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余：请问你开始接触文学和在文学方面有所发展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执著于文学被家人理解吗？
陈武：我读小学的时候，作文应该说就比较好。其实，自己当时也不是很清楚这点，大概四年级的时候参加学校的作文比赛，得了个三等奖（一等奖空缺），才逐步了解到自己的作文还可以。后来五年级参加区里比赛，又得了个二等奖，这样，我对自己作文这方面就比较有信心了。五年级的时候曾经偷偷地“创作”过武侠小说和“敌特小说”，记得当时写的“敌特小说”叫《钟楼魔影》。后来，我偷偷写的东西被家里发现了，父母都反对，怕影响学习，所以就不允许我再写下去。不过，如果放在现在，情况可能会好很多，现在思想上开放多了，家长一般不会特别反对。
真正又开始写点东西是在读高二，和多数文学青年一样，也是从写诗开始的。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1990年，发在《淮阴广播电视报》上，是一首诗，《多棱镜——观电视连续剧＜十六岁的花季＞有感》，后来又陆续在《文学少年》、《辽宁青年》等报刊发表作品。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成为铅字，那是十分激动的，由于事先也不知道，所以既激动又意外。我还记得当时拿着报纸骑自行车回家的情形。父母亲当时也特别高兴，那时是高二，他们已经不太反对我写作、投稿了。
许多余：当年你是怎么知道“新概念”的？你当初参加比赛时报着怎样的心态？
你觉得自己一定能获奖吗？你觉得“新概念”给你带来了什么（以及带来了哪些改变）？
陈武：我是在图书馆阅览室看书时无意中在《萌芽》杂志上看到征文消息的，当时觉得《萌芽》所倡导的“新概念”的主旨同自己的创作思想有很一致的地方，所以就参赛了。
我当时感觉自己有可能获奖，因为我对自己的参赛作品有比较自信的地方，但也说不定，因为即便你很强，但还有比你更强的，而且你的作品还要被所有的专家、评委认同才行。所以，也有些不好说。
准确地讲，“新概念”获奖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改变，如果一定要说带来了什么，那么就是坚持自己的写作观念。后来我看到一些“大师”对写作的认识，我觉得我和他们有很大的一致性，虽然我没有他们的成就，但在文学的基本观点上、感受上是很相像的。
许多余：有没有想过，假若当初没能获奖，你现在会是什么样？会不会走上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陈武：获奖或没获奖，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在没获奖之前，1998年我已经加入了江苏省作家协会，那时是25岁，在当地算是很年轻的作者了。后来江苏省作协从全省各市报上来的30个青年作家中选了12个“重点培养”对象也选了我。“新概念”获奖是1999年。我的工作一直和写作有关系，多年来，一直做编辑记者。即便不获那个奖，也会是这样。
许多余：你觉得当年你们那一届的参赛作者当中，谁的作品是最优秀的？谁是最帅气的？谁是最漂亮的？你们当时在比赛的时候，相互之间有没有什么交流，以后多少成为好朋友，并且长期保持着联系？
陈武：谁的作品是最优秀的我很难说，因为至今我也没把《首届“新概念”获奖作品选》认真读过。帅气？我想韩寒是比较帅气的吧，这也有目共睹，即便他是我敌人我也不能否认这点，况且不是。呵！我和当时的获奖作者没有任何交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没有去参加颁奖仪式，没有参加颁奖仪式的原因是我没有收到获奖并去参加颁奖的通知。后来，我依然是在无意中看《萌芽》杂志时看到自己获奖的消息的，我的单位、我的名字都印在上面，这样我才知道。后来，我给《萌芽》杂志打电话问，当时是桂未明老师接的电话，她告诉我，领奖通知给我发了，还以为我不愿意去。后来，把获奖证书寄给了我。
许多余：你觉得怎样的选手会比较容易拿奖？是与自己平时大量的阅读积累有关还是因为有着创造性“新思维”？
陈武：我觉得获奖的作品是需要有一定“才气”的。这个话不是自我标榜，这个话可以说是对自己写作的评价，也可以视作对他人的评价。文学是艺术创作，才气是根本，没有才气再勤奋也没有用。勤奋是可以拼的，可以努力做到的，才气是拼不出来的。作品好不好，其实作为编辑看几句话就看出来了。我做过差不多十年文学编辑，稿件也看了不少，作者也认识不少，但有的作者十年如一日地写，不能说不勤奋，可是他写的东西也是十年如一日，到时就唱“四季歌”，没有根本的变化。这样的文学作者，说得不客气，就是没有才气，说得更不客气，就是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文学心灵。所谓“新概念”、“新思维”其实并没有什么深文大义，它所说的其实就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最根本要求和规律。
