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省文联获奖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感谢会议给我这样一个安排，与大家一起来探讨文学发展的问题。
我的认识有限，难免错误，在座的有很多人事实上比我强。我的发言，就是为了让大家来指出我的错误。这也是一种学习、交流的方式吧。
首先讲一下我对作家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理解。这个问题，在这些年，我觉得，无论社会还是我们自身，都多少发生了一些迷惘。大前年我去新疆，在喀什我住的那个宾馆的老总是上海老三届，他看过我早期小说，向我提出疑问，说，世旭呀，我感觉像你这一代作家，历史使命好像已经完成了，现在大家都只关心身体狂欢，身体写作。你觉得你那类写作还有价值吗？他对我很同情，我很感谢他。但我当时有两个感觉，一是时代变迁非常快，大浪淘沙，一部分人应该离开这个地方了，因为有许多新人崛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概也流失了一些不该流失的东西。我坚信，有很多东西，它会具有永恒的价值。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新时期以来的创作。文革结束以后，文艺界开始复苏，戏剧如《于无声处》，《枫叶红了的时候》等等，引起很大的轰动。很短的小说像《伤痕》，也引起全国性的轰动。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刚刚从一场浩劫中解放出来，所有的人，对文艺作品充满着渴望，就像久旱盼雨露一样。痛定思痛之后，很快出现了对改革的呼唤。随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引起了全国的激动，就是大家希望能够尽快拯救我们国家面临崩溃的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那时候一个好作品出来，大家就一拥而上，小说是这样的，电影、戏剧也是这样。但是，改革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改革阻力很大，这种阻力除了来自不同的立场、观念和利害，还来自一个非常沉重的东西，就是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它积淀了许多非常不利于改革的东西。于是，很多作家开始寻根，揭示国民劣根性。这是沿着鲁迅的路子走的。随着社会生活，包括文化生活的日益开放，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小说的声音开始变得微弱。小说开始表现出一种危机感，一些很著名的作家开始惊呼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作家不再像今天的明星那样，大家追捧。有些人从小说本身来找原因，出现了所谓文体革命，先锋派小说，就是努力探求艺术表现形式。许多走得很远的作家的作品，大家根本看不懂。字都是简体汉字，也不生僻，但读完以后，不知所云。尽管我们可以认为，任何创新都是有意义的。但随着这种变化越来越走向极端，想仅仅在形式上找到小说出路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记得当时，一方面是出于对自己的一种恐慌：我还应不应该写下去呢？根本没办法写了，小说也读不懂。另一方面，也产生一种对立情绪。那个夏天，我从单位借了一堆书，都是关于文艺、美学理论方面的，一大堆，坐在家里，地上浇上水，光着膀子，从下午2点，写到晚上11点多钟。写出了我的第一篇文论：《当代小说在哪里迷失》。这个题目有点狠，有点文革的气味。首先就设定了中国当代小说已经迷失，定了一个前提。文章要探讨的只是在哪里迷失。我写了一大堆，洋洋万言，核心是我认为，作家放弃了它应该承担起来的时代和社会的责任。文学疏远了社会，社会也就疏远了文学。
文章写完以后，我得到一种宣泄的感觉，马上送到省里的一个理论刊物。刊物主编是个非常谨慎的人，觉得一个小刊物对中国文坛指指点点有点不妥。我把稿子拿回来，想了想，干脆寄给了中国社科院的《文学评论》。不久就收到了用稿通知，他们专门开了一个栏目，叫“作家论坛”。现在来看这篇文章，还是有偏颇的，很浮躁。文学发展的走向在它还没有完成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的时候，你妄加议论，是难免片面的。事实上，从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很快就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一大批象池莉的《烦恼人生》这样的新写实小说，重新把人们的日常生活，纳入文学表现的领域。一直发展到今天。前面一段对小说形式的探索，则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表现能力。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许多作家写出了很好的作品。他们把自己的眼光和笔触真正深入到民间，深入到了社会底层。使自己的作品所表现的内容与广大人群的生存和命运息息相关。怎么会不感人？事实仍在证明，小说离开它的使命感，离开它的责任感，特别是离开它的现实感，是不会有前途的。你把文字弄到天花乱坠的程度，又能如何呢？
甲骨文上就有了“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如果从那个时候算起，我们的文学史多么漫长，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有过多少伟大的作品？出现过多少伟大的作家？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来从事写作？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那就是，所有伟大的前人不知道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他们不知道我们今天的生存状况，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作家最有优势的财富。这种财富，就是我们今天工作的支撑。我们读了《古文观止》，我们还需要写散文吗？方方面面，它都写到了，而且都写到了极致。但它没有写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他们都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写作的生存空间。所以，我们离开社会，离开我们对现实的把握，我们存在的价值是非常可疑的。这就是为什么巴尔扎克会说：“人物——当他充分地反映自己的时代，才有充分的生命力。”
