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就是说，行不可至极处，至极则无路可续行；言不可称绝对，称绝则无理可续言。做任何事，进一步，也应让三分。古人云：“处事须留余地，责善切戒尽言。”
我们为人处世时，万不可使某一事物沿着某一固定的方向发展到极端，而应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认识其各种可能性，以便有足够的条件和回旋余地采取机动的应付措施。留余地，也就是不要把事情做绝，不把事情做到极点，于情不偏激，于理不过头。这样，才会使自己得以游刃有余。
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是众人称赞的一位贤良皇后。长孙皇后祖先为北魏拓跋氏，她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长孙晟隋时官至右骁卫将军。她从小爱好读书，通达礼仪，13岁时嫁给李世民为妻。唐朝建立后，她被册封为秦王妃。当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嫌隙日益加深之时，她对唐高祖尽心侍奉，对后宫嫔妃也殷勤恭顺，极力争取他们对李世民的同情，竭力消除他们对秦王的误解。“玄武门之变”前夕，她又对秦府幕僚亲切慰勉，左右将士无不为之感动。李世民升储登基以后，长孙氏被立为皇后。
长孙皇后深知身为“国母”，其行为举止对皇上的影响相当大，因此，她处处注意约束自己，处处做嫔妃们的典范，从不把事情做过头。
长孙皇后不尚奢侈，吃穿用度，除了宫中按例发放的，不再有什么多余的要求。她的儿子承乾被立为太子，有好几次，太子的乳母说东宫供应的东西太少，不够用，希望能增加一些。可是长孙皇后说：“作太子最发愁的是德不立，名不扬，哪能光想着宫中缺什么东西呢？”
长孙皇后从不干预朝中政事，尤其害怕自己的亲戚以她的名义结党营私，威胁李唐王朝的安全。虽然李世民很敬重她，朝中赏罚大臣的事常跟她商量，但她从不表态，也不把自己看得特别重要。
长孙皇后所生的长乐公主，被唐太宗视为掌上明珠。因此，在公主出嫁之时，唐太宗赏赐的物品要比唐高祖的女儿出嫁的物品多出一倍有余。为此，魏征当面向唐太宗提出异议。下朝后，唐太宗把魏征的不同意见转告皇后，长孙氏当即便深有感触地说：“我以前听说陛下对魏征很器重，但并不了解其中缘故。今天我听了他的谏言之后，才真正明白他是一位十分正直的社稷之臣。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请陛下深思这个道理，那就是天下的最大幸运了。”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同唐太宗一起去九成宫（在今陕西麟游）避暑时，身染疾病，且愈来愈重，服用了很多药物，但病情却并未缓解。这时，在身边服侍的太子李承乾就向母亲提请，用赦免囚徒和度人入道等方法，乞求保佑，但却遭到皇后的坚决拒绝。
长孙皇后说：“大赦是国家的大事，佛道二教也自有教规。如果可以随便就赦免囚徒和度人入道，就必定会有损于国家的政体，而且也是你父皇所不愿意的。我岂能以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太子听罢，便不敢向太宗奏告，只是把他母亲的话告诉了房玄龄，房玄龄又转告给了太宗。太宗听后，感动得涕泪交流，泣不成声。
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弥留之际，与唐太宗最后诀别。她用尽气力对太宗说：“我的家族并无什么大的功勋、德行，只是有缘与皇上结为姻亲，才身价百倍。要想永久保持这个家族的名誉、声望，我请求陛下今后不要让我的任何一个亲属担任朝廷要职，这是我对陛下最大的期望。我活着的时候对国家并没有丝毫功绩，所以死后也千万不要厚葬，仅因山而葬，不起坟墓，不用棺椁，所需器物，都用木瓦制作，俭薄送终。如能这样，就是陛下对我的最大纪念。”说完不久，就死在后宫立政殿。同年十一月，葬于昭陵。
长孙皇后得意时不把各种好处占全，不把所有功名占满，实在是很好地坚持了为自己留有余地的天规。这样，不但不会给自己招来祸患，反而让自己在人生旅途中进退有据，上下自如。
参透人生
在得意时不把好处占尽，留些余地给别人，这实际上也在给自己留余地。不让别人为难，自己也就不用为难，这就是做人处世的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