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成了中国文坛的一块心病。这些年（许是因为到了世纪末，再得不到，就是“百年缺席”），大家急得更厉害。时常听见痛心疾首的种种议论。还曾在报上见到，有关方面似乎专门采用过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开过与商业展销、洽谈、拍卖、订货类似的国际会议。这番焦虑，不免让人想起晚清谴责小说中描写的“侯登科”。
上个月，到重庆出差，《红岩》杂志命我填一张关于文学的问卷。其中几个“热点”之一又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举了两位活着的中国作家的名字，说是他们都有可能获奖，问答卷者怎么看。我的回答是：“谁得都无所谓。我从不认为任何奖具有唯一的肯定性。”
这回答很生硬，也容易造成误解：狐狸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或者把葡萄和能吃葡萄的都不当回事。其实，天地良心，我还真不是那个意思。
回来不久，从一家叫《中华文学选刊》的杂志上读到一篇题为《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的长文（以下简称“长文”）。听口气，作者显然是中国人中最接近该奖评奖圈子的人。说起该奖来，也是“如数家珍”，所提供的情况应该较为可靠。我这才晓得自己先前是怎样的孤陋寡闻。原来《红岩》杂志问卷所提的“候选人”名单是确有些来历的。与此同时，我心里也生出几许悲凉：皇皇瑞典文学院的有世界文学裁决权的十八位院士中，认得中国字的只有一位马先生，再多一位牛先生或羊女士也没有。很自然，中国字的文学也就没有直接参评的资格。
好在总算有一位认得中国字的马先生。这就不能说瑞典文学院缺乏人类意识、全球眼光、世界情怀。光认得中国字当然不足以担当院士。据长文介绍，马先生对古今中国文学是“竟熟悉得如数家珍”的（除了不知道孔子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名言”之外）。果真如此，中国作家就不愁没有出头之日了。我在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见到贫下中农年年祭灶王爷，指望他上天言好事。写这短文时又快过年了（还有五天），我也想向贫下中农学习，给那位姓马的唯一认得中国字的文学灶王爷烧炷高香。祈愿他能为我们辛酸的中国文坛在世界文学的天庭上，向其他中国文盲的诸神多多美言。
但这祈愿本身也够辛酸。我辈族类，要不就恶狠狠地不要“资产阶级”的臭奖（记得文革时有一首歌颂鲁迅的诗就是这样说的。其实八字还没一撇呢）；要不就眼巴巴地看定了赵四老爷的脸色（恨不得从每一条哪怕最细微的皱纹扭动里发现开恩的迹象）。总之是人家不高抬贵手，自己就白干了，甚至白活了。对评奖的迷信，差不多成了拜物教，差不多入了佛教所说的迷妄。
评奖就真有那么神？这些年国中各种辉煌的文艺评奖花样百出。评奖业已成为一种产业。评者腰包中饱，被评者升官提职，热闹非凡，皆大欢喜。然而，除此之外，于社会大众似乎并无多少关涉。大家还是爱干什么干什么，爱看什么看什么。许多的评奖不过是自体循环，许多得了奖的“精品”当时就成了文化垃圾。评与被评、只是相关的人自己兴奋激动罢了，等于自慰行为。却造成了百姓税金的巨额浪资，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相反，仅从文学看，一些没有被评奖关照过的作家作品影响深广的例子，倒是可以举出不少。据长文介绍，这样的尴尬事，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也未能避免。
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长文原文照录了鲁迅当年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意见。很明白，先生对这个奖是很尊重的。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配得这奖。先生的激愤似乎有些偏执。我想，这偏执恐怕更多的是出于对中国文人品格的失望和鄙视。
这话题太敏感。我很崇敬鲁迅，却没有他的直面人生的勇气。但我还想说一句，在这方面，我很敬仰对诺贝尔文学奖根本不屑一顾的钱钟书先生。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学者作家，他至死不渝地冷对一切权势。并不像某些号称“精神斗士”的人，不论得意还是失意，对权力的膜拜总是始终如一。
这里并没有要对诺贝尔文学奖取虚无主义态度的意思。中国作家到目前为止尚无人有此荣幸，自然并不是中国作家无此实力。长文就很惆怅地明摆了一个事实：沈从文先生若再硬朗些日子，差不多也就榜上有名，中国作家也就不至于在那个“火炬家族”“百年缺席”了。在实力之外，“缺席”的原因可以举出一百条，一千条。以我的肤浅，这里也举出一条──尽管这仍不过是拾人牙慧，但我还是想特别重复，因为它是这样的不可以忽视──那就是理解的隔膜。
寒假，大学三年级的儿子从广州回来，说到一件趣事：他和家在当地的同学看电影《洗澡》，里面的胡同、大杂院、屋瓦、木柱，皇城根的油腔滑调，无一不透出明白无误的“京味儿”。但广州同学看了半天，才突然明白，这电影原来讲的是“北京故西（事）”，因为他们忽然发现一辆出租车屁股上的车牌有一个“京”字。“此时离电影结束还有一分钟。”儿子说完，哈哈大笑，我也大笑。
这是中国人看中国电影。大学三年级，不能说没“文化”。影响理解的，不完全排除智商和素质的原因，但恐怕更主要的是由于一南一北的地域差别造成了隔膜。
文艺评奖，固然不能说毫无客观标准可言，到底不像体育运动，高度、强度、速度，都有全世界统一的、通用的、明确的、大家都认得的度量衡在那里。可见，对文艺评奖，完全不在乎，有点玩世不恭的嫌疑；太在乎，也多少显出一点迂气。中国足球踢不进世界杯，该生气；中国小说写不来国际奖，则不妨少安毋躁。
有一个关于孔圣人的笑话：有一次圣人拿了一根针同时问好学生颜回和调皮鬼子路：“你们把这认作什么？”颜回答：“针。”子路答：“棒槌。”结果圣人夸奖子路：“这就对了，凡事别认真。”这自然是糟改圣人。但想想，有时候把针认作棒槌也不失为一种颇实用的养生之道，借以缓解心病之虐。
还记起一句中国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庄子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结果他否认客观标准的寓言成了后世文章的一个很高的标准。
最后要特别声明，我和读书界的许多朋友还是衷心希望下世纪中国作家有人（无论是谁）能够跳过诺贝尔文学奖龙门的──据长文预言，还会不止一个人。
那当然是好事情。
让我们怀了淡泊的心情，也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说的“平常心”来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