要军衔，只要以普通军人身份参加战斗，为理想献身。这让美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终于授予他少将军衔，并担任华盛顿将军的助手。从此他跟随华盛顿出生入死，形同父子，经历过无数次战役，他本人多次受伤。
1778年2月，路易十六终于正式和美国结盟。1779年初拉法耶特亲自从美国回到巴黎，到凡尔赛成功地说服了路易十六给予美国更多的援助。他带着路易十六给华盛顿的亲笔信件又回到了华盛顿身边。这时候正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关键转折点，他亲自参加了著名的约克镇战役，并直接参与了英军的投降仪式。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圆拱大厅里那幅描写英军受降仪式的油画上，骑马位于华盛顿将军身边的那位军官，就是拉法耶特侯爵少将。
拉法耶特在美国历史上是永垂不朽的英雄。然而，他在法国历史上却颇有争议，因为他身不由己地卷进了法国大革命疯狂的漩涡里难以自拔。在美国革命胜利后，以拉法耶特为首的一批法国的“革命贵族”，作为英雄他们在道理上是可以留在美国坐享荣华富贵的，更何况许多人（包括拉法耶特）还被授予了美国的荣誉公民。然而，当看到祖国有难，他们全部都赶回了巴黎。因为法国的财政濒临破产！
路易十六作为一位君主，能够和美国结盟，支持美国革命，是值得肯定的。尽管他本身的动机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削弱法国的死敌英国，但至少他要能够容忍他的盟友美国在《独立宣言》里所表达的自由平等思想。也许正是美国革命以及贵族中革命派对他的影响，使得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让步措施；一步步的退让，最终把自己退入了死胡同，最后让激进派砍掉了脑袋。
路易十六一开始没有爽快答应支持美国，除了不想和英国彻底闹翻外，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国库已经空虚。到1787年路易十六面临破产时，一些人还把财政困难归咎于对美国革命的支持。而实质上，财政的空虚是路易十五早就酿成了的，路易十六只不过接下了祖父的烂摊子。1787～1789年的法国，农业连续歉收，粮食严重短缺，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加剧了工业危机，大批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成千上万的人从贫困的农村地区不断涌进巴黎。
对美国的支持无疑让本来就已经困难的财政雪上加霜。为此，竭力支持美国而成功地劝说路易十六为美国花了大钱的拉法耶特也深感他本人有责任帮助路易十六度过经济难关。所以正是他最早建议召开三级会议来解决国家面临的困境。
这批从美国回来的革命贵族们，自以为有了美国革命的经验：即对外采用武力，而对内的民主化进程则成功地采用了各方妥协的和平方式。加上他们也确实看到了路易十六愿意改革的开明作风，所以这批“海归”的“拉法耶特”们对祖国的变革充满了乐观和信心。
然而，他们却大错特错了。美国毕竟是美国，法国毕竟是法国。法国这块“老姜”要辣得多！法国的社会矛盾和贫富对立已经积累了几百年，远比美国社会要复杂。他们参加美国革命时，也没有遇到那么多上层的极左派和激进分子，更没有看到下层的大批盲动暴民。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梦想中的革命最后会宣布他们为“反革命”，把他们连同亲属们一个个推向了革命广场上的断头台。
面临财政破产的路易十六，不得不接受建议召开国民大会，也就是所谓的三级会议（TheEstatesGeneral）。
三级会议先是从第二等级的贵族同国王之间的磋商开始的，经过了近两年的准备和讨价还价，也事先解决了一些议题和程序问题，好事多磨的三级会议终于于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宫召开。这是中断了175年后召开的三级会议，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包括路易十六本人，都没有组织如此大规模会议的经验。
路易十六本来只打算讨论税收和财政问题，但最紧急的财政问题却被代表们抛在了脑后，结果是一大堆问题都摆上了台面。
为第三等级平民代表争取平等权益的最积极的革命家恰恰是出自于第一等级的教士阿贝·西艾叶（AbbéSieyès，1748-1836）。五月底他在会议上散发了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回答是第三等级就是一切。他们不仅闹着要把三级会议从咨询机构转变为有实权的“国民议会”，而且马上要着手制定宪法。到6月17号，在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下和动议下，三级会议变成了“人民会议”。到6月20号，所有的教士和贵族，当然包括了拉法耶特那批满脑子平等思想的贵族，都一股脑儿跑到了第三等级平民代表集合的网球场上，宣誓要成立“国民议会”。路易十六只得服从。7月9号，在凡尔赛正式成立了以立宪为宗旨的国民议会。
所以说，这次三级会议是在“革命派”大获全胜的情况下开头的。当然，必须说明的是，汇聚在巴黎西南十五公里的凡尔赛这里的大多数“革命派”，还都是主张“君主立宪”的革命派——也就是几年后的九三年，在协和广场上一个个走上断头台的“反革命”。
一切似乎都在顺利地进行。但就在五天后的7月14号，城里面却发生了武装起义。
暴力革命没有发生在最残暴专制的路易十四时代，却在路易十六的宽松环境下爆发了。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12！
表面上看，在郊区凡尔赛的形势不错，但巴黎城里面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局：除了成千上万持有枪械和火炮的巴黎民众外，更有大批从外地农村不断涌入的盲动人潮和大量的乞丐，使得巴黎成了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其实从七月初起，农民暴动就已经席卷法国乡村。城里面大批持有枪械和火炮的民众动了起来，他们把积怨主要发泄到了巴士底监狱上。尽管路易十六早已决定要拆除它，但民众却等不及了。当时在巴士底监狱里还关着七名囚犯，担任卫戍任务的还有82名法国军人和32名瑞士警卫，该要塞的司令是一名贵族劳奈侯爵。在围攻前，革命民众曾经派出一名代表进入要塞谈判，提议要塞撤除大炮和不要对外边包围的民众采取敌对行动，这样，他就保证民众不再进攻，以避免流血冲突。司令劳奈侯爵完全同意了该代表的要求，还留他用了午餐。遗憾的是，这名代表最后却无法平息民众要进攻的冲动。武力进攻还是爆发了，导致上百人死亡。成千上万的武装民众毕竟人多势众，守军不得不投降。
在攻陷了巴士底监狱后，民众释放了七名被关押的囚犯，有七名投降的守军被杀，其中一人就是劳奈侯爵。他是被活活殴打至死。然后，他的头颅被砍了下来，挑在枪尖上游街示众。看来，就在7月14号的“大革命”当天，就已经流露出痞子暴民特色的残忍和非理性，该不祥之兆的阴魂自始至终一直随伴着法国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狱的“伟大壮举”，就是这么个故事。
凡尔赛的国民议会还保持着理性，还是无保留地支持和肯定了城里面的“革命行动”，并在不久后的8月6日由制宪议会完成了一系列废除封建特权的《八月法令》。紧接着制宪会议于26日发表了著名的被称为“新制度的诞生证书”的《人权宣言》。充满卢梭理想主义色彩的《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是法国大革命最具进步意义的事件，不仅对法国本身，也对整个欧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接下去的三年里，“君主立宪”派还是主导着局势，路易十六在形式上还是国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