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部队从1944年进驻大营房到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大概从来没有挖过厕所。我们所住的司令部附近几个厕所内积粪有两米多深，臭气熏天，令人作呕。但大家都不怕，不管男女队员都挥动铁锨，镢头挖，水桶舀，有几个还跳进大粪坑挖，整整一天时间才把这几个厕所搞干净。意外的是，竟从厕所的粪坑里淘出四枚金戒指。这大概是参加抢劫的人员在追查时害怕悄悄扔进粪坑的。队里把戒指交到师政治部，受到了表彰和奖励，队里把奖金买成猪肉，全队改善了一次生活，吃了一顿白面馒头和炖肉。
第二天放假搞个人卫生，洗衣服、被子。那时大部分人只有两套内衣，有的还只有一件，睡觉无炕无床，只是铺一层麦草大通铺，卫生条件差，长虱子就成了普遍现象，衬衣、衬裤里有，棉衣、棉裤里也有，有的虱子还爬到棉衣外边。被子里也长上了，在玉门收下的只有十二岁的一个女队员，头发上长满了虮子。洗衣服时抓虱子，还用开水烫。文工队在院子里支了一口大锅烧水，有人干脆把衣服、被里子泡进去煮。就这样，虱子还是弄不完，有些虱子死叮在布上，大家就把煮过的衣服晾在外边，等晚上冻硬了，早晨用棍子一敲，竟能落下一层。
2月的一天，全体排队到大礼堂听报告，司令部马参谋（马玉璋，一个月后随副师长罗少伟牺牲在一碗泉）忙着给各单位指定地方。虽是礼堂，并无椅子，大家都是席地而坐。那天是关政委做报告，报告的题目是：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和工作队。中心是讲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作好思想准备，全国解放了，解放军还要担起生产队和工作队的光荣使命。这次报告明显是叫大家了解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关政委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干部，人很精神，当时还兼着中共哈密地委书记。我们还听过他一次加强党性锻炼的报告，那是为了配合部队搞民主运动而组织的。
我们发了津贴，这是我参军第一次领津贴：新疆币二十元，折现在人民币七角钱。
罗少伟牺牲、剿匪
尧乐博斯叛变逃跑了。整个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不时传来乌斯满、尧乐博斯、贾尼木汗勾结起来发动武装叛乱，袭击解放军、枪杀干部、抢劫财产、杀人放火的消息。师里奉命剿匪，开始调动部队，大营房内气氛也紧张起来。过去星期天可以请假进城，现在要求一般不去。之前文工队是不佩带武器的，现在给每个班发了两支步枪，队干部和分队长发了短枪，队员每人发一枚手榴弹。队里还抽时间安排大家学习兵器知识，练习瞄准、射击。后由于四十八团主力大部分出发剿匪，师部要求文工队要负责自己驻地的夜晚值勤。
这时我们队已搬至大营房东南角（现红星中学所在地）。夜晚值勤就是在这一带营房后设几处暗哨。营房外墙约两米高，哨位在墙里，铺有约五十厘米高的土块台阶，人在上面可看见墙外开阔地。一个哨位两个人，虽不要求静立不动，但不准咳嗽、说话、吸烟和打瞌睡，我们年纪小的都是跟着班长或年龄大的老同志一块儿站。头一晚站岗既紧张又激动，常觉得墙外有人走动，幻觉是土匪来悄悄地摸哨。
3月底，传来了罗少伟副师长汽车遭土匪伏击，副师长、参谋、报务员、警卫员都牺牲了的不幸消息。罗副师长打仗勇敢，在师里声望很高，对他的牺牲大家都感到十分痛心。说罗抗日时几经危局都安然无恙，今天竟死在土匪手里。因此个个对叛匪恨得咬牙切齿。过了两天，他们的遗体运回来了，先停在我们附近的卫生队，刚好牺牲了的警卫员杨状元和我队孙双锤是一个村一块儿参军的，我们就跟着孙双锤跑去看遗体。四具烈士遗体并排停在地上，一个个衣服都被土匪剥光了。我吓得不敢看伤口和脸上的表情。很快，站岗的卫兵就过来了，遗体用一块块白布盖了起来。
后来，我们参加追悼大会。战士们高呼口号：为罗副师长报仇！誓死消灭乌、尧匪帮！
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战斗，到7月底，大的战斗基本结束，只有尧乐博斯一小股叛逃出国。
后来贾尼木汗、乌斯满分别被捉，押解到省城，路过哈密时开了公审大会，我见了这两个家伙。名声大的乌斯满个子不高，一条腿还有点跛，但他长着一双恶毒的绿眼睛。贾尼木汗是个高个子瘦老汉，黄眼睛黄胡子，穿咖啡色长皮革大衣，还拉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
