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改组所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纲领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认真贯彻国民党“一大”宣言与各项决议，及实施三大政策，成为国共合作后一切革命者的重要任务；廖仲恺与何香凝为此全力以赴，堪称是忠诚执行三大政策的楷模。
首先，廖仲恺与何香凝不折不扣地执行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好朋友。他们伉俪在思想上认识到：以俄为师并进而联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是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使中华民族达到完全解放的重要外部条件，因而在行动上十分敬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并对社会主义的苏俄表示向往。1924年2月24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追悼列宁大会时，孙中山亲临会场主祭、宣读祭文，并送“国友人师”挽幛一幅；廖仲恺与何香凝也一同出席追悼会。廖在主持追悼会的演讲中，称赞“列宁先生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实行革命家……所做的事都是为被压迫民族奋斗”；并强调我们对于“联俄”一事，“须切实做去才对……将来中国之解放就在此！”同年11月7日，廖仲恺夫妇又陪同孙中山一起出席了广州市举行的庆祝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7周年纪念会。廖在会上继孙之后发表演说，“大意均系勉励群众，步苏俄后尘，努力向革命事业奋斗，务期以迅速之时间，达到中国革命完全成功之目的，以与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打倒世界之帝国主义云。”尤其可贵的是，廖仲恺晚年还认识到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革命的出路所在。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明显优越于资本主义，这已有“俄国革命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的事实为证；并强调“中国处在这时代，自己经济的基础这样薄弱，而所受国际的压迫这样深重，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所希望于研究社会主义的一般青年的”。廖仲恺的这些认识说明，向往和学习社会主义的苏俄，是他们夫妇当时实施“联俄”政策的思想动因。
廖何伉俪始终与苏驻广州顾问团的人员友好相处。1923年10月初，总顾问鲍罗廷来到广州后，廖仲恺对这位苏俄政府的代表表示热忱欢迎，不久即以省长名义特设专宴为他接风洗尘，并处处支持其开展工作。在筹备国民党改组的过程中，他始终与鲍罗廷互相尊重并密切合作共事。国共合作成立后，身为中央党部和革命政府重要领导人的廖仲恺，仍每星期都要同鲍罗廷一道商研国民革命工作，虚心听取苏俄顾问团的有关意见；他作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和黄埔军校党代表，一直与苏俄军事顾问小组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在这期间热情接待了运送武器等军事物资到广州来的“波罗斯基”号舰全体船员。何香凝当时也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其平时同苏俄顾问们的家属亲密无间，与鲍罗廷夫人的交情尤好。她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后，即聘请鲍夫人为妇女部的顾问，常要其在大小会上介绍苏俄妇女运动的经验。廖仲恺夫妇还尽力在生活上为苏俄顾问团分忧解难，成为关心他们日常生活的忠实朋友。鲍罗廷夫妇等也对廖何伉俪十分信赖，鲍罗廷在后来的忆述中，称颂廖仲恺是“意气相投和深信可以共患难安乐”的知己，故遇事总是愿意找他帮助解决。
廖何夫妇上述坚定执行“联俄”政策的实际行动，不仅令苏俄顾问团的“诸同志均为所感”，因此而乐在广州帮助孙中山顺利地开展建党、建政、建军等各项工作，而且这还促使苏俄政府不断地输送人员和物资到广州来，以援助国民党政权进行救国革命斗争。
其次，廖仲恺与何香凝坚定不移地实施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始终致力于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首次国共合作之后，廖仲恺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常委、工人部长和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近20个重要职务，成为当时协助孙先生主持各项工作的核心人物；何香凝则于1924年8月14日出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几个月后又兼任广东省党部妇女部部长等职。他们亲眼目睹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使整个党起死回生的事实，及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对迅速掀起反帝反封建革命高潮的巨大威力，从而在思想上进一步认识到“联共”政策的正确性。廖仲恺曾几次对夫人说：“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这是他们伉俪坚定实行“联共”政策的思想基础。
在整个国共合作时期，廖仲恺与何香凝都充分信赖共产党人，全力支持跨党的中共党团员担负党、政、军、民各个部门的重要工作，始终与他们保持着相互尊重的良好合作关系。如在1924年1月31日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廖仲恺将原定兼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让给了国民党中央常委、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而自己则出任中央常委兼工人部长。他在工人部成立后不久，即支持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举办了“纪念二七死难京汉路工友暨追悼列宁大会”，并与李大钊、李立三等亲临大会演讲。他长期信赖并放手让工人部的共产党员秘书冯菊坡全权处理部务。他还大力支持共产党人林祖涵、彭湃分别出任农民部的首任部长及秘书。他在黄埔军校成立后，先后以党代表名义推荐和聘请中共的早期活动家张申府、包惠僧和时任中共两广区委负责人的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的副主任或主任，信托他们负责主持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他的支持下，有一批共产党员陆续进入军校任政治部的秘书、科长等职，或任政治教官。何香凝对于丈夫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曾有这样的忆述：“当时在广东或到过广东的中国共产党员……仲恺始终和他们真诚合作。”