许多余：你当年在中学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陈武：我的“仕途”基本上已经在高中时期完成了，当过班长、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代主席，学校是个普通中学，因此学习气氛也不浓，日子过得很轻松，所以我才有时间写诗歌。
许多余：你认为中国当今的语文教育存在哪些问题，欠缺在哪里？
陈武：不仅仅是语文，其实整个教育都有问题。改革那么多年，第一失败的是医疗制度改革，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其实人大有必要问责。第二就是教育。语文教育基本上也是读死书的路子，中学如此，大学也如此。教育出现问题，对人才的评价机制就出现了问题。在中国，考高分的就是人才，因为只有考高分才能进大学，其他几乎没有途径。即便像我这样作文好的，语文我也是考不了高分的。我们那个时期，我知道也破格了几个，像景旭峰破格读的扬州师范大学，洪烛破格读的武汉大学，但这就像中了头彩，微乎其微。像师永刚、马萧萧，包括我，就去参军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能够让确实有才华的青年以一篇文章而入清华、北大，的确功不可没，这是人才选拔和评价机制的革新。其实，这种灵活的人才考评机制在中国的各个大学，都应该形成一项制度。
我又要废话一句，几年前，陈丹青培养的几个博士，因为英语过不了关，全没拿到博士学位，我就想不通，画画的拿博士学位一定要他学英语干啥？职称考试也是如此，也存在同样问题，让我感到这里面有一股强大的似乎不可更改的腐朽之气。我不知道谁掌握了这些，又让它不可撼动。
许多余：你是怎样进入大学的？大学的学习对你之后的工作有何影响？
陈武：我是工作以后才读的大学，其实就是“混”个文凭，啥也没学到。当年，文凭我连“混”都不想“混”的。我在广播电台工作，是文艺部的副主任，从工资待遇上已经是科级了，和中级职称相当，所以我连职称也不要。后来从体制里出来，考虑到找工作需要这块“砖头”，才学了个文凭。
许多余：从获奖到现在，你觉得自己与当年相比，有什么不同？有哪些改变？
陈武：前面的回答其实已有涉及。我和当年相比好像没有太大不同，除了年龄一年一年在爬升。不过，我不获这个奖，年龄照样也会爬升的。改变也没有。因为我不是这个奖功利意义的受益者，虽然很多作品被选载，但对我的写作本身也并不产生影响。
许多余：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坚持文学创作吗？都取得了哪些自我感觉比较骄傲的成绩？你觉得文学对于你以及你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陈武：我从1990年发表作品至今，一直都在写作，我想借用女作家陈染的话，“我没在写作的时候也在写作。”我非常赞赏这句话，她点到了写作的实质。写作其实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一个情境的体验。他不在写，不等于他不在酝酿，他不在思考。这句话为像我这样“酝酿”得多写得少的人找到了理由。
我总体上写得数量不多，但欣慰的是写出了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并且这样的写作还在继续。我没有感觉有什么让我骄傲的成绩，只是有几篇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已。文学对于我来说，是生命的一种体验，和生命一样，也是一个过程，只是，文学，也唯有文学，她能够成为生命的一种见证。我曾表示过，其实我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有限的人生还是需要在某种理想的感召下度过，到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但还有一点可以温暖灵魂的文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学让我们经历了一种来生，我们在心灵上由此活得更丰富，我们确实通过回忆的方式，同时实现了活在两极的神话追求。这样，我们走的时候可以“不带走一片云彩”，因为我们非常仔细地活过了，没有丢下一个细节，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我们毕竟只是人类。在更无尽的夜里，也许今天的一切存在都没有意义，活着，就是一种理想。按内心活着，是在巨大的虚无背景下的最后一点有质量的东西，文学，似乎有一点这般属性。唯此而已，仅此而已。
许多余：都说写作是需要天赋的，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你的成绩是因为自己的天赋还是勤奋？
陈武：这个问题好像也谈到了，我说的是“才气”。文学创作天赋肯定是需要的，并且是重要的，才气是写作的本质要求，而勤奋是文学的量化。勤奋的有才气的，会多出作品，即高产作家；不那么勤奋的有才气的，会少出作品；没有才气的，勤奋的，只是生产文学垃圾。其实，文学创作的数量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它只是一个“量”的评价，对“质”没有影响。我们看作家，其实也就看他的一到两部作品。一个作家能有一两部作品被世人记住，已经是“大家”了。
