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旅途之苦就要结束了，千里之途，我要照顾母亲，还要看护行李，几天来的旅途生活就要过去了，我的眼里望着家，心里想着家，谁料，老天忽然暴怒，一场大水冲坏了我的去路，我毕竟还是一个乳臭未干、没经世面的孩子，老天太不公道，这么早就让我经历坎坷的人生道路，我徘徊着苦思着……”西北农业大学入校才一年的新疆籍学生张瑞麟写道：“我离开新疆已经一年了，现在又感受到家乡人民的深厚情谊，我爱新疆，爱哈密，我为是一个新疆人而自豪，我又为我不是一个哈密人而遗憾……”
许多人刚下车的时候是节食缩水，准备把一点点食品和饮料留在最困难的时候“救命”。“走着瞧吧，到了哈密一个馍至少要一元钱，喝一杯水也得花五角，这下哈密个体户和做生意的可发财了。”洛阳市青年工人陈皓在火车上听别人说这话时心里扑通扑通直跳，他摸摸兜，知道钱不多了，准备下车后就上街卖掉外衣、手表、眼镜、提包来维持危境中的生活。真怕沦为“乞丐”浪迹异乡讨饭营生。几天过去了，他兴奋的神经始终超负荷跳动。当初的胡思乱想早已被钦慕的感情冲到九霄云外。
很奇怪，在眼前发生的事说“腻”了以后，人们议论的话题自然而然“转轨调向”。一些走南闯北的采购员见多识广，可多数苦于笔头不行，只好凑在一旁，说些自个儿走南闯北的经历……
“上次我也遇到过火车不通，在车站上，嗬！那些当地人信息倒灵，不一会儿就来了好些人，他们直叫唤：喝水喽！甜甜的开水，可是，往你杯子里一倒，没等你喝，手就伸过来了。”一个东北口音的中年人绘声绘色的“表演”，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你们猜，多少钱一小杯，这个数。”他伸出两个手指头，自问自答：“两毛！两毛一杯白开水，有个屁的糖，唬人呗。”周围又是一片笑声。一个浙江乡音很重的小瘦个儿接过话茬：“有一次我坐长途汽车，车走到半路上抛锚了。旁边有几家小铺子汽水价钱比着往上涨，一角、二角、三角、五角，后来涨到一块多，一个鸡蛋卖到一块，太坑人了。”
…………
联想和对比，会带来苦涩，但甜美的滋味会觉得更甜美。
十一
情和爱汇成一股冲击波，撞击着人们的心。
他们没有吃过一口“救济饭”，没有沾过一滴“救援水”，睡在虽说并非富丽堂皇但在小城数得上第一流的钢丝床上、“席梦思”上，他们没有滞留的烦恼，没有离乡的孤独，整日陪伴他们的是欢声笑语，然而，他们的心境却同“难民”一样。
此时，正参加“哈密笔会”的各族作家驱车翻越郁郁苍松满山坡的东天山，在青草茵茵、鲜花怒放的巴里坤大草原，饶有兴致地欣赏了哈萨克牧民的叼羊赛、姑娘追，在古朴的毡房品尝了盛情的主人馈赠的酥油茶、手抓肉。他们来到绿洲林海，流蜜飘香的果园、瓜地，分享了维吾尔族人民收获的幸福。他们无时不沉浸在欢快、舒畅的氛围中。瓜乡特有的风情民俗，山色水景，名胜古迹撞击着他们亢奋的心灵，引发出强烈的创作欲望。他们开始梳理不尽的情思，潜心构筑恢宏的“工程”，把边塞田园的收获变成自己的“凯旋曲”。
山洪暴发了，来得这么突然，“笔会”变成一叶小舟，骤然间显得很孤独。
“停停笔，到车站去。”笔会领导小组副组长张世荣和金哲两人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突发性事件启迪了许多作家的灵感之门。
旅客的眼睛有着穿透力，几位舞文弄墨的青年一到车站，就被团团围住，“哈密兄弟对我们太好了！请代我们向哈密的乡亲表示感谢。”“听说你们是作家，谢谢你们了。请把哈密人民的精神写出来，让天底下人都知道……”
《新疆回族文学》的回族编辑姚金海在人群中采访，小本子上记满了一件件动人的事例，他的手在发抖，心在发颤。叶尔克什、边玲玲忘记了自己是来采访的作家，竟帮着送水送饭的大娘、大爷推起车，舀起饭来。
夜很深了，他们回到宾馆，激情仍在涌荡，许多人开始伏案深思，挥笔疾书。回族作家高深连夜写出《我歌唱哈密》的诗篇；边玲玲以难以遏制的激情写了篇散文《新疆，我爱你》；小姚更是夜不能寐，奋战几昼夜，终于完成了长达一万八千字的报告文学——《哈密车站纪实》。
这群作家的心像炽热的熔岩一样熊熊燃烧，创作热情犹如火山爆发，喷荡腾跃，激扬奔放。
来自苗岭山寨的一名少数民族作家写道：一句句话都是暖烘烘的，一片片流蜜的哈密瓜，香飘整个车厢，整个客车，整个神州……
朝鲜族著名诗人、中国作协副主席金哲，从鸭绿江畔到天山脚下撷英拔萃是他早已梦寐以求的事情。他那支想描写剽悍的哈萨克族、勤劳的维吾尔族人民的民俗民情的笔，不得不暂且掖藏在灵魂深处。他发如银丝，宽阔的前额上皱纹起伏，深邃的目光映出惯于独自沉思的气质。作为“笔会”的组织者之一，他的日程表排得很满很满，可临走时他仍然给哈密人民写了一首《让我怎忍告别你》的诗：太阳烤黄了千里戈壁，比太阳更热的是主人的心肠，谁说西出阳关无故人，故人相逢也没有这般情深意长……
