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廷栋
西路军西渡黄河后，与马匪军作战数十次，终于失败，被迫退入祁连山中。我原在西路军总部做报务工作，倪家营子战斗时，部队伤亡很大，我被调到三十军当战士。1937年3月14日石窝会议后，我被编在左支队，跟着李先念在祁连山里往西走。40多天后，我们走出祁连山，到了安西县，向新疆进发。这时，上级决定打安西县城，没料到遇到了大批马匪军的阻击，城没打下来，还受到敌军骑兵的追击。左支队边打边撤，刚到一个叫白墩子的地方，还没来得及休息，马匪的骑兵就追上来，一接触，就发生了白刃战。战斗极为激烈，一直混战到天黑，一部分同志突围走了，因我们被敌人打散，找不到大部队，我就藏在戈壁滩里。第二天，敌人骑兵又来搜查，把我搜出。被敌人搜出的共有160多名红军，都被敌人押到安西城内关押。在安西关了七天，敌人又押我们向东走，先送到酒泉，又送到张掖。
到张掖后，我们一部分红军被关在北街上的一个骆驼店里。我在敌人押送途中，一直想着要逃跑，但敌人看得很严，没有跑掉，到这个骆驼店后，我就找机会逃跑。有一天在院里晒太阳时，我发现有一段院墙是用小圆木栽在地里编成的，我便走过去，靠在木墙上，乘敌人不注意，我用力一搡，发现有的圆木是松动的。半夜时分，我约了一个姓苟的红军，摸到木墙边，用力拔去一根圆木，墙上就出现一条缝隙，我俩侧身钻出逃跑了。
我俩跑到北城门附近，因有敌兵把守城门，不敢出城，便先在街旁的一个角落里躲起来。天麻麻亮时，到城里拉大粪的农民正赶着牛车出城，我们便装作赶车的农民混出了城，急速地向东走去。天亮了，我们不敢再走，便在一块坟地的树丛中藏起来。不多时，一位到庄稼地里干活的大嫂看见了我们，就走来问是不是红军？我们说正是红军。这位大嫂是好心人，便说：“你们不要命了吗？要是被马家队发现，就别想活了。”我们说：“我们正在逃命，这里人生地不熟，请大嫂帮忙。”大嫂说：“这里藏不住，马家队到处搜查，你们还是向东边走吧！”说罢，就将带的几块饼子送给了我们。
我们一边讨饭，一边向东走。1937年冬天，我俩来到兰州，但不敢进城，就从城外绕道马衔山，来到临洮县的上银村。这时，天气太冷了，我们就给老乡打短工，背柴、送粪，什么活都干，想到天暖了再走。我在临洮北乡干了一年活，被当地的保长发现，又把我卖了壮丁，编入国民党军骑兵第十师当兵，不久，这个师又开到张掖驻扎。我不愿当国民党的兵，便开了小差。
当时，张掖到处都在抓兵，城里待不住，乡里也待不住，就逃到南山的灰条沟，在一个叫小沟门的小煤窑里落了脚，以背炭为生。后来，在工友们的帮助下，我和一个窑工的女儿结了婚。煤窑地处深山之中，与世隔绝，不知外面的消息。国民党的人也很少进山，这里倒也安闲。我们夫妻相依为命，在煤窑上卖劳动力，艰苦度日，不觉到了1949年。
灰条沟是张掖进祁连山的一个山口。张掖快解放时，一天早晨，我起得很早，刚一出门，就听到附近的山沟里人声嘈杂，走过去一看，只见一群男女吆喝着驮箱子、包袱、行李的毛牛队，慌慌张张地往深山里走，其中有个50多岁的胖子，蜷伏在马上，黑黑的长胡子飘在胸前，几个带枪的士兵簇拥着他。第二天下午，我上到山头上转悠，看见从沟里走来一个人，穿着马匪军的服装，来到我跟前，说他是从甘州城里来的，路过这里，想在这里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就把他让到我的窑洞里。
这个马家兵到我窑洞后，先喝了一碗水，接着就闲扯起来。我问他，甘州城里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日奶奶的，共产嘛，一挂一挂：临夏、西宁一带的方言，“一齐”、“通通”的意思。进了城。你看，他们的票子我还拿着呢！”他拿出解放军的票子给我看。我又问他：“你打算上哪里去？”他说：“前几天来的牦牛队你们都看见了么，那就是韩军长的，我去找他，我就是他派上到甘州城里打探消息的。”为了多了解些情况，我挽留这个马匪兵一起吃饭，饭后又躺在炕上聊天。我问他：“你说的韩军长是谁？”他诡秘地笑了笑说：“我看你够朋友，就对你说实话。韩军长就是韩起功嘛，就是原来驻在张掖的韩旅长，他当了马长官的骑兵军长，在洮河被解放军打败了，退到了青海，西宁又被解放军占了，他又退到了张掖，想在他岳父家住一住，不料张掖也被解放军占了，又退到祁连山中来了。”
我听了马匪兵的话，心中非常高兴，一是知道了不但共产党又来到了张掖，而且打败了敌人，占领张掖城；二是知道了韩起功这个老贼现在也害怕了，躲进了山里头。为了稳住马匪兵，我表面上装着很平静的样子，和他胡扯了一阵，就吹灯睡觉了。可是这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当年韩起功在张掖枪杀、活埋红军的事，在我脑海中不断出现。我想，韩起功杀了那么多我们的人，我这个还活着的红军战士，决不能放过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一定要把他捉拿归案，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打发走马匪兵，马上起身，赶了90多里路，中午时分赶到了张掖城。张掖城变了样，城内到处红旗招展，解放军的宣传队在各处演出、讲演、宣传政策，热闹非凡，街道上的解放军来来往往。解放军军帽上的红五星，最让我心动，我当红军时，就戴着红五星，一直戴了好几年。我拽着一位解放军同志要反映情况，报告红军的死敌韩起功的下落，叫解放军派兵把他抓来报仇。这位解放军说，他管不了这么大的事，要我到陈家花园陈家花园：在张掖城西南角。找领导机关去。