许多余：你比较喜欢中国的哪些作家？那些作家的作品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陈武：从整体上说，我比较喜欢中国的作家主要有张炜、余华及路遥等。有些作家，我可能喜欢他的某部作品，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陈忠实的《白鹿原》，而王安忆的《长恨歌》也是前半部分写得好，后半部分也是落入俗套的。我发现，小说进入故事的层面总是会落入俗套的。但不讲故事又不行，但一讲给人的感觉就是“从前……”，和小时候听故事有点像。这似乎是中国小说家的一种命运。
我喜欢的作家可能对我有一点影响，但也可以说没有。我写的好像和他们也不一样。作家对自己的影响一般都是技术层面的。一个人写作，可以面对的只有自己。
许多余：一般来说，一个写作者在写作的初期总会模仿一些人，你有过这样的模仿阶段吗？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区别于其他人，这就是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你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了吗？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你以后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方向还会有变化吗？
陈武：模仿肯定是有的，比如诗歌的分行格式、用词等等，都会存在模仿。模仿如我前面所说，是短期的、技术层面的，心灵是无法模仿的，因此，文学从本质上是无法模仿的。我的写作从1989年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风格，但这个风格也是动态的，变化着的。从我的作品中，其实读者不难看出其中的变化和轨迹。由此，这个变化还会继续，它甚至不是我能够控制的，这个“风格”有它独立的生命，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是我刻意为之。
许多余：在你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涯当中，你是否遇到过一些什么困难（内心的或者现实的）？你觉得什么样的生活状态能满足你的写作需求？
陈武：写作的最大困难就是重复自己，写作之外的最大困难是要为工作奔波，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我常对朋友说，我要有一笔能养活一辈子的钱就不再工作了。我不工作也不等于我天天写作，天天写也不是说就能写出好作品的。我的意思是说，我需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这也是能够满足我写作基本要求的状态。不过，现在我离这个状态还很遥远，也许永远也不会实现。
再说说前面的。写作的最大困难就是跳不出来，就是不能够准确地找到自己的灵魂出口。说到这儿，写东西的人应该能理解了。
许多余：你觉得自己为什么而写？
陈武：我只为“内心”而写。我绝不写去赚钱的文学类文字。我可以去工作，甚至去干体力活，但不写“违心”的文学赚钱。前几天，南京一位杂志主编约我写“赚钱”的纪实稿，我推了；当然，也不是说没有一点帮人忙性质的“人情稿”，上次一家英国的电梯公司创立百年搞活动，推不掉，我还是写了一个。从我个人角度讲，这不是我的选择。
许多余：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为自己定下什么计划和目标？你觉得自己在10年之内是否可以超越心目中的偶像（假若你有偶像的话）？
陈武：对于写作，我没有具体的目标计划，原因是，今后自己的写作，能够写到什么程度，写得如何如何，我是没办法规划的。本来，我是打算近年出两本书的，你策划的一套单行本要，我就把书给你们出了。而文学意义的写作，我没有十分具体的计划，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会写下去。文学上，我没有偶像，我觉得偶像是荒唐的。
许多余：你给文学是如何定义的？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相对于科学或其他学科，你认为文学与它们相比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陈武：文学其实是人的一种本能需求，人类如果丧失这种需求，那就说明人类在向某个方面退化，包括情感的退化、审美的退化等。文学也是人类记录自身活动的最完整的方式。相对于其他科学，特别是技术科学，文学是唯一能够贯彻到人的灵魂的方式。其实，在我理解，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方式都具有文学的属性，其艺术给人带来的体验也是用文学的方式归结、描述的。
许多余：你是否已经做好了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文学的准备？