学习维语去
也许是剿匪中感到语言不通的困难，师里决定培养几个双语人才。
5月26日，我和王兴周被政治部抽调出来派到地方学维吾尔语。另外，四十八团也派出王忠桂（参谋）、周文轩两人。
学习的地点在地委。那时地委的干部都是十六师派的，仍是供给制，全穿军衣，我们的学习由宣传部安排，而宣传部长赵华生就是师宣传科副科长。
赵华生是位很会培养干部的人。他给我们安排了教师，定期上课，又留下足够的时间自习。还派我们和宣传部的干事一起下去工作，接触群众。赵部长给宣传部干部规定，除了各人分工的工作外，每人都要写新闻报道，投给《新疆日报》（哈密那时还没有报纸），每周最少一篇。
我采写的一篇以拥军优属为主题的报道《刘老太太戴上了光荣花》，被《新疆日报》冠以“哈密通讯”的醒目标志发表了。这也引起了文工队领导的注意。星期天我回营房玩时，班长告诉我，你已不是我们班的人了，你调到队部创作组了。
创作组组长是江河。这是位文艺素养很高的同志，他会导会编还会演出，队长不导演时他就是导演。他这个组长和分队长平起平坐。我能调到创作组，当然很光荣。创作组的成员当时还有权宽浮（后任西安作协副主席）、雷霆（《绿洲》主要编辑）等。当时他们都是可以写长诗和剧本的人了。我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我感到很幸运，队长田友生给我说：“学完了没有？学完赶快回来，快要减租反霸了，咱们要配合到地方上发动群众，任务快来了，要创作新节目呢！”
1951年春，我被通知留地委工作，其他三个人都回去了。很快办了转业手续，分配我在地委宣传部当见习干事。文工队文书黄朝英把军人登记表退给了我，一刹那，我难过得几乎掉下泪来。赵部长跟我谈话时说：“地方上缺干部。本来想把你们四个人都留下，但师里只同意给一个，就挑选了你。”我说：“服从组织分配。”
5月1日换季时，我上交了黄色的棉军装，领到了深灰色的单衣。当时，地委干部除就地吸收的以外，仍实行供给制。
情系绿洲
十六师文工队一直和哈密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51年进行减租反霸，文工队奉命下乡。一方面体验生活一方面演出，协助发动群众提高阶级觉悟，取得了良好效果。有次在沁城演出发生了意外，一枚手榴弹混在效果用的手榴弹中爆炸，使多名演员受伤。哈密土地改革中，文工队员参加土改工作队，以普通队员的身份，体验生活，调查阶级斗争，提高阶级觉悟。有的队员还把生命献给了这块热土。1952年，文工队指导员齐景舜带领几名队员到星星峡参加“三反”运动，途中遭流窜土匪袭击。齐受伤造成胳膊残疾，队员黄荣寿当场牺牲，黄荣寿是西安参军的高中生，牺牲那年仅有二十岁。
文工队还支援给了地方许多干部。1950年地方建政时，文工队抽高传玺、蔡汉儒等三人到地方工作，后来又有周永祥下来工作。1954年，当时已是师宣传科科长的原文工队队长柴桂铭，分队队长马玉杰调到地委任职。1975年，兵团地方合并中，又有一批人来到地方，如原文工队队员樊本隆担任哈密文化局局长直至离休。编《哈密文化志》的史文元也是文工队队员。
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筹建兰空（兰州军区空军）时，以原教导旅，现十六师干部为骨架，文工队队长田友生等十余人被调走，队长仍是柴桂铭，增设的协理员由剧团段清亮担任，王文台任副队长。
1954年，十六师由过渡性质的红星总农场正式改建农业建设第五师，次年，决定文工队解散。队员除留五师分配工作的以外，上交兵团统一分配，多分在南疆农一师、二师。1962年农五师西迁博乐，博乐和石河子、克拉玛依也有了十六师文工队的种子。对解放初期哈密政治局势的回忆李瑞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哈密专区旧党政军的幻想都成为泡影，新疆将要解放已成为定局，特别是酒泉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兵临城下，许多国民党官兵和行政人员认识到大势已去，出路只有一条：放下武器，和平起义。此外还有，全疆各族人民受共产党员林基路、毛泽民等的进步思想影响，对中国共产党都有一定的认识和感情，真心诚意向往解放，拥护中国共产党，而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贪污腐败非常痛恨。我认为这就是迫使哈密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的主要原因。