我找到陈家花园，见到有几位解放军，他们都背着手枪，戴着红五星和胸章，胸章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我走上前说：“同志，你们辛苦了！”几位解放军听我喊“同志”，都很惊奇，赶忙问我的情况，我说：“我是西路军的，等你们等得好苦啊！”他们忙把我请到政治部，我汇报了韩起功的情况。我说：“红军西路军西征时，韩起功杀了我们不少人，解放军快派人把他抓来，为死难的红军报仇。”部队同志说：“你立了一大功，我们马上向上级报告。
”我又提出批准我重新参军，他们说，你已经在当地成了家，参了军就不好照顾家了。部队同志劝我先在这里住下，我说：“我得赶回去，山里还有我们的同志，得向他们报告解放的消息，也让他们高兴高兴。”部队同志说：“也好，你回去进一步了解韩起功的动静。”
9月22日一早，我又赶到张掖城，部队的同志领我到了军管会，范江海科长接待了我。我向范科长详细汇报了韩起功的情况，我说，韩起功是我们红军的大仇人，西路军西征时，他是马步芳的旅长，驻防张掖，带兵参加打西路军，杀了我们不少人，仅在张掖就活埋了好几千人据甘肃省委和张掖地委党史部门调查，韩起功在张掖活埋、枪杀、火烧致死的红军被俘人员多达2093人，其中活埋的有1633人。见《悲壮的征程》（下册）第111页。
现在是我们报仇的时候了。他现在带的兵不多，你们快派人去把他抓来。范科长听完我的汇报后说：“同志，谢谢你，你任务完成得很好。经首长研究，根据当前的形势，最好是叫韩起功自己下山来投降。军管会给韩起功写了封信，叫他来投降，你敢不敢送去？”我当即回答：“我当过红军，怎么不敢！现在解放了，我还怕他！”
我拿上范科长写的信，又约上一位姓苏的流落红军，一起进了山。我们了解到韩起功一伙已经流窜到火烧沟台火烧沟台：祁连山中的一个小居民点，今属青海省祁连县。
，我们走了100多里路，经过碴子峡，到了火烧沟台。那里有一些土窑洞，韩起功他们都住在这里。当时，尽管我们赤手空拳，但有解放军做后盾，我理直气壮，就大声地喊：“谁是韩起功？”窑洞外的一个人答话道：“你是什么人？找韩军长干什么？”我说：“我们有要事找他。”这时，韩起功一伙人已成惊弓之鸟，纷纷把枪端了起来。我们一点都不怕，径直走到韩起功的窑洞，对他说：“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张掖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信，你拿去看。”
韩起功接过信，但他不识字，很客气地说“二位稍候”，就拿信去找他的部下商量去了。
他心里清楚，现在大势已去，顽抗只有死路一条，躲藏也非长久之计。他们经过一阵吵闹，穷途末路的韩起功，耷拉着脑袋走了出来，对我们说：“二位先行一步，我随后下山。”我口气很强硬地说：“不行，军管会叫你投降去，要我们陪你下山！”韩起功无奈，只好说：“好，我这就下山！”昔日的威风再也没有了。
韩起功叫手下人套了一辆三匹马拉的车，带上他的小老婆和随从，驮上行李，由我俩跟着下了山。出山后来到冯家寨冯家寨：村名，今属张掖市甘州区大满镇。，住到了张成仁的家。张成仁是当地的恶霸，他的外孙女是韩起功的小老婆。范科长调了一排解放军来到那里，把韩起功弄进了城。过了几天，解放军又把韩起功安排进南关清真寺住。他住到清真寺里很逍遥，拄着文明棍，戴着大礼帽，在城里到处闲转，见了熟人点头哈腰。我看了很不服气，就找范科长问：“韩起功杀了那么多红军，为什么还让他逍遥法外？”范科长说：“咳！你这个同志，他又跑不了，我们还有个民族政策么，该利用还得利用哩。”
我配合军管会收降了韩起功，受到军管会的表扬、奖励。不久，范科长介绍我到张掖县参加地方工作，还发给我一枝快慢机快慢机：俗称驳壳枪，一种德国造的毛瑟手枪，又称“盒子炮”，因能连发20粒子弹，故又称“二十响”。。我背上手枪，当了自卫军营长，后来又调到县供销社工作，一直到退休（后改为离休）。
再说说韩起功的结局。韩起功虽然罪大恶极，但他投降后，人民解放军仍以宽大政策予以安置。可是他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仅不接受政府的教育，反而参与策动反革命叛乱，于1951年3月26日在临夏地区把他枪毙了。
郝成铭根据任廷栋口述记录整理。任廷栋同志，安徽霍山人，生于1916年。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战士、排长，长征时在总部一局做无线电报务工作。1936年10月参加西征，任西路军总部报务员。西路军失败后流落张掖。解放后重新参加工作，曾任张掖县供销社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