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反“围剿”进入决战，“中央代表团”开始全面“肃反”，成立“政治保卫局”动手抓人；一道“指示”本想诱捕刘志丹归案，没想到一封“密件”却让真相大白；为了避免党内分裂和红军内讧，他毅然马不停蹄自投罗网；党中央到达陕北下令停止“肃反”，周恩来亲自把他接出牢房。
红25军是我党领导下的一支英勇部队。但是在鄂豫皖时，由于红25军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军阀主义及错误“肃反”的严重破坏和影响，因此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时，红25军被迫退出了鄂豫皖根据地。红25军来到陕北根据地的同时，也把“肃反”的流毒带到了陕北。
早在1934年夏天，中共陕甘边特委中那些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就被无端指责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到了1935年秋天，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和中共陕甘晋省委，又决定“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展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来到延川县的永坪镇之后，西北地区的“肃反”运动也就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1935年9月17日，在永坪镇红军干部学校的教室里，召开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红25军和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的联席会议。开会之前，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了“中央代表团”，朱理治为书记。联席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
当时为了贯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央代表团”先是在永坪联席会议上，对陕北的党政机构进行了全面改组，利用组织变动的手段对以刘志丹为首的中共陕甘边根据地众多领导人公开地排挤和限制，将一大批原来在西北工委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崔田夫、高岗、张秀山、惠子俊、习仲勋等人排除在领导层之外，安插那些“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担任要职，然后就以“肃反”的名义，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处公开抓人。
永坪联席会议对中共西北工委和军事机关进行了彻底改组。撤销中共西北工委，成立了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为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在这次联席会议上，还对西北军委进行了改组，撤销了刘志丹的西北军委主席之职，由聂洪钧取代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同时将红25、26、27军各改编成一个师，组成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军团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高岗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原来的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被调到军委当供给部部长，从红25军调来一个连级干部当供给部政委。据那个同志后来交代，他当时的主要任务不是当好“供给部政委”，而是监视张秀山的行动，只要一有情况就随时向“中央代表团”报告。
中央代表团这种人事上的变动和安排，其实就是对刘志丹等人进行整肃的开始。但是，面对这种不公平的政治待遇和不信任，刘志丹当时并没有表示反对，更没有任何不理智不冷静的举动，他完全相信党组织的决定是正确的，这再一次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
这次会议从9月17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会议的第二个主要内容就是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要在西北地区的党组织和军队内全面开展“肃反”运动。中央代表团那些人在会上所讲的内容，主要是针对红26军工作中存在的所谓的问题，他们在会上公开指责时任中共西北工委书记的惠子俊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傀儡，要严厉地进行打击。
当时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红军的那些同志都知道，惠子俊是工人出身，大革命时期一直在西安从事“兵运”和“工运”工作，1933年春到照金根据地后参加了红军，同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根据地，他与桂生芳等人克服各种困难，创建了薛家寨修械所，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为西北红军制造了大量武器弹药，修械所还被西北红军誉为“军械部”。 1935年2月，他还和刘志丹一同赴陕北参加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共商反“围剿”的行动方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以后，惠子俊被选为中共西北工委书记。
就是这样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却被无端地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傀儡。当时，许多同志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反对这种意见。曾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同志也在大会上为惠子俊同志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惠子俊是工人同志，文化水平不高，工作能力较弱，可以帮助教育，但不能把人家打倒……”可是张秀山的话还没有说完，马上就有人站起来批评他说：“你这个人就是搞调和主义，反对右倾不坚决！”
这样一来，会场的气氛就变得相当紧张，许多同志在会上都不敢说话。结果在这次会议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变成了现实，陕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立即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中。会后，朱理治立即写了一篇非常“左”倾的文章，标题就是《打倒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斗争》。这篇文章刊登在当时陕甘晋省委的机关刊物《西北斗争》的“革新号”上，朱理治在文章中公开点名“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为了有效地开展“肃反”运动，有力地打击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刚刚成立的陕甘晋省委马上就组建了一个“政治保卫局”，由这个政治保卫局具体执行“肃反”任务，开展工作。当时任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的，就是号称“肃反专家”的戴季英。此人曾在鄂豫皖苏区政治保卫局任审讯科科长，在红25军中曾大刀阔斧地进行过“肃反”工作，对整人、打人经验丰富，所以就人尽其才，由他来兼任陕甘晋省委的政治保卫局局长。