陈武：托付肯定谈不上。对于一个人来说，人生是主要的，文学是次要的，文学毕竟是依附于人的，没有了人生，文学的意义到哪去寻找？即便我浑身都是文学，那人毕竟还是主体。作家创作了文学，文学有它无形的生命存在，它的流传，被一代一代人阅读，那么，这样的作品便有了“生命”。而作家的一生却是有限的，即便他的作品被流传他又哪里知道？活着的人通过作品可以感知甚至触及到作家的灵魂，而作家其实是一无所知的。所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谁都知道是一种理想罢了，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了。我应该说是信唯物主义的。
许多余：如果让你给自己的下半生做一个预测，你将有一个什么样的预言？
陈武：过程其实是不确定的，人对自己命运能够把握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我无法预言。
许多余：迄今为止，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篇（部）？当时创作的时候有什么背景？
主要取材于真实的生活还是虚构？你在这部作品中寄托着怎样的思想？
陈武：大脑中不能一下子反应出这个作品，那么就说明还没有。喜欢的还是有的，像《青苔》系列、《随风闪烁》系列、《沉醉与缅想》系列，近年的《记忆与素描》系列，另外，还有一些对文化和城市方面进行思考的随笔和评论。
许多余：你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哪些问题？你对一个刚刚开始的写作者有什么忠告？
陈武：写作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自己，找不准自己，找不深自己。忠告肯定谈不上，其实我也“在路上”，该说的其实已经说了，那就是，找到自己，找准自己，找深自己。
许多余：你如何看待“文学市场化”？
陈武：从本质上讲，文学与市场其实不需要有关系；而文学与市场现在又存在有关系，而市场确实要与文学有关系。这里面包含了我的回答。
许多余：你觉得如今文学过度地商业化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是否有一定的伤害？如果你的作品很有市场，你会为市场而创作吗？
陈武：文学的商业化其实没有伤害哪个作家，恰恰相反，它让一部分作家发了财；没通过文学市场发财的作家也不能说被市场“伤害”了，因为你本来就没到那个市场摆那个摊，做那个买卖。被伤害的是在市场上又摆了摊了，东西又没人买的作家。如果我的作品有市场，那很好，但我不会刻意去写，去迎合市场。但同时我相信，好东西一定会有好市场，要相信群众。
许多余：你评判一部作品“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
陈武：对人类内心的影响程度、范围广度、时间长度，是作品“好”与“坏”的标准。
许多余：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着哪些问题？如何才能让这些问题得到一定的改善？
陈武：说中国文学没有问题这本身可能就是问题。中国文学即便存在问题也不是一个问题。没有所谓解决的办法，文学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有社会性的，它包容了人类的一切活动，文学的问题绝不是单一的文学内部问题。
许多余：中国的文学“诺贝尔”梦一直没有实现，目前只有高行健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还不是中国国籍，许多汉学家说中国文学与西方及亚洲的日本、印度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你是否认同此种论断？你觉得这种所谓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武：“诺贝尔”奖我也可以设一个，它管什么用呢？有用的话我现在追授《红楼梦》获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是个世界性文学奖，但它的评审标准客观上还是受到语言、民族的审美心理等方面的限定，因此，它仍然是一个在某个区域里实现某个评判标准的文学奖。也可以这么说，“诺贝尔”文学奖是“诺贝尔”的文学奖。其实，作为中国作家应该是最幸运的，13亿人的国度，他的受众面如此广阔，是天然的优势。中国作家不必为一个奖项而沮丧。
许多余：除了写作，你平常都有一些什么爱好？陈武：喝茶，和朋友聊聊天。
许多余：你目前的生活状态如何？是靠写作来养活自己还是另有职业？你觉得工作和写作之间有冲突吗？
陈武：我一直都在工作，从来没有通过写作养活自己，其实靠写作也养活不了自己。工作和写作在时间上已经有冲突了，其他的更不好预料。
许多余：谈谈你的家庭情况，包括父母、爱人等，你们之间是否有代沟呢？你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你理想的爱人？或者说合适的、称职的伴侣。
陈武：私人问题，不说了。
