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大黑马仍然为高山哨所驮运物资，继续为保卫边疆、建设伊吾立功。1967年11月，大黑马老死，战士们为它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将其遗体掩埋在它曾为之战斗了十七年的胜利峰下。伊吾保卫战的有关史实王苍森口述李德凤整理“伊吾四十天保卫战”发生时，我是解放军十六师四十六团机炮连战士，后在二连任班长。以后又担任下马崖区委书记、淖毛湖区委书记、伊吾县委农工部部长、副县长。在伊吾工作了三十余年。现将我耳闻目睹“伊吾四十天保卫战”的一些史实写给大家。一、“伊吾还在我们手中”确切消息是怎样得到的？
1950年3月底，伊吾叛乱后，叛匪们进攻县城，砍断沿路电线杆，割断电线，杀死伊吾县工委派往哈密、镇西的送信人员。我师团领导万分焦急，尤其是在我四十八团抽调部队增援伊吾，在大白杨沟受叛匪伏击，损失惨重退回哈密后，大家对二连和伊吾县工委同志的安危更是焦虑万分。虽然深知胡青山副营长对党忠诚、宁折不弯的坚强意志和高超的指挥才能，判断二连可能还在伊吾，但是终究没有可靠的消息能证明他们还存在。
为了能得到二连是否还在伊吾坚守的可靠消息，首长们决定“深入虎穴”，派遣四十六团特务连侦查员马敦同志，化装成国民党部队散兵游勇，身骑大马，腰挎手枪，于4月底从镇西出发，经北山来到伊吾县前山叛匪驻地，与叛匪们套近乎、拉家常，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叛匪们说：“解放军还占据伊吾县城，我们是准备去攻打他们的。”马敦同志得知此消息后，伺机离开叛匪，骑马往东南方向走。又以“我是去山上给头送信的”为由，骗过了站岗叛匪的盘查。马敦同志眼看离开了叛匪的视线，就调转马头，策马扬鞭往西南方向的口门子我军驻地飞奔，终于把消息送到了我师团领导手中。我军遂组织一个步兵营、一个山炮连、一个机炮连、民族军一个骑兵营、一个骆驼大队驮给养，由新盟会二人带路，在口门子集结、出发，与土匪打打停停，徒步走了两天，才到伊吾。
到了黑山头，就看见了伊吾北山上的碉堡，我们发了三颗信号弹，又用旗语联络，伊吾县工委遂派二连文化教员王明文来与我们联系，我们才进伊吾。战友们相见时都欢呼庆贺，不少人抱头痛哭，悲喜交加，心情难以言表。二、哈萨克幼儿援朝·阿克列姆是怎样被救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新疆和全国的一些报刊上都登载了一篇报道，新疆哈密哈萨克族幼儿援朝·阿克列姆被解放军解救，由解放军抚养长大，最后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动人故事。据我亲眼所见，事情是这样的：
1950年5月，随着我人民解放军增援伊吾，伊吾第二次解放，在我剿匪部队的追击下，叛匪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窜。一天，我剿匪部队进入上马崖地区，在刺梅花泉与叛匪打了一仗，盘踞在上马崖的匪徒裹挟群众继续仓皇逃窜，不少羊只、马匹、骆驼散失在草滩和戈壁上。我军为保护人民财产，就叫老乡把这些牲畜赶到下马崖，进行清理。我们在打开骆驼上驮着的木箱子时，有的箱子里装的是冻羊肉，有的箱子里装的是缝纫机、衣被等物品。令人惊讶的是，有五六个箱子里装的是两三岁的哈萨克族娃娃。等了几天，没有人来认领，无奈之下，就叫愿收养小孩的下马崖群众领养了五个小孩。一个漂亮、聪明、可爱的两岁哈萨克族男孩由我们连指导员收养了，为了叫得方便，我们给他取名“援朝”，每天跟着战士们吃喝玩耍，晚上跟着指导员睡觉，指导员伺候他拉屎尿尿。
部队从下马崖调到淖毛湖时，指导员又带援朝到了淖毛湖。日久天长，援朝成了战士们的好伙伴，他也慢慢习惯了与大哥哥、叔叔们一起吃喝玩耍，很开心。慢慢地他也会说汉语了，后来，又跟随指导员到了哈密大营房。
后来，援朝的父亲从甘肃阿克塞来到哈密，确认了他们的父子关系。但援朝不愿离开学校和养育他的阿姨、叔叔们。通过学校和他父亲的耐心说服，他才跟着父亲回到甘肃，后来考上了邮电学校，成了国家职工。三、解放军战士高相金是怎样活下来的？