何香凝与廖仲恺一样，也是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她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之后，即聘任女共产党员高恬波为妇女部干事；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前后，她又聘任女共产党员邓颖超为广东省妇女部秘书长，并请中共两广区委妇女部长蔡畅兼任中央妇女部干事和中央妇女讲习所教务主任等职。何香凝还大力支持女共产党员夏松云、向警予、陈铁军发起成立“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女权运动同盟会”等革命团体。这大大有利于发动与组织广东的妇女群众进行反帝、反军阀、反资本家，及要求女权平等的各项政治与经济斗争。
廖何伉俪为了保障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切实贯彻施行，还同国民党右派企图破坏这一政策的言行，进行了严肃而坚决的斗争。他们夫妇在坚定地实施与维护“联共”政策的过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
再次，廖仲恺与何香凝忠实地贯彻落实孙中山关于“对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的政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工、农部长的廖仲恺，在国共合作后成为广东工农革命运动的导师。在1924年上半年，他先后出席过广州各工会的骨干分子大会、广东工人党员大会及广州市工人代表大会等，并分别发表演讲；他又大力支持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并到所讲话勉励学员。为使工农革命团体的建立及其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进行，有法定的章则可依可循，廖仲恺十分注重工农运动组织条规与章程的制定。为此，他于1924年7月底主持成立了工会条例起草委员会，利用一个多月时间拟订出《工会条例》（草案），并亲自修订定稿后，即以工人部长名义呈请孙大元帅核准施行。在孙中山于10月1日颁布《工会条例》21条后，各工会皆视该条例“为工人之命脉”；廖仲恺于月底组织广州工代会的骨干集中于惠州会馆，用三天时间认真学习其内容，以便推动工人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廖仲恺对于农民运动的规划、农运干部的造就及农运法规的制定和实施，皆尽了大力。为落实扶助农工政策，使农民大众尽快组织起来，他当时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其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上，力主将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列为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以利于培养担负各处地方实际农民运动工作的人才，会后又尽力为农讲所的正式开办解决经费、校舍等问题，并还兼任第一届学员的校外教员。二是他积极主张并推动广州革命政府于7月中发表了《政府对农民运动宣言》，阐发和强调国民党大力扶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之必要与重要性，进而推动各县农民运动的发展。三是他热情地参与了制定《农民协会章程》的工作，并迅速将之付诸实施——在1924年7月初孙中山公布该章程后，廖仲恺于24日通令各县长，要他们立即“诱掖当地农民，根据章程及宣言，组织农民协会及农团军”；同时他还派出农运特派员奔赴各县，实地督促并指导这项工作的开展。随后，广东各县组建农民协会进程大大加快，这有利于全省农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发展与高涨。
何香凝是国民党中央有作为的妇女部长和我国劳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她通过群众集会及党的代表大会，提出过不少争取妇女平等地位及完全解放的口号和议案，并力求落实在平时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中。如1924的3月8日，她在广州亲自组织与主持的中国女界首次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就提出了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禁止蓄婢、纳妾与养娼，争取妇女解放，及要求政府保护妇女的劳动与教育平等权、工作权、参政权，革除童养媳和多妻制等响亮口号，号召和要求广大妇女奋起投身国民革命运动。1925年11月，何香凝领导中央妇女部发起召集了广东妇女联欢大会，以谋求民族、国家及妇女自身的解放为宗旨。她在出席大会作长篇演说时，阐述了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号召广大妇女与革命党合作，通过斗争去谋求自身的彻底解放。这次大会通过了多项妇女解放的决议案，如法律上男女平等、男女教育平等、结婚离婚绝对自由、各职业机关向妇女开放、制定妇女劳动法、废妾废娼等，并要求国民党把这些议案列入党纲施行，以期女权得一种法律之保障。上述各案的内容，在次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何香凝所作的《妇女运动报告》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它们还被写入这次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案》中——这一决议案后来成为中央和各省妇女部开展妇女解放运动的指导方针。
总之，廖何伉俪为具体落实“扶助农工”政策而采取的各项重要举措，极大地推动了首次国共合作时期各地工人、农民及妇女等民众革命运动的开展与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