许多余：你对80后同龄人的写作情况了解多少？你觉得哪些80后作家最值得期待？你觉得80后还需要过多久才能挑起中国文学的“大梁”？
陈武：80后冒出一批人，但80后这批人同60后、70后都不一样，市场推出的痕迹很重，但肯定会有几个摆脱市场，而进入主流文学的，就是纯文学。80后作品没怎么看过，以后“沉淀”下来几个后也许会拜读。
许多余：你对于“炒作”这个问题怎么看？
陈武：“炒作”对市场是有效的，对文学产品的推广是有效的，对文学本身是无效的。
许多余：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在乎别人的评价吗？
陈武：我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在我眼里也没有什么不普通的人。人是怎样的，绝大部分是其生物性已经规定了的，差异其实很小，有差异的是人的社会性部分。只是，你喜欢怎样一个人会有很大差异。我不太在乎别人的评价，关键是好话会当面说，坏话一定在背后说，所以都无所谓了。但我对一个人的公共性认同还是重视的。
许多余：你希望自己的读者是哪些人？或者说，你写作的目标人群是什么？当你的一个铁杆读者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向你求助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当你的一个铁杆读者对你说非你不嫁（或娶）的时候，你将如何对待他（她）？
陈武：我确实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我的作品，灵魂有时候或者说往往是孤独的，一定的共鸣会获得一些喜悦。其实，这也是文学的重要意义。
读者遇到困难？那要看哪方面？我做过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当年似乎也务虚地解决了（也可能没解决）一些听友的问题。
美女爱上作家，这个问题放在20世纪80年代还成立，放在现在几乎不成立了。其实，这不是什么好事。20世纪80年代，美女看上的也许并不是作家本身，而是作家身上的光环，因为那时候，作家的地位最高，然而她对作家这个人有多少理解，也是要追问的；现在美女都去找有钱人了，其实，她也不是看上那个人，而是看上那个人的钱。因为现在社会比较物化，嫁有钱人又变成了时尚。而美女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追逐，都是需要质疑的。时尚，其实是一时的流行，并不具有恒定的品质和属性，因此，我对公共性的集体追逐总是抱着并不热衷的态度。
卢江良，本名卢钢粮，男，1972年11月出生于绍兴，现居杭州。九三学社社员。杭州市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编辑学会会员，21世纪新锐作家网站总编辑。近年以“凭着良知孤独写作，关注人性、关注命运、关注社会最底层”为基点，创作了一批独具魅力的乡土小说，在文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被著名文学评论家张柠誉为“当代中国乡村的发现者”。
在《当代》《中国作家》《上海文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报刊发表、转载作品，并入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中国最具阅读价值短篇小说》《新世纪获奖小说精品大系》《新世纪中国小说排行榜精选》等数十种权威选本。
作品曾荣获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优秀短篇小说奖、首届西湖文学奖优秀创作奖（一等奖）、2003-2005年度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第7届至第9届美国“PSI-新语丝”网络文学奖和荣登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长篇小说《城市蚂蚁》被列入“2005年度浙江省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长篇小说《逃往天堂的孩子》被列入“2007年度杭州市重点签约作品”和“2007年度浙江省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
主要作品《在街上奔走喊冤》、《狗小的自行车》、《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3部小说被拍成电影，其中《狗小的自行车》荣获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第八届数字电影百合奖、优秀儿童片奖等3项大奖。已出版小说集《狗小的自行车》（花城出版社，2005年）、散文集《最后一场马戏》（远方出版社，2005年）、长篇小说《城市蚂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主编有《彩虹站在屋顶上》（花城出版社，2005年）、《青春正传》（新华出版社，2005年）、《我的燕姿时代》（新华出版社，2005年）、《且待槐花满庭香》（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指间的阳光》（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作品。