高相金同志是解放军十六师四十六团二连的战士。1950年春，他们一到伊吾，按照“进军新疆，屯垦戍边”的指示，在连长赵富贵的率领下，与同班战友一起开赴淖毛湖搞春耕生产，万万没想到，叛乱的匪徒用欺骗的手法把战士骗出营房，枪杀了连长赵富贵后，又要集体杀死战士们。在残忍杀害的过程中，许多老乡目不忍睹，但对土匪头头们敢怒不敢言，一个叫司马义毛拉的老实农民看到一位年纪轻轻、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就对土匪头子说：“这个年轻娃娃，把他给我当儿子吧！胡大保佑，不要杀死他，恳求你们让我把他领回家吧！”可能是叛匪头子怕不答应惹起众怒，不情愿地答应了。就这样高相金同志躲过了这一劫，保住了性命。
司马义毛拉交代高相金，每天除赶着毛驴去北边的梧桐林（即胡杨林）拾干柴外，不要乱跑，不要说话，悄悄在屋里待着。高相金都照着做了。但是祸不单行，噩运又一次降到这个年轻人的头上。“伊吾四十天保卫战”中的一天，淖毛湖叛匪副团长赛旦也领回一个汉族儿子，据说这个青年是第一次增援伊吾的解放军四十八团战士。由于增援伊吾的四十八团某领导的优柔寡断，轻信土匪的诱骗，下令撤退，遭到叛匪伏击败回哈密。这个战士就是在溃败中失散，被叛匪抓获，又被叛匪副团长赛旦收为养子带回淖毛湖的。淖毛湖老百姓在叛匪的威逼下逃到小淖毛湖时，一天一些匪徒鼓噪着对叛匪头子们说：“这些（指四十八团的这位战士和高相金）都是共产党，一定要杀死他们。”于是四十八团的这位战士就被残忍地用木棍打死了。在要打高相金时，司马义毛拉对着乡亲和叛匪头子哀求说：“你们都看见了，我的孩子一天除了赶毛驴去拾柴火外，老老实实地蹲在家里，什么错事都没干，胡大保佑，不要打死他！”经过司马义毛拉的反复求情，高相金才又一次躲过了死亡。
伊吾解围，解放军到淖毛湖后，高相金重见天日，立即回到部队，分在我班里工作。1978年前后，我忽然接到一封信，原来是高相金同志写来的，他已辗转调到兵团农五师，在博乐某部担任教导员。因“左”的政治运动，审查他的历史，叫我说明他在伊吾四十天保卫战中有无叛变投敌和出卖同志的行为。我立即写了回信，说明他当时的具体表现，证明他是一位好同志。1983年8月，高相金来伊吾烈士陵园悼念战友英灵时，曾来我家与我叙谈忆旧。十六师文工队进疆回忆录范承渠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红旗漫卷西风，新疆宣布起义。中央决定由王震将军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两军组成一兵团进疆。二军驻南疆，六军驻北疆、东疆。其中六军十六师（即今兵团十三师）驻地为哈密、吐鲁番。
凯歌进新疆
10月底，十六师宣传队（1950年春改称文工队）自酒泉前行至安西驻扎，等待上级下达进疆命令。驻安西期间，队员们主要是学习休整。学习的内容是兵团政治部编发的小册子《新疆介绍》，包括新疆各少数民族的情况，风俗习惯，新疆地理环境、物产、特产等，使部队对新疆有了基本了解。在安西，给大家发了棉军衣、皮大衣、毡筒等御寒衣物。
11月中旬末，宣传队接到去玉门为老君庙油矿工人演出的命令，全队立即投入演出前的排练中。排练在队部住的那个大院里，有天排完大家兴致很高，在院外空场上敲起了戏剧锣鼓，队长黎静，还有好几个老同志一起来了场武打表演，吸引了许多老乡来围观。据说宣传队的一些老同志原是剧社的，在延安金盆湾开荒时，演出过京剧《三打祝家庄》，现在组建的宣传队则只演现代歌剧和歌舞节目了。
玉门油矿来接我们的几部卡车到了，12月1日我们动身到老君庙去。当地人把玉门油矿又叫老君庙油矿，因为发现油田时这里是戈壁滩，无人居住，只有一座孤零零的老君庙。
玉门油矿演出结束，队长宣布，油矿派车直接送我们进新疆，目的地是哈密。
12月18日凌晨，四辆大道奇卡车载我们离开玉门，开始了进疆之路。当晚赶到安西县，仍分散住在原来住过的老房东家。
19日，车队继续西行。这年冬天出奇的冷。我们几乎都坐在没有篷布的大卡车上，冷风吹着，连耳棉帽、棉衣、皮大衣都变成了薄薄的纸。人都要冻僵了。我的大衣风帽带子未系，风直往脖子里灌。坐在车头处的分队长柴桂铭，吃力地伸出手给我系紧带子，关切地说：“小鬼，转转身背着风坐，暖和点。”
分队长看见大家冻得够呛，情绪有点低沉，就带着大家唱起歌来，特别是《解放军进行曲》，此起彼伏，这个车上未结束那个车上又唱起来了，“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大家感到特别自豪。还唱起了在玉门学的新歌：
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吆），凯歌进新疆。
