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齐刷刷地站在操场上。
全校的师生没人胆敢出声。
幸福的眼睛，因为自己还站在队列里。
迷惘的眼睛，猜测着要发生什么事。
敬意的眼睛，看着那些戴着红袖章的人。
友情的眼睛，告诉同伴可别揭发自己。
张大的惊异的眼睛。
泣诉着哀怨的眼睛。
操场上停课参加批斗会的每一个幼稚的孩子，正“幼稚”地接受大人的指导，高声呼喊口号。
“打倒现行反革命郑熙！”
就是这个郑熙，教会了这些孩子写自己的姓名。
一九六六年，我同班的孩子都诞生了一个红色的意识，手握“红宝书”歌舞。这是一种叫“忠字舞”的集体舞蹈，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七亿中国人都会跳。这是现在热衷于街舞的歌仔所不熟悉的。
二十一世纪的一天，我与一位姓梁的同学邂逅在“知青饭店”，他刚刚新买了一个大书橱。他的孩子是街舞迷。
“和您说，是我爸红，还是我红。”以为一向应对自如的我，面对这个新新人类竟然哑口无言。
“秩序仍须有海洋看押，住在北里巷的你我他，还有一位看着我的美眉，是从海岛里来的夏娃……”此时，我的智力十分低下，听不懂这个叫“大荒”的孩子执笔的歌词。
那个有“现行反革命”身份的郑老师，痴呆地站在操场上。
他不说一句话，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他好像没有感觉。但我分明看见了他的嘴唇在动。微微地，不易察觉地。
“背下来。”一个大嘴巴，好响。他的脸色好难看。嘴唇也是这样微微动着，一句话再没有说。一个男孩子捂着脸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人人都要背诵下来。
我们害怕挨打。背地里没人叫他郑老师，“郑狠子”是我们给他起的外号。
回家的路上，我问：“痛吗？”那个被扇了嘴巴的同学，他叫大义。
“其实，不怎么痛。”大义摇摇头。
“不信。”我说。
“‘傻丫头’也被打过。不信你问她！”
“回家父母问起，怎么说？”我问道。
“不，这不能说。”
“为什么？”他越是不想说出来，我越想打听。
“你发誓，绝不告诉别人。”大义有点不情愿。
“好！我发誓。”我学着电影里地下党员的样子，举起了右手：“绝不告诉别人。”
“好像应该举左手……”大义有异议，但口气不太坚决。
“管它呢，反正是发誓。”我真怕他反悔，急忙敷衍。
“我也说不太清楚。反正，被‘郑狠子’打过，就不会像阿鱼那样了。”
“真的？”太意外了。
“是‘傻丫头’的妈妈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太好了！”我喜出望外，伸手一跳，趁机戳了一下他刚才被扇的脸。
“哎呀！”他大叫一声，向我扑来。
“你不是说不痛吗？”
“不痛我扇你一下试试！”
我急忙跳开：“瞧，那边有个人。”
我趁他愣神的工夫，撒腿就跑。
郑老师的旁边站着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可能有三十岁。
他脸色发白，像严重贫血。
我一时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上次，小礼堂里，被批斗的就是他。他是高年级的老师，爱讲故事。
“你就是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那个发言的女人声嘶力竭，“你给学生讲鬼故事，其实，你就是个披着人皮的活鬼！是的，你是不在乎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的师生们，你们看，他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那是在伺机反扑。”
那个会讲故事的高年级老师，嘴唇紫红，一动也不动。
他像是在倾听，倾听别人的意见，看下次再讲《聊斋志异》时，有什么改进。
“我们革命队伍里混进了这样一条癞皮狗，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同志们，你们看，他混合着恶臭的灵魂，贼心不死啊！这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那女人唾沫四溅，斗志昂扬。
有人跳上台来。
戴眼镜的老师头上被扣了一顶白白的高高的尖尖的纸糊的帽子，像电影《红色娘子军》里的恶霸“南霸天”被枪毙前的样子。
“把资产阶级的臭小姐胡爱华给押上来！”
胡爱华是我们的音乐老师。一张清秀的脸，白白净净的。谁见了她，都以为自己的脸没洗干净。一对柳叶眉，一双杏仁眼。一米六七的身高，苗条的曲线。女人见了嫉妒得要命，男人见了容易想入非非。
两个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的年轻女将，一人一只胳膊押着胡老师，站到头戴白帽子的男老师身边。
“我是一个黑孩子，黑孩子，我的祖国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音乐课上，音域非常宽厚的嗓音，把我们带进了非洲的丛林中。我们不了解非洲，但在《世界人民大团结》那幅画里，我们见过黑黑的皮肤，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牙齿的非洲人。就在这个礼堂里，胡老师还把我们几个孩子打扮成非洲孩子的模样，表演非洲人民追求解放的音乐剧。为了启发我们理解非洲人民遭受的苦难，她还给我们讲述夏衍的《包身工》里的“芦柴棒”的故事，让我们几个练节目的孩子，难过得直揉眼睛。
