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由巴黎引发了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浪潮，布拉格也爆发了起义。斯美塔那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运动，并以音乐作为武器参加战斗。起义失败后，也是李斯特帮助他流亡到了国外，直至1861年春天才回到魂牵梦绕的波希米亚，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当年在布拉格占主导地位的音乐是德奥音乐和意大利歌剧。斯美塔那以推动民族音乐为己任，要唤起捷克民族自己的文化和精神。从这时候开始，他进入了最好的创作期。充满民间情趣和捷克式幽默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取得了巨大成功；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歌剧《达里波》以及歌颂捷克人民智慧和力量的《里布斯》都是创作于这个阶段。但在推广捷克民族音乐的过程中他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第一部歌剧《达里波》在上演六场后被迫停演。斯美塔那的精神和健康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874年他两耳全聋，被迫辞去剧院指挥的职务。坚强的毅力让他坚持创作，在最后十年当中，他创作出了捷克历史上划时代的不朽作品——交响诗《我的祖国》。创作这首捷克最伟大的交响诗的音乐家，是同贝多芬一样失聪的人。
晚上在老城区东边不远的一个教堂里，学生们在此演出莫扎特《安魂曲》。那个金发女学生在门口检票，她老远就见到了我，对我挥了挥手。里边已经座无虚席，后边还站满了学生。
听过莫扎特《安魂曲》的很多不同版本，包括“大教主”卡拉扬指挥的，风靡美国的伯恩施坦指挥的；但我最欣赏的是九年前（1991）莫扎特逝世二百周年祭在维也纳老城中心的斯特梵大教堂里由匈牙利裔的指挥大师索尔蒂（GeorgSolti，1912—1997）所指挥的。然而我对布拉格学生的演出更感兴趣。美好的音乐不止是属于音乐家或演奏家们的，只有广大爱乐者的存在才会使得音乐更有意义。我不会以索尔蒂的水准来衡量今晚的《安魂曲》，我更在乎这批学生的热情和对音乐的虔诚。
演出比预定晚了半个小时，在等候一位特邀指挥。这是一位满头霜雪的老人，当他走上指挥席，全场长时间的鼓掌，看来是有点来历的。学生交响乐队水平不错，合唱队也不错，四位独唱自然不能够和名家比，但人人唱得认真投入。
我曾经听过荷兰学生举办的交响音乐会，演出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莎赫拉查达》交响诗。相比之下，布拉格学生要高出一筹。这也是布拉格的“金色”！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含金量”让我感受到的“金色”。
1938年的欧洲局势剑拔弩张。希特勒首先对日尔曼人口占多数的捷克苏台德区提出了强硬的领土要求。当时英法是以求安为宗旨。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国在德国慕尼黑签订了关于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定。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以换取苟安的和平。希特勒军队很快占领了苏台德地区。这种妥协实质上是纵容了希特勒并吞捷克的野心。
1939年初春，希特勒把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请到了柏林，用疲劳战术迫使他签下了交出领土的协议。3月15日德国军队开入了布拉格，接下去希特勒兵不血刃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英、法、意居然坐视不动；似乎也没有人去“惊动”那沉睡在布兰尼克大山洞里的英雄梵切斯拉斯，他没有带领他的勇士们冲出山洞，为波希米亚而战。
纳粹善于搞宣传，搞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但这一切在布拉格不起作用，人们以沉默表示抗议。不屈的布拉格人是用他们独特方式——创办《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来抗议入侵者。世界最负盛名的音乐节之一《布拉格之春》就开始于1939年捷克被纳粹占领后不久。5月12日是捷克民族音乐之父斯美塔那的逝世纪念日，音乐节在布拉格开幕，从此每年如此。为期四周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以斯美塔那的交响诗《我的祖国》开始，六月初的闭幕式以贝多芬第九交响乐压轴。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本身就是对入侵者的战斗檄文。
布拉格在二十世纪现代史上留下更深刻脚印的，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这次运动并不是五月份的音乐节，而是从一月份就开始的一场深入人心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发起和领导这场改革的，就是在一月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改革派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Dub？ek，1921—1992）。这场民主化浪潮得到了全国上下各个阶层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布拉格之春”政治民主改革的宗旨就是捷共中央四月通过的《行动纲领》：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以及杜布切克的“以人性为本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是非常温和的改革，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的改革那样完全抛弃苏共旧有的传统。尽管如此，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仍然将改革视之为对其领导权威的挑战。苏联党政军头面人物频频访捷，对改革派施加压力，并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捷共领导进行攻击。当时捷共内部仍有少数高层领导拒绝放松党对社会的控制权，也同苏联密谋推翻布拉格的改革派。