许多余：江良兄好，首先感谢你接受我的访谈！卢江良：谢谢你！
许多余：请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文学的？生活给你的写作带来了哪些影响？卢江良：我从高三的时候开始喜欢上文学的。在此之前我看不惯村领导的贪赃枉法，经常向县政府反映他们的丑恶行为。后来觉得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办法，加上很快高中毕业了，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觉得搞文学也许是一条出路，就由写举报信改成了写小小说。但因为有着写举报信的那段经历，所以我以后的作品里总带着批判的色彩。
许多余：第一次发表文章是在什么时候，那一刻心情如何？
卢江良：我第一次发表文章是在高三下半年。因为当时我写了不少成年小小说，希望能在一些成人文学杂志上发表，可偏偏发表出来的是一篇作文，而且在一张当地县文联办的内部少儿文艺报上，所以谈不上有多少喜悦可言，反而觉得有些不屑。
许多余：你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你觉得在自己的生命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卢江良：我走上文学道路，可能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高中毕业后，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好的工作，想通过文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二、我觉得写作，能让自己向这个社会发言，赢得一个公民应有的尊严。在我自己的生命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父母。父亲教会我耿直和坚强，母亲教会我善良和勤劳。他们的言传身教，永远是我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
许多余：你最不喜欢哪些作家？
卢江良：我最不喜欢那些没有一部叫得响的作品，却到处抛头露面、拉帮结派、上蹿下跳、奉承拍马、自我炒作的冠着“作家”头衔的文坛活动家。
许多余：作为70后的代表作家，同代的作家中你最欣赏哪些？
卢江良：我欣赏的同代作家很多，凡凭着良知孤独写作的作家，都是我欣赏的对象。不过，这份名单有些长，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许多余：你在学生时代，是怎样一个状态？
卢江良：我在学生时代，是一个有些自闭的人，因为我的成绩不是太出色，在学校里显示不出优势。而我当学生的那个年代，正好是“高分低能儿”吃香的年代。
许多余：你认为中国当今的语文教育是否做得很成功？
卢江良：中国当今的语文教育不是在教学生获取文化知识，学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问题，而是在逼着学生如何死记硬背，如何去应对那些稀奇古怪的考题，所以当今的语文教育是非常失败的，他们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但能培训出一大批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书呆子。
许多余：你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是否有改变？
卢江良：应该说改变得很少，我是一个内心坚硬的人，如果没碰到重大的事件，往往是很难改变的，只会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勇往直前。
许多余：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一直都坚持文学创作？作品中哪些是你感觉比较有影响力的，对你有着怎样的意义？
卢江良：从高中毕业至今，我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创作了一批独具魅力的乡土小说，在文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曾在《当代》、《中国作家》、《小说月报》等报刊发表和转载过作品，也以拿版税或稿费的形式出版过《狗小的自行车》、《城市蚂蚁》等多部作品，目前已有3篇小说被拍成了电影，其中《狗小的自行车》荣获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第八届数字电影百合奖、优秀儿童片奖等3项大奖。我觉得文学使我的人生更加具有意义。