瓜城融进了暮霭中，旅客已陆续登上临时列车西行。一位连续数日“泡”在人群里追踪新闻的省报记者如释重负般地离开了人渐稀疏的火车站，他来到宾馆想伸展一下酸痛的身体，可是，又被几位年轻的作家围住了，他们要从这位“灵通人士”嘴里掏出最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进而转换成他们的创作素材。他们懂得，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出自记者之口的东西，就像摄影机捕捉的镜头一样，是事物的原型。记者向几位年轻的作家具体地丝毫不加修饰地讲述了亲眼所见。他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不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进来了，往松软的沙发床上一坐，随即闭起双眼，不知是思考自己一天收集的素材，还是凝神听别人的交谈，面部表情显得那么平淡。猛然，他直起身，在小屋里踱起步。“真的吗？记者同志，你讲的这情节太棒了！”他重新回到床前，脸色已涨得通红，“哎呀！我，我为什么没有去车站看看呢？”他突然抱着头，“咚”的一声扑倒在床上，像一头发怒的雄狮吼叫起来：“天哪，我还有什么资格玩照相机，我活得还有什么意思，这么好的场面，我没能抓住，还有什么脸面！”他猛力地捶头砸床，吼叫声越来越大，把整个屋顶、地板都震得嗡嗡直响：“砸掉它，我要把照相机砸掉，它不属于我，不属于我这个没用的人。”
他不是在与别人开玩笑，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在生人面前这样失态的举止，说明他的的确确是受到了内心的责备。
文人墨客视小城为难得的创作源泉，他们为能得到而欣慰，为失去而内疚，也为小城数不清的故事添了许多有趣的章节。还有些异邦的朋友也被洪水堵在了哈密，他们也见到了、听到了在他们国土上很难见到的场面，他们中间的不少人也为之动情感慨不已，因语言的障碍虽难以倾诉，留下的一言一行也普普通通，可带给人们的是民族的自豪。
一位叫高水一祥的日本青年学生是第四次来我国，此次是自费考察。他跑了许多地方，留下了更新更美的印象。离别哈密时，他在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一笔一画地写下这样七个字：我很喜欢中国人。
“我一直想去哈密，今天我才真正见到了哈密，见到了哈密人民，拿中国话来说相见恨晚，以后我一定再来。”一位法国留学生用生硬的中国话向外事部门同志亲切话别。
不同口音、不同行业、不同肤色、不同职位的人离别之际都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都以不同的方式和礼节来表达他们对度过五天五夜人生之路的这块热土的深深敬意。
七十六岁高龄的中顾委委员刘景范，是应全国政协副主席、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王恩茂之邀来新疆的。这位党的高级干部成了万余滞留旅客的一员，心里同样焦虑不安。他住在地区宾馆里，接待了当地的干部，也接待了一些旅客，听到许多赞美哈密人民的话语，他满意地笑了。在重踏旅途前候车的时候，老人深情地说：“在人民危难的时刻，为人民办好事的人，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十二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别林斯基留给人们这样一句极富哲理的名言：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不同年龄的几代人，不同文化层次的群体，在洪水构筑的这座不幸的大学校园里，所受到的熏陶感染、教育和启迪是不尽相同的。由此产生的外部表情也就大相径庭。
从外部观察，青年学生似乎还是该说则说，该笑则笑，眼泪不属于他们，然而，当你和他们情感交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推心置腹，坦荡地敞开心灵之窗任你窥探。啊！原来他们的心也在剧烈地震颤。