7月23日，苏联军队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自苏联西部领土至包括波兰、民主德国在内的广大区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对捷共进行威胁。整个东欧的气氛剑拔弩张。
1968年8月20日深夜，以苏军为主体的50万华沙条约成员国军队在5000辆坦克的开导下，以“肃清反革命”为借口，以“兄弟和牢不可破的友谊”为出发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武装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大量的坦克甚至直接开上了布拉格的马路街道。波兰、东德、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部队也以同样方式占领了布尔诺等其他主要城市。
8月21日清晨，苏联军队冲进了杜布切克的办公室将其逮捕，把他送往机场。同时被押上飞机的还有总理切尔尼克、国民议会主席和几位高级领导人。他们被押解到了莫斯科。
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苏联根本不打算和杜布切克等人谈判，而是要另外组织新内阁。但他们的计划得不到捷总统斯沃博达的承认，最后只好作出让步，释放杜布切克等人并允许他们参加最后阶段的会谈，签署了臭名昭著的《莫斯科议定书》。在议定书中，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被迫接受了苏联占领“不是干涉内政”而是“保卫社会主义”的说法。
8月27日，杜布切克、总理切尔尼克和总统斯沃博达一起飞回布拉格。为了平息民愤，苏联在表面上仍将杜布切克放在捷共第一书记的位置上。但到了第二年四月，苏联下令免除了他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接任。胡萨克上台后就全盘否定了改革，并随即开始党内大清洗。包括杜布切克在内共有50余万共产党员遭到开除，全国70%的各级领导人被撤换，200余万人遭株连，约有20万人被迫逃亡西方，其中包括许多精英知识分子。
捷克民众，特别是布拉格的民众没有屈服。尽管他们手无寸铁，当苏军开进布拉格时，许多苏军坦克仍被愤怒的布拉格市民团团包围，到处都有流血冲突。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各地都像引燃了的火药库，没有刀枪的“布兰尼克”勇士们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苏军侵略的对抗运动。路标被改变了方向，村镇被改了名称，使苏军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全国上下“坚壁清野”，苏军陷入了物资上的困境。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捷克民众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选举权。著名作家瓦斯拉夫·哈维尔被自己的民众选为总统。亚力山大·杜布切克以压倒的多数被推选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主席。
1990年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开幕式上，流亡海外二十多年的世界著名指挥大师拉法埃尔·库贝里克（RafaelKubelik，1914—1996）在布拉格的斯美塔那歌剧院，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出了斯美塔那壮丽的交响诗《我的祖国》，无数在场的捷克人，包括瓦斯拉夫·哈维尔和亚力山大·杜布切克，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春雪伏尔塔瓦
第三天气象大变。天朗气清一下子变得烟霭阴霾，惠风和畅也陡然变得春寒料峭。
换上了皮夹克，上午坐车到了河东老城区，在河上的寒风中漫步过查尔斯石桥前往西岸山上的布拉格城堡。过查尔斯石桥往前不远，就到了雄伟的城堡下的山脚。城堡下方有一座很气派的查尔斯大酒店。正对着酒店的路南边是河西老城著名的玛拉·斯特拉那（MalaStrana）高档住宅区。对了，莫扎特和贝多芬都曾经在那里住过！应该先去那里看看。
莫扎特和布拉格颇有因缘。虽说莫扎特最辉煌的后十年是在维也纳度过的，但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时起时落。就在维也纳对他的歌剧杰作《费加罗婚礼》报以冷漠时，布拉格于1786年为《费加罗婚礼》举办了首演，获得巨大成功。1787年1月莫扎特首访布拉格，就把他的《D大调第38交响乐》献给了布拉格，命名为《布拉格交响乐》并在布拉格首演。他接下去在布拉格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年十月，他的歌剧《唐·璜》也在布拉格首演，获得巨大成功。1790年莫扎特又为波希米亚国王里奥波德二世在布拉格的加冕典礼谱写了歌剧序曲《蒂托的仁慈》（LaclemenzadiTito）。可惜莫扎特在翌年去世，否则他和布拉格的情谊还会延续下去。
贝多芬曾经于1796年和1798年两次从维也纳来到布拉格，都住在这里河西老城区的玛拉·斯特拉那住宅区的拉采恩斯卡街（Lazenska），他分别居住过11号和285号。我终于在拉采恩斯卡街11号找到了贝多芬故居，这是他第一次来布拉格所居住的旅店，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在大门的左上方墙上刻有一块贝多芬的纪念浮雕。两百多年过去，这座建筑依旧保养如新，可见当年布拉格的建筑工程质量有多好！贝多芬第一次在布拉格待得比较长，他为约瑟芬伯爵夫人举办的音乐会先后谱写了四首曼陀林和竖琴的奏鸣曲。
由此可见，在莫扎特、贝多芬时代，布拉格在文化艺术上就有无可置疑的重要地位。
布拉格也留下了一代巨匠古斯塔夫·马勒（GustavMahler，1860—1911）的脚印，他在1885年夏来到了布拉格的新德意志剧院担任副总指挥，这里是他远大前程的一个中间站。
布拉格河西的地形高低起伏富于立体感，让错落其间的罗马式哥德式各种不同风格的建筑各领风骚。经历了千百年兴衰的布拉格城堡古朴典雅，傲然屹立在山巅上，成为布拉格的象征。布拉格城堡的建筑复杂而庞大，城内有城：有大大小小的教堂，包括布拉格最宏伟的圣维特大教堂；城堡内还有布拉格最大的史特拉赫夫修道院和许多博物馆。自古以来，布拉格城堡一直是捷克国家最高权力中心与宗教领袖的所在地，也是捷克最重要的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