这首歌词是王震司令员写的一首诗，曲由王洛宾创作。大家唱着这些歌，好像驱散了一些寒意，但看着茫茫无垠的戈壁滩，又觉得有点悲壮。
星星峡之夜
傍晚，车队开进了星星峡积石路面的山谷。
路不宽，路面是陡峭崎岖的石板，载满人的车也不停地摇晃抖动，好像在挣扎着艰难行进。两侧山脊可以看到一个个碉堡的黑影，像虎视眈眈蹲踞的怪兽。我们终于踏上了新疆的门槛。
星星峡是新疆和甘肃的交会点，虽然省界在东出峡口三十里的膏油庄，但那里无险可依，实际地点却设在这里。民国成立后，新疆的历届掌权者一直严格把守在这里，严格控制出入疆人员，没有批准手续，出入非常困难，人们谈虎色变。这些给新疆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1943年国民党势力进入新疆后，控制有所放宽，但民族纠纷不断，又爆发了三区革命和中蒙北塔山事件，边疆一直不太安定。新疆和平起义后，由于解放军一时还未进疆，在许多地方发生叛乱，哈密也发生了“九二八”抢劫案。这里的原国民党驻军思想混乱，人心浮动。指导员让大家夜里要提高警惕。
炊事班做了两大锅汤面条当晚餐，叫大家暖暖冻僵了的身子，然后分散宿营。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招待所，也没有老百姓。除了驻在这里的警察、税务等机关各有两间房子外，只有几家骡马小店，安顿了送我们的汽车司机和一些女同志，其他人一律自找宿营地。我们分队找到了一大间破房子，门窗都已被扒光，地上是破土块和厚厚的尘土。分队长领我们粗粗收拾一下，安排两个人一组，铺一条被子盖一条被子，和衣睡觉。12月底的山谷峡口，寒风嗖嗖地吹着，冰冷的地面，无门窗的破屋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和露宿在外面没有多大区别。
尽管分队长睡在门口给我们挡风，但也无济于事，一夜里我们都被冻醒好几次。快天亮时有人干脆起来摸黑绕房子跑步，说这样比睡着还暖和些。
到达哈密
20日，卡车继续西行，终于出了星星峡山谷。眼前展现出一望无际的青灰色大戈壁。中午，车右侧出现了那戴着雪冠的巍峨山峰。“天山，那就是天山！”大家从摇晃的昏睡中醒来，都伸直了腰向北方眺望着这有名的大山。
山影慢慢近了，看得更清晰了，蓝山白冠。连绵西去，真是壮观啊！
我们的车队小心翼翼地驶过用几根木头垫在桥面上的阿牙桥，就看见有着高高圆顶和月牙徽记的礼拜寺，头戴花帽的维吾尔男人，身着大红布连衣裙的维吾尔女人，充满了口里少见的民族风情。进城了，街上店铺门窗紧闭，不时可以看到烧劫得面目全非的残垣破壁。
卡车缓缓地驶进了有着高厚城墙的老城门，门和门楼早已没有了，但城墙仍很雄伟。车队停在了一座高高的建筑物前，这就是有名的中山堂，门脸是二层楼，大门顶上是阳台，可作开会检阅的地方，后面是礼堂会场，有舞台设施，相传这是经历了两代专员才修成的建筑物，哈密的政治活动中心。三十多年后，中山堂已被拆毁，我在编《哈密县志》时才知道，这是由一个维吾尔族民间建筑工匠设计建造的。
我们队就暂住在这里。
第二天，中山堂在开大会，纪念斯大林诞辰七十周年。我们十几个好奇的小鬼站在类似包厢的二楼往下看，只见舞台上挂着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画像，有各界代表二三百人参加。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苏联歌曲：“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原野和森林……”我们很快就学会了这首新歌。
中山堂在当时的哈密可算得上颇为雄伟的建筑物，全部是土木结构，几十根木柱却撑起了十米高的穹顶。会场可容五百人上下，土块砌的舞台有一米高，后台和侧室可供乐队伴奏、演员化装、休息和做演出准备。
在这里，宣传队宣布改称文工队，机构、人员也做了一些小调整。队里把一些十八岁以下的小队员，单独编了一个班，被称作“小鬼班”，新班长张双诚，一个来自冀中的老同志，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但对“小鬼”们很好。我记得分在这个班里的有樊本隆、蔡连利、杨寿康、马春田、韩玲、茹环环、毛瑞玲等，大多是陕西、甘肃参军的学生，也有北平起义改编过来的娃娃兵。宣布时我被指定为学习小组长，使我觉得又意外又惶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