成立政治保卫局的这种做法，据说是向当时的苏联学习的，推行的就是当年斯大林搞“肃反”的那一套，所以，陕甘晋省委下面这个小小的政治保卫局就有临机处置、生杀予夺之权，对任何人可以不通过组织程序，不通过法庭审讯，不必事前向上级政府部门汇报，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甚至是一个人的生死。所以后来整个陕北的“肃反”的过程就是先定好名单，罗列好罪名，再按定好的名单抓人；然后就是“逼供信”，对那些被抓去的同志严刑拷打；最后就是处理，有的被判刑，有的被处决甚至是活埋，让那些同志永远地消失！其手段残忍到了极点，主观主义也达到了极点。
永坪联席会议以后，刘志丹、高岗和张秀山等一大批领导同志就上了政治保卫局的“黑名单”，成了“肃反”的对象。在当时的“肃反”材料中，他们给刘志丹和其他的领导同志罗列了一大堆的罪名，说“刘志丹是白色军官，是地主成分，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说“高岗历史上有问题；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习仲勋是跟着人家胡跑”；说“杨森、杨琪是土匪头子”等等。
陕北“肃反”的帷幕是1935年9月下旬拉开的。
1935年10月1日这一天，正是刘志丹和徐东海带领红15军团，在劳山地区同国民党的110师浴血奋战的日子。而由戴季英任局长的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也在后方行动了。他们首先秘密逮捕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5人。当时大多数人还都蒙在鼓里，并不知道“肃反”就这样开始了。
张文华等5人被抓进去之后，戴季英不但指挥政治保卫局的人对他们动用了酷刑，而且自己还亲自动了手。因为这位“肃反专家”凭自己当年在鄂豫皖苏区任政治保卫局审讯科科长的经验，当然知道让张文华等人的“招供”，是“肃反”运动能否顺利开展、能否进行下去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所以一定要用尽一切办法让他们招供。如果拿不到他们5个人的“口供”——准确地说，就是拿不到政治保卫局所需要的“口供”，那么，陕北的“肃反”运动的下一步就无法开展了。所以，他们只有在张文华等5人身上打开缺口，动用酷刑对他们进行刑讯逼供，其手段之残忍几乎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在残酷的严刑拷打下，张文华等5人终于在“口供”上画押签字了，这个“口供”当然是政治保卫局事先设计好了的，而且是能够保证“肃反”运动顺利进行、符合政治保卫局要求的口供。戴季英等人“首战告捷”，就以此为缺口，把“肃反”运动进一步扩大化。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红26、27军的领导干部先后被抓，或者是被诱捕，一次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就由此全面展开。
1935年10月5日，是陕北“肃反”最悲壮的一天。这一天，正是国民党“西北剿总司令部”电令董英斌、王以哲、孙楚等部立即在陕北“聚歼”刘志丹和徐海东的红15军团的日子，也是陕北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进入决战的关键日子。
然而，就在这一天的清早，身为红15军团副军团长和参谋长的刘志丹接到了一道指示——“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
当时，刘志丹正在前线部署第三次反“围剿”，接到这样的命令后，他只有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马不停蹄地从前线返回瓦窑堡，也就是当时中共陕甘晋省委和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的所在地。劳山战役虽然已经胜利结束了，但是更艰巨的战斗即将来临。当时，刘志丹并不知道，拿在手中的这道“指示”其实就是一个圈套，是诱捕他的一种政治欺骗。
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当时为什么不派人直接抓捕刘志丹，而是要用这种方法“诱捕”，把刘志丹骗到瓦窑堡去呢？因为刘志丹当时不但是红15军团的副军团长和参谋长，手握重兵，更重要的是，由刘志丹一手创建的红26军虽然被改编了，但依然是西北红军当中最具实力的主力部队，无论是红27军还是来到陕北不久的红25军，都无法与之抗衡。他当然知道，红26军全体将士又是绝对相信刘志丹的正确和忠诚的，对刘志丹非常拥戴，要是一旦走漏了消息，让红26军知道政治保卫局要逮捕刘志丹，戴季英等人认为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就只有用这种欺骗的办法将刘志丹骗到瓦窑堡，对其“诱捕”。
但是，在当天傍晚，刘志丹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因为他无意之中看到了一封来自瓦窑堡的“急件”。当他突然看到这封“急件”之后，刘志丹才完全明白，自己早晨接到的那道“指示”，原来就是一个让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特别阴险的政治阴谋！
10月5日那天，刘志丹接到那道指示后，就快马加鞭赶往瓦窑堡。然而就在赶往瓦窑堡的途中，在途经安塞县真武洞的时候，刘志丹恰好遇到了一个骑着马、从瓦窑堡赶到红15军团去送信的通信员。那个年轻的通信员当然认识大名鼎鼎的刘志丹，知道眼前的这位领导人就是红15军团的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于是他慌忙地从马上跳了下来，向刘志丹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恭恭敬敬地说：“这里有一封给15军团的急件，请军团长您看一下。”
说着，就顺手取出了那份“急件”，交给了刘志丹。
刘志丹接过那份“急件”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封密令逮捕自己和高岗同志的信！只见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已确定刘、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后面还附有其他人员的名单。
刘志丹看了这封密信后，不禁大吃一惊。他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但是，刘志丹却从党性原则的高度出发，当时既没有发作，也没有掉转马头回红15军团，更没有策马奔向红26军的防区——为了不使党内分裂，不让他领导的红26军和其他的红军部队自相残杀；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不给正在向根据地调兵遣将的敌人以可乘之机，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刘志丹丝毫不顾个人的安危，而是平静地把那封事关他个人生死存亡的“急件”还给了通信员，并且对他说：“这封信很重要，你一定要保证把它安全送抵前线，交到军团司令部徐司令的手中。你还要告诉徐司令，就说我自己已经去瓦窑堡了。”
刘志丹告别了通信员，没有丝毫迟疑，而是策马扬鞭，继续赶路，毫不犹豫地径直奔赴瓦窑堡，前去自投罗网。就是在前一天，刘志丹刚刚过完他32岁的生日，但是他并没有想自己还这么年轻，还有多少大仗恶仗在等待自己，而只是想要立即赶到瓦窑堡去，向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申诉。他宁愿自己被捕，也不能让他们再去逮捕那些正在前线指挥反“围剿”的其他指战员。刘志丹这时心里非常清楚，大战在即，戴季英和他的政治保卫局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将会给西北革命根据地、给刚刚改编的红15军团、给即将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和党中央、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所以，他只有立即赶到瓦窑堡去，也许才能改变这种后果。
但是，事情并没有像刘志丹所想的那么简单。当时他并没有想到，党内的路线斗争竟然是如此的残酷。
经过一夜的奔驰，10月6日凌晨，刘志丹抵达瓦窑堡。可是他到了瓦窑堡之后，中央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并没有给他申诉的机会，而是直接把他“请”到了政治保卫局。一进门，刘志丹就对戴季英平静地说：“你们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已经看到了，因此我就自己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