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很快，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有锐敏观察力和高度警惕性的党代表邓发同志，经常提醒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要认清盛世才的反动本质，提高警惕。他一再告诫党员们，“盛世才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盛世才的本质是军阀，他的思想和行为，离共产主义还差十万八千里！”“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发同志对盛世才反动本质的剖析，是完全正确的，是极其深刻的。
当时盛世才所以要伪装进步，同意与我党合作抗日，完全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上台不久，蒋介石要把他搞下去，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局势非常不稳。惯于耍两面派手法的盛世才，迫于形势，便打出了“亲苏联共”的旗帜，虽然表示要与我党“亲密合作”，但是，他对我党在新疆的工作却加以种种限制。他还豢养了一大批特务走狗，跟踪和监视我党工作人员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党代表邓发、陈潭秋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领导在新疆的我党工作人员，坚决执行“六大政策”，团结各民族抗日爱国的进步人士，将新疆的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与此同时，邓发同志按照第一任党代表陈云同志的原定部署，继续抓紧“新兵营”各大队的专业学习，努力提高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还从“新兵营”挑选了吕黎平等20多位同志，和从延安派来的一些同志，组成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
邓发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经常住在我们“新兵营”，和大家吃一锅饭，一块学习生活，一块娱乐，他最喜欢和我们一起打排球、打乒乓球。他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亲自给我们讲党课和时事政治课。1938年4月，张国焘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的怀抱，成了可耻的叛徒，邓发同志便领导我们深入开展对张国焘分裂主义和反党叛党罪行的批判。经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
1939年9月，党中央调邓发同志回延安，任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兼民委书记。他离疆前，向接替他工作的陈潭秋同志详细介绍了新疆情况以及盛世才这个两面派所惯用的反动伎俩。他临走之前，仍同陈潭秋同志一起组织领导我们“新兵营”进行了一次为期两个月的野营训练。当邓发同志和我们话别时，他一再嘱咐我们说，“要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啊！多学一点本领，才能为革命多做一点事情”，“平时学习多出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这些话我牢记不忘，一直鼓舞着我学习、工作。
陈潭秋同志是在形势开始逆转的情况下接任党代表的。当时，国际法西斯气焰嚣张，德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侵占了十余个欧洲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也加快了吞并中国的步伐，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积极进行投降卖国活动；蒋介石则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1941年德国法西斯发动了德苏战争，国际形势更趋恶化。善于看风使舵、随机应变的盛世才，撕下了“亲苏、联共”的面纱，露出了反动封建军阀的真面目，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摩擦，排斥和打击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和各民族抗日爱国人士。
陈潭秋同志上任以后，要求同志们认清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广泛团结群众，扎根于民众之中。他还提出党员要同民主进步人士多交朋友，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他特别提醒大家“遇事谨慎，不给反动分子以任何借口”。在陈潭秋同志的领导下，全体共产党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同盛世才的挑衅行为进行了斗争，虽然形势仍在继续逆转，但在陈潭秋同志领导下，大家的斗志越来越旺盛，做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
陈潭秋同志领导我党在新疆的党员同盛世才的逆流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仍然集中精力抓了“新兵营”的野营训练工作，因为“新兵营”是西路军保留下来的精华。这支部队身经百战，政治觉悟高，军事素质好，对稳定新疆局势、巩固我党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起着很大的作用。
野营训练前，邓发、陈潭秋和总支队长饶子健同志等在一起，为这次野营训练做了充分准备和严密的部署。野营训练中，两位党代表和我们住在一样的帐篷里，吃一样的饭，朝夕相处。历时两个月的野营训练结束后，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别了邓发同志。之后，陈潭秋同志又组织我们对这次野营训练进行了认真总结，奖励了优秀学员。记得在总结中，陈潭秋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剩下的时间不会很多了，同志们一定要抢时间来学习啊。”
陈潭秋同志亲自给我们上政治课，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等。他那渊博的知识，生动通俗的语言，长者的风度和谆谆善诱的精神，给我们每个同志都留下了永世难忘的印象。陈潭秋同志爱护干部战士，总是那样细心入微。他和蔼可亲，平等待人，非常关心同志们的进步，使大家深受感动，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新兵营”学习、训练任务基本完成，为了加强抗日前线的骨干力量，陈潭秋同志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于1940年1月11日，将我们“新兵营”的大部分同志撤回延安。陈潭秋同志为此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他亲自在每辆汽车上都安排了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司机，并配备了较好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以防止路上发生意外。
当我们登上汽车向党代表陈潭秋同志和新疆各族人民告别的时候，大家的心情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要回延安了，要回到日夜想念的党中央、毛主席身边了；难过的是就要告别我们敬爱的党代表陈潭秋同志，而他仍然要留在环境险恶的迪化，与凶残狡猾的盛世才进行顽强的斗争。汽车慢慢地启程了，陈潭秋同志送了我们一程又一程，最后他深情地和我们大家挥泪告别。
（三）
日月流逝，转眼间已经过去40多年了。这些年来，邓发、陈潭秋等烈士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崇高的共产主义品质和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不断激励我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1978年，中央军委调我来乌鲁木齐部队工作，使我得以有更多的机会瞻仰革命烈士陵园以及八路军办事处、“新兵营”等旧址。每一次瞻仰，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怀念和崇敬之情涌上心头，使我更加怀念我们亲爱的党代表邓发、陈潭秋烈士，更加怀念毛泽民、林基路等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
前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先烈们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的革命精神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为进一步建设、保卫文明富裕的新新疆而努力奋斗！
录自《烽火春秋》。作者康立泽同志，四川金川人，生于1921年。1935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西路军西征时在总部任卫生员，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返回延安后，历任中央军委第二局股长，晋冀军区司令部第二室主任，四野司令部二局第一处政委，军委工程兵学校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第一、第七、第四军医大学政委，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总后勤部副政委，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