浙江大学的两个学生是前往乌鲁木齐搞社会调查的。起初被困哈密时，他们几乎失去了理智，牢骚、怨恨、不满的情绪统统倾泻出来，在他们的臆测中仿佛这个世道存心耍弄他们、折磨他们，要把他们推进死亡的深渊。两三天过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把他们从可怕的昏睡中震醒。他们不再倒地“骂娘”，自己也说不清是何以挣脱庸俗和浅薄的缰绳站立起来的。负疚地记下了一页又一页，脑海也一页一页地掀开薄薄的却十分沉重的“档案簿”……
寒冬，西子湖畔，一个高大魁梧的身躯摇晃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宽阔的本应俯视人间的额头却仰向高空，粗壮结实的本该支撑人生支点的臂膀却无聊地在街头重重甩动。炯炯有神的一双眼睛这时候虽躲藏在宽大的黑框镜片后面，射的光却令人发怵。他嗓子已嘶哑了，嘶哑的嗓门还在狂呼乱叫。她，女性中的高个头，只是匀称的身段和迈步的频率略显失调，清秀白皙的小圆脸也很少有少女恬静的微笑，一副流行变色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包着金边的镜片好像包不住一对机敏的大眼睛。闹学潮期间，幸好，遥远的父亲拍给她一份“父病重返家”的假电报。否则，她会陷得更深。这一男一女是学业好、能力强的学生会干部，是年轻有为的共产党员，因被一些潮流卷起的枯叶蒙住了眼帘，成了是非不分香臭不辨、荣辱易位、黑白颠倒的“落荒者”，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开除党籍和党内警告的严厉处分。他们在反思、在悔过，但在校园狭小的天地里，灵魂净化的速度太缓慢了，或者说，他们当初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过错。
这次借暑假之机到大西北来，老师和同学先行一步，他俩又掉了队，可这回，他们觉得值得。因为，在社会的大学校、大课堂，在谦和敦厚、感情纯真的人民中间，青春的心潮，激起层层涟漪，体会到生活的真谛，人生的价值。领悟到社会主义好、共产党亲的真理。“还有什么地方比在这里搞调查更好呢？”两人以茶代酒庆贺“掉队”带来的收获，目送第一列临时列车开出哈密站，又躬身于忙碌的人群。小伙子是攻读化学的，时代奋进的热流催化了他的灵魂，姑娘是研究法律的，浓烈的民主气氛扫掉了她这个“法盲”，他们感到非常痛快，感到特别的轻松。两人在车站同志的支持下，把自己关进了一间小房子，写呀写，昼夜不歇地写下去。
“如果你们不嫌弃我这个闹过学潮的学生，毕业后，我一定到哈密来。”要走了，那位女学生噙着泪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
这又是一群把阴影甩在身后的青年。洪水把五位素昧平生的同龄人冲到了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集体。有人说年轻人之间没有心理距离，即便出现缝隙也会自我填平。他们被挤在车站旁的一个角落，像故友重逢，谈笑风生，父母的宠爱，使他们个个“富有”；丰盛的食品和鼓囊囊的钱夹，使他们丝毫没有“落难”的感觉。吃着、喝着、说着、笑着，他们权当是一次别开生面的郊游和野餐。
渐渐地他们的话题转了。不再是社会、校园的奇闻轶事，也不再是课后余暇的玩乐吃喝，一种无形的钥匙同时打开了他们的心扉，亮出了被扭曲了的、受创伤的心灵。
吴文忠迈进同济大学的校门时，也和许许多多同学一样，非常珍惜每一寸光阴，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在知识的海洋遨游，去憧憬着共和国美好的明天。可是，渐渐地，他变了，纯洁的心灵受到了污染，变得满脑子旋转着钱。他直率地说：“我从新疆走进大上海，自己是个又土又穷的穷光蛋，走在街上总感到有许多鄙夷的眼睛盯着我，嘲讽我。加上受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思潮的影响，慢慢地，我变成了另一种人。两年大学，好像成天只考虑一个字‘钱’。毕业后，什么科研机关大工厂的，我都不去想它，跑买卖，做生意，捞大钱，有钱就有一切。”他望了望大伙儿，显然内心是非常激动的：“这几天呢？看到这么多人，特别是个体户和老妈妈、老大爷那样无私地为旅客服务，我觉得自己多么可怜，可悲啊。”他眼圈红了，清瘦的面颊微微抽搐起来，“钱算得了什么，人与人之间纯真的感情才是最珍贵的，哈密人民的情和爱是金钱买不来的，我一定加倍努力学习，今后为党为人民尽微薄之力。”他沉思片刻，给自己一席肺腑之言打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