许多余：都说写作是需要天赋的，你怎么看？你觉得自己的写作才华是如何得来的？
卢江良：同意这样的说法。把写作比作一辆机动车，没有天赋等同于没有油，光靠推着走，无论如何是开不远的。我觉得自己能有今天，除了勤奋，更多的是因为上天赐给了我写作的天赋。
许多余：你比较喜欢中国的哪些作家？国外的呢？其中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卢江良：我喜欢的作家很多，中国的已逝的有鲁迅，活着的有余华。国外的就更多了，像卡夫卡、契诃夫、巴尔扎克、加缪、马尔克斯、奈保尔等。这些作家都对我的写作有一定的影响，但分不清谁影响大谁影响小。
许多余：你在写作的初期是否会模仿别人的写作？后来又是怎样区别于别人的？
你以后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方向还会有变化吗？
卢江良：我写作的初期，从事小小说创作的时候模仿过欧·亨利的小小说结尾。但停止写小小说后也就停止了模仿，那个时候应该在2000年前后吧。后来我写作都用自己的思想在写，所以在我的中短篇和长篇小说里，很难找出别的作家的印记，只能找到我自己的。在这个方面，可以这么说，我比其他作家好一些。至于以后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方向会不会变，现在我很难确定，但能确定的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的基点永远不会变。
许多余：你在写作上是否遇到过困难？你是如何应对的？
卢江良：在我写作生涯中，我经常遇到困难，无论是内心的还是现实的都有。但我总说服自己走过去，因为我需要通过写作使自己的人生更具意义。并且，我始终相信自己是能在文学的道路上坚持到最后的人。当然，这个“最后”并不是说，在我以后就没写作的人了。
许多余：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
卢江良：开始为爱好、为生计、为名声而写作，现在为内心、为尊严、为社会而写作。
许多余：你在写作过程中是否有计划和目标？如果你有偶像，你是否会计划超过他（她）？
卢江良：从事写作10年之后，我就不定计划和目标了，我觉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不是要超越其他偶像，他（她）最需要的是超越自己。当然，要超越自己是艰难的。但要想不断地前进，必须突破这样的困境。
许多余：你是怎样给文学定义的？相对于科学或其他学科，你认为文学独特的地方在哪？
卢江良：文学是很难定义的，它所包含的太广了。我还不具备去定义它的能力。相对于科学和其他学科，我觉得文学是最贴近人类内心的。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许多余：你是否准备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文学？卢江良：从开始写的时候就准备了。
许多余：对你以后的生活你有着怎样的预测？
卢江良：我从来不做虚幻的预测。路是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是预测得出来的。我只是一个写作者，不是一名预言家。
许多余：迄今为止，你最满意的作品是那篇（部）？当时创作的时候有什么背景？
主要取材于真实的生活还是虚构？你在这部作品中寄托着怎样的思想？
卢江良：我最不喜欢用“最满意”这个词来衡量自己的作品。衡量自己的作品，我习惯于用“最具代表性”。我觉得我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好几部，像《在街上奔走喊冤》、《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穿不过的马路》等。当时创作它们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我的每部小说都是虚构的，但它们又是真实的。在这些作品中，寄托了我希望黑暗变得光明的美好愿望。
许多余：开始写作的时候你遇到过问题吗？对刚刚开始的写作者你有什么忠告？卢江良：开始写作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很多，语言的问题、结构的问题、逻辑性的问题，还有思想性的问题等。包括现在，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想写作的时候不遇到问题，那只能停止写作。针对刚刚开始的写作者，我谈不上要忠告他们什么，只是建议他们不要轻信已成名的那些作家们的所谓的忠告。
许多余：你如何看待“文学市场化”？
卢江良：文学市场化很正常，也是必需的，因为每位作家写作不可能真的只写给自己看，所以整天叫嚣着只为自己一个人写作的作家，要么是内心虚弱的自卑者，要么就是脱离现实的自大狂。写作毕竟不是偷东西嘛。
许多余：你觉得如今文学过度地商业化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是否有一定的伤害？你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是否遇到过出版商与自己的协作初衷相违背的情况？你是如何处理这个矛盾的？