国民党一七八旅旅长莫我若、副旅长刘伦元，是国民党驻哈部队的主要领导人，掌握着全哈密地区军政大权。就是尧乐博斯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时，也必须经过莫旅长的同意，例如1946年，在哈密的新中师和留苏学生想要组织同学会，经请示，尧乐博斯表示支持，不久他又通知同学会不能建立，因为一七八旅不同意。尧乐博斯此人，是积极反共的，“三区革命”他反对，“东土耳其斯坦”他也反对，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是哈密的土皇帝。因此国民党积极支持他，以便牢牢统治哈密。
1946年，新疆省当局同“三区革命”组织达成和平协议，有一项规定：新疆的所有领导，必须按民族比例民主选出。当时的哈密是尧家的天下，尧乐博斯说了算，再加上国民党大力支持，他当上专员毫无问题，经过参议会选举，只是一个形式而已。竞选专员的仅有尧乐博斯一人，而竞选第一副专员的却有好几人。其中，陈守平是一七八旅推荐参加竞选的，尧乐博斯大力支持，他亲自出面说情，请参议员吃饭，帮助陈守平当上了第一副专员。其他副专员由专员提名报批。
尧乐博斯野心很大，当专员不过瘾，还想当省长，梦想将哈密专区改建为东疆省，包括吐鲁番市、鄯善县、托克逊县三县和甘肃酒泉专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假冒哈密各族人民的名义，组织了一个以尧为首的请愿团向蒋介石献旗，要求支持他的愿望。同时以建设哈密为名，求得了些钞票，满足了私欲。
当时哈密国民党军政要人带头响应起义，但是也有一小撮顽固派与人民为敌，到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扰乱人心，破坏和平起义，说什么要把哈密抢光、烧光、杀光，到山区打游击去，又说去台湾找蒋介石。同时有一批河西走廊和迪化（乌鲁木齐）的要人及家属逃到哈密，东不能去，西不能去，滞留在小小的哈密城，秩序非常混乱，人人惶惶不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副专员陈守平提出辞职。1949年9月中旬，尧乐博斯授意旧哈密参议会选举我为第一副专员。
当时我的愿望是继续学习俄文，仍做翻译工作，谢绝担任此职（我认为陈辞职，选我当副专员，是莫、尧等人有意安排的），因此尧乐博斯给我做工作，又托他人动员，我均未应允，随后我便将此情况汇报哈密先锋社（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地下进步组织）。哈密先锋社研究决定：一、在此关键时刻，机会不能放弃，立即上班工作；二、要随时掌握尧的动态，并通过尧掌握一七八旅的动态；三、利用尧和我的关系，对其进一步做好转化和政策宣传工作。
为什么尧乐博斯硬要我当副专员？原因有二：他们响应起义，实乃形势所迫，为了表现自己，他们认为把一个留学生，又是被国民党特务监视过的人提拔为副专员，可标榜他们的进步，此其一也；其二，尧乐博斯认为我们都是老哈密人，他同我祖父关系很好，对我以长者自居，今后一道工作，能对其有所帮助。在哈密解放前夕，我当副专员，虽然时间短，但我利用老关系和工作之便，宣传了党的政策，对周围人员进行了形势教育，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也掌握了一些有用的情况。
1949年9月26日，当新疆省政府宣布新疆和平起义后，哈密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为了表示坚决拥护起义，立即组织起来上街游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坚决拥护和平解放”等口号，到处张贴标语，整个哈密处于沸腾之中。就在当天下午，一七八旅一小撮顽固分子，明目张胆地撕掉了街上的标语，扬言要血洗哈密，其目的就是要挑起混乱，反对和平起义。但是一七八旅大多数官兵深明大义，表示拥护起义。一小撮顽固分子看到阴谋不能得逞，贼心不死，随即发动了罪恶的“九二八”抢劫事件。9月28日晚，枪声四起，火光冲天，这些顽固分子先抢中央银行，又抢商店和民宅，抢走银行黄金1.6991万两，银圆9.4521万元，美钞2012美金等，还抢劫了民间不少金银财物，烧毁商店和民房二百二十七间，杀害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