全校的人都知道，校长大人最喜欢找胡老师谈话。谈些什么，刚才那个“斗志昂扬”的女人最关心。一次，校长大人找胡老师“谈话”，胡老师就给校长讲了一个故事：“东汉初年，光武帝召见宋弘，一边跟他谈话，一边却心不在焉地东瞥西瞅。宋弘一看，原来，周围屏风上画着一个个搔首弄姿、娇情百般的美女，皇帝心思全在欣赏女色呢！”校长大人急切地问：“后来呢？”“后来，”胡老师讲故事的声音非常温柔，“宋弘作为一个臣子，完全可以敷衍了事，但他却义正词严地打断了光武帝的兴致，说：‘皇上，没有一个向往道德的人会像您这样喜欢女色的！’光武帝一听，不好意思了，赶快撤了屏风，跟宋弘谈起正事来。”
看到胡老师被押上台来，刚才那个唾沫星子四溅的女人，像被打了一针强心剂，精神头儿更足了。“呸，”她向胡老师的脚下狠劲地吐了一口唾沫，“啪啪”照那张漂亮的脸蛋就是两巴掌。“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资产阶级的臭小姐，”看到那张漂亮的脸上起了几道红红的手印，她有些得意忘形。她跳着脚继续骂，“你这个破鞋，骚货，浪女人，早就该进监狱呆着的野鸡。也不撒泡尿照照，一个彻头彻尾的狐狸精，竟敢拉革命干部下水，你还故意给校长讲故事……”她意识到什么，看了一眼台下，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然后，挺了挺身子，回过头来，想继续进行她的“控诉”。
正在这时，一个年轻人冲到台上，用手势示意她下去。她只好悻悻地从右侧台阶走下来。换下那个女人的男人，外号叫“太甚”，因为他习惯用“太甚”一词评价任何事情。他是校长暗示出马的，可能是校长怕那女人说出胡老师给他讲故事这档子事，让自己难堪。
“你，太甚。竟然侮辱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是‘黑孩子’！”
台下有几个女孩哭了起来。
“你听，你把革命的红苗苗摧残成什么样子？”这个人真是太甚，大白天胡说八道，“你说，你的名字什么含义，是不是‘不爱中华’？”
一位教历史的女老师尿了裤子，她望了望门口，那里有戴着红袖标的人走来走去，于是只好低下头。
操场上。
批斗会已经开始了一个小时。
胡爱华、郑熙、戴眼镜的男老师依次排开。他们的身后分别有两个戴红袖标的年轻小将，架着他们的胳膊，使他们的身子向前弯曲，头快触到了地上。原先挂在他们脖子上的牌子，已经对应在他们眼前，横躺在地上。他们的两边，各有四五个“小反动”，都自觉地撅在那里。阿鱼和黑娃也在他们中间。
世界真是乱了套。年轻美貌的胡老师，居然也是阶级敌人。
我的思想开了小差。
和杨叔叔一样爱上我家玩的一位伯伯，是个画家，姓金。那时，各种建筑物的墙壁上画的巨幅宣传画，都是他画上去的。有《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还有《心中的太阳永不落》，好多好多。
一天，晚饭后，我正趴在我家的小饭桌上，照着一本黑板报宣传画册，临摹一幅《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怎么也画不好孙悟空拿金箍棒的手。
金伯伯进来了。见状，向我要了一张报纸那样大的白纸，拿起我文具盒中的蜡笔，三下五除二，一幅孙悟空倒提金箍棒，手搭凉棚，高站云端的蜡笔画跃然纸上。我羡慕不已。从此，金伯伯便隔三差五地来我家，教我画画。
我有绘画天赋，也是金伯伯告诉爸爸的。
我学画的本子一天天多起来。
一天课间，一个高年级的女生来借我的绘画本子。我的画本常被同学借去翻看，这是我感到骄傲的事。
一堂课过去了，我正想着要回我的本子。借了我本子的高年级女生，让我到老师的办公室去拿。
“你借去的，为什么交给老师？”
“去了你就知道了。”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地面，长了一颗黑痣的嘴角不屑地翘了翘，我一直以为她那张嘴棱角分明，美得让人倾倒。
我的绘画本子，已经摊开在一位女老师的办公桌上，那页赫然画着我从杨叔叔送给我的明信片上描摹来的北京天安门。
“为什么这里只是个方框？”女老师——她就是现在台上的胡老师——指着画面的正中问。
“我画不像，没敢画。”我小声回答。
“哦……”女老师像是在思索。然后，把本子合上，递给我，“以后要注意啦。”她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说给我听。屋里没有别人。
我连“谢谢”都没说出来，就轻轻地退出了她的办公室。
大概是女老师告诉了我的妈妈。那晚，母亲破天荒打了我的屁股。
在我的哭声中，我的几本绘画本子，都成了母亲灶堂里的火苗。
郑熙力图挺直身体，缓解一点腰的酸痛，但是押着他的人使劲往上一抬他的胳膊，他的头又低下去了。我惊奇地发现，他课堂上经常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竟然不见了。
天空聚集了乌云。要下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