纵观文学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文学史上有两类人是最显眼的，一类人就是在艺术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把一种艺术形式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推到一个辉煌的高度；一类人就是在高度的艺术性的基础上有着特别深刻的人民性。李白和杜甫，就很典型。李白被称作“诗仙”，出尘，豪迈，放达，超凡脱俗，汪洋恣肆，气象万千，他的诗歌成就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但是，让我感动至深的，是杜甫。杜甫被称作“诗圣”，神圣的“圣”，“圣人”，就是智慧品德最高的那个人。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写诗不止是认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语不惊人死不休”，更因为他关心国家命运，同情民生疾苦，那么苍凉，那么沉郁。他在“安史之乱”中写《三吏》、《三别》，他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自己最后也很悲惨地死在贫病交加中。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些善良、深沉、充满了伟大爱心的作家。“仙”和“圣”，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人间。“仙”让人神往，“圣”让人崇敬。
今年三月我去云南参加全国作协全委会，会议结束后去了泸鸪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青年诗人，叫鲁若迪基，普米族人，是县财政局长，很细的眼睛，鹰钩鼻子，脸色黝黑，大块头。他跟我说，你们汉族作家写不写都无所谓，反正有一大帮一大帮的书在出。但像我们普米族，只有三万人，如果我们这三万人中没有一个人搞文学，没有一个人的诗出名，这个普米族就等于在中华民族文学的大家庭中不存在。我说，鲁若迪基，你了不得，承担这么大一个使命，等于把一个民族文化的责任全部放在一个人的肩上。他是云南财校毕业的，在校时就写了很多诗，那时候，他雄心勃勃，说，山里的路，就像一条鞭子，我要举着这条鞭子，把我们的大山赶向平原。充满了豪气。但是后来，他回到家乡，对社会和生活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就有了沉重。他后来写的诗里面有一首叫《光棍村》，这首诗写得很朴素。诗里写道：乡长打了个报告给县长，说为什么成为光棍村？就是因为没有水，县长听见，很着急，就赶快弄了一笔钱，去给他们把水管架上了，水管架上了，光棍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女人们并没有回来，春节的时候，回来了几个女人，过了春节，又带走了一帮妹子，一帮刚刚长大的女孩子。他写了山里与山外，不同的民族之间，不同的经济区域之间，巨大的差异。他同时也写了山里人的一种强烈的愿望，仅仅解决温饱是不够的，需要更多。你能满足吗？你能做到吗？这是一个非常苦涩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一个诗人在应该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发出了这个声音，他指出了这样一种现实，他充分表达了自己这样一种关切与同情，这就是一个诗人应有的品质。
为了宣传这位普米族诗人，我回来写了篇文章到处送，我不是骗稿费，我就是觉得，这样的诗人很值得尊敬。
关心社会生活，关心历史进步，关心民族命运，这是文艺家的天然使命。离开这些，你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但很难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说我们伟大。但是，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目标，那么你的路就会走得更远。这话好像是高尔基说过的。我们咬牙切齿、殚精竭虑地写作，从最表面看，目标可以说是去拿奖，因为评奖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但一个艺术作品，它真正的内在价值是什么？这里应该有一个公认标准。文艺作品的价值，是有客观标准的。它的最高裁判是历史和人民。
媒体上经常提到“三贴近”，我很拥护。我认为“三贴近”的核心是“贴近群众”。离开了贴近群众，其他两个“贴近”都是空的。群众不认可的“现实”和“生活”只能是拙劣的胡编乱造的伪现实，伪生活。这样的“现实”和这样的“生活”远离了它的本质，群众当然不会买账。如果某一个人说好就给奖，说不好就枪毙，那就没有客观标准。没有客观标准，就很难谈论艺术。那就会冒出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滥竽充数的、根本不入流的伪作家、伪学者、伪艺术，弄得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小人得志，庸才横行，真正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报国无门。
标准就是度量衡。一公斤就是一公斤，一公尺就是一公尺。艺术的度量衡当然要复杂一些，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一千个读者可以读出一千个哈姆雷特，一百个人可以读出一百种《红楼梦》，有这个问题。但是，公认的标准是存在的。我是写小说的，这里举小说名著为例。对古往今来的名著，学者们早就提出过明确的标准：
第一个就是它应该是读者最多的。可能在当时它不一定很走俏，但是，它经久不衰的影响力量和漫长的时间，汇集了最多的读者。当时，它可能不是很出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多的人必须要去读它，历史上有大量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首届是1901年评的，到现在有100多年了。当时很多人提出，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应该拿这个奖。但是，沙俄政府对这事非常不高兴，他们向瑞典政府施加压力，说，你不能让这个人评奖，让这个人评奖我们不高兴。那时候，瑞典很弱小，俄罗斯是一个大帝国。沙皇说了话，他当然就不敢给了，就给了别人。从此，托尔斯泰再也没有获这个奖。但是，一百年过去，托尔斯泰没有获诺贝尔奖，不是托尔斯泰的耻辱和不幸。它成了大家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的一个最重要的依据。不给托尔斯泰评奖，成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耻辱和不幸。为什么呢？托尔斯泰的作品谁能不读？你可以不读原著，但你会去看电影。俄罗斯拍完了，美国拍，还不满意，法国、意大利又联合拍。名著，在一个想当长的历史时期，它会汇聚最多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