卢江良：文学过度商业化，对一位真正的作家而言，谈不上伤害。因为真正的作家，很清楚自己要写什么，是否过度商业化都伤害不到他（她）。在我创作的时候，我从来不考虑出版商的意见。我只把自己想写的作品写出来，然后让欣赏它的出版商去出版它。
许多余：你评判一部作品“好”与“坏”的标准是什么？
卢江良：我评判一部作品“好”与“坏”的标准，主要看这部作品是很无聊还是很有意义，很无聊就是“坏”作品，很有意义就是“好”作品。
许多余：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何在？该如何改善这些问题？
卢江良：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很多，有作者自身的，也有体制上的，整个文学环境不利于真正有影响力的作品出来。这些问题想得到改善，一方面要从体制上着手，另一方面作者自己要深刻反省。但这两方面做起来都很难，特别是后者。
许多余：中国的文学“诺贝尔”梦一直没有实现，许多汉学家说中国文学与西方及亚洲的日本、印度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你是否认同此种论断？你如何定义这种差距？
卢江良：我认同这种论断。“诺贝尔”文学奖办了一百多年了，始终影响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确实已成了衡量作品优劣的世界性标杆。这一点不是任何人能否定得了的。我觉得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作家的观念方面。这是由体制和作者自身两方面造成的。
许多余：除了写作，你平常都有一些什么爱好？
卢江良：看电影、听音乐、看书、散步、跟家人在一起。
许多余：你目前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以写作为生还是有工作？工作和写作之间有冲突吗？
卢江良：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不靠写作来养活自己，写作挣的钱只能让我的生活更滋润一些。我的职业是编辑。工作和写作没很大的冲突，因为都跟文字有关。
许多余：作为作家，在生活中跟家人沟通时是否有代沟？你理想中的伴侣是什么样的？
卢江良：当你在生活中，不刻意把自己当成作家的时候，跟父母、爱人等之间的代沟就会小很多。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的爱人，只要她（他）不同样是作家，就会显得理想多了。
许多余：你对80后的写作情况了解多少？你觉得哪些80后作家最值得期待？你觉得80后还需要过多久才能挑起中国文学的“大梁”？
卢江良：我担任过9年少年文学网站编辑，对80后的写作情况应该说基本了解。至于80后作家哪些最值得期待，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作家这种东西是期待不好的，目前势头很好的，过了两年可能写不出东西来了；现在默默无闻的，半年后有可能横空出世了。但我觉得80后要挑起中国文学的“大梁”，要等他们到了目前正在挑大梁的那批人的年纪。
许多余：你对于“炒作”这个问题怎么看？
卢江良：适度的炒作是需要的，过分的炒作就很让人作呕，万事都得有个“度”。
许多余：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在乎别人的评价吗？
卢江良：我是外表普通内心独特的人。对有建设性的评价我很在乎，对非建设性的评价一贯当作耳边风。
许多余：你写作的目标人群是什么？当你的一个铁杆读者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向你求助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如何应对一个读者对你说非你不嫁（或娶）？
卢江良：那些还在思考的人。当铁杆读者遇到困难向我求助，能帮尽力，帮不了只能爱莫能助。作家在灵魂上是导师，但在现实生活中，只是普通人。当一个铁杆读者对我说非我不嫁时，我会先取下头上那个虚幻的“光环”，让她看清楚我的“真面目”。
许多余：你的写作状态什么时候最好？接下来，你有哪些计划？
卢江良：这个很难回答。写作状态跟身体和心理状况相关，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差，很难确定。接下来，我准备写完手头正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逃往天堂的孩子》（暂名），这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应该是我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从构思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春节前，我必须把它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