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底，一位英国海军上将宣布，要正式访问巴基斯坦。按照规章和传统，总督在会见过地位这样高的英国将领后，要上他的旗舰回拜。但是，真纳却只肯派他的军事秘书去。真纳的英国海军顾问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向真纳解释了总督应正式回拜那位海军上将的传统程序，并希望他收回只肯派军事秘书去回拜的成命。真纳坦然地回答说：“我和18世纪殖民地总督的地位不同。我现在是1947年一个自治的主权国家的总督。如果我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亲自去拜访海军上将，是非常不合适的。要是海军上将在旗舰上举行社交性的集会，那我将乐意参加。”由于真纳的坚持，这次回拜取消了。
巴基斯坦国家成立后，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由于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本来就不发达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印、巴分治前后，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发生大规模宗教骚乱及相互仇杀。从印、巴分治到真纳逝世，约有1500万居民越过边界，迁往对方境内。迁入巴基斯坦的难民约700万人。分治后，在印度境内留下的伊斯兰教徒达3500多万，在巴基斯坦境内留下1200万左右印度教徒。对内对外的沉重负担压在这位新总督的肩上，使他积劳成疾，染上肺结核。1948年6月，他不得不离开首都卡拉奇到外地休养。
这年7月，真纳飞回卡拉奇，拖着病体的他主持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的开幕典礼，并发表长篇讲话。他指出：“西方的经济制度为人类制造了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种经济制度不能公平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也不能根除国际上的摩擦，相反地，它倒要对过去半个世纪中的两次世界大战负很大的责任。”
一个月后，真纳的病情进一步恶化。9月11日，72岁的真纳与世长辞。
真纳去世后，巴基斯坦人民为建立自己的国家继续奋斗。1956年3月23日，巴基斯坦颁布第一部宪法，改自治为共和国，1964年1月15日改国名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米骚动”席卷日本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增添了反抗剥削的斗争勇气。日本统治者则陷入极度恐慌之中。1918年5月首相寺内正毅在一次地方长官会议上训示：严防“不合国体的国民思想”在日本蔓延。然而，仅仅两个多月后，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抗议运动便蓬勃兴起，继而席卷全国。运动的直接原因是米价暴涨，故称米骚动。
与资本主义工业的急剧发展相比，日本农业发展滞后，加上城市人口激增，进入20世纪后粮食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日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参与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大批军粮的收集使得市场可供粮食骤减。地主和米商乘机囤积居奇，米价一路攀升。面对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地主利益，既不允许外国大米自由输入，又不采取措施平抑米价，听任地主和米商哄抬物价、牟取暴利。1918年春天以来，四个月内米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7月23日，抗议之火首先在富山县新川郡鱼津叮点燃。因男子出海而从事装卸货物等重体力劳动的妇女们，正经历饥饿之苦。她们看到本地生产的大米被地主和米商大量运往外地，不禁怒火满腔。数百名妇女聚集起来，力阻本县大米装船外运。
鱼津的抗议运动很快引起附近区域的连锁响应。8月3日，淤积已久的怨愤终于爆发了，骚乱首先由西水桥村的渔妇们发起。这天傍晚，村里那口古老的大钟“当当”地敲响了，沉滞凝涩的钟声似乎在诉说和发泄无米下锅的渔妇们心中的哀怨和愤怒。她们300多人不约而同地奔出家门，涌向米店，要求降价出售大米。老板一看这么多人，吓得紧闭大门，并偷偷派人去叫警察。愤怒的渔妇们见老板不理她们，便开始砸门。厚厚的木板门在妇女们的撞击中开始摇晃。可就在这时，警察赶来了，他们拼命地吹着哨子，用枪托和皮靴驱赶着人群。渔妇们更加怒不可遏，多日来的愤怒与委屈像山洪一样爆发了。她们转身与警察对打起来。已被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她们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竟然打倒了数名警察。
然而，警察的援兵源源不绝地赶来，皮鞭在人群里呼啸，枪托在渔妇们头上飞舞。她们已有多人受伤，仍不肯罢休，似乎已经豁出去了，什么都不顾了。最后，一名警察朝天空开了枪，才把这次骚乱平息了下去。
西水桥村的抢米消息第二天传到了对岸的渔村东水桥。那里的妇女们仿佛是受到了某种启示似的，800多人当即来到当地一家大米店，这个米店已囤积了1000多袋大米，正准备运往外地高价出售。渔妇们起先是和平地与老板交涉，要求他不要运走大米，就在当地卖。
也许是西水桥村抢米的失败使老板有恃无恐，他态度强横，瞪着眼说：“米是我的，我爱卖给谁就卖给谁！你们有什么权力管我？！”他的老婆、那个一身肥肉胖得像猪似的女人更恶毒，只听她扯着公鸭似的嗓子吼道：“去死吧，你们！嫌米贵就别活了！”听到这话，妇女们压抑着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不知是谁高声了一声：“跟他们废什么话，抢啊！”这一下像是在油锅里扔了一个炸弹似的，渔妇们一拥而上，老板、老板娘和店伙计被她们推到一边，1000多袋大米很快被一抢而空。等米店的伙计带着警察赶到后，只看见坐在地上嚎哭的老板夫妇。
富山县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全国。此时的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早已犹如浇满了油的干柴。富山县的渔妇们的行动，无疑等于在上面点着了火。8月11日，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动，捣毁或抢光了250多家米店；次日，米商最集中的神户，几万市民发生暴动，几家最大的米店被捣毁。有个大奸商叫铃木，不但被烧掉了大米总店，连住宅也被愤怒的市民们一把火烧掉。名古屋的市民喊出了“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在首都东京，虽然警察当局加强了戒备，在各米店、工厂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岗哨，仍然有几万市民进行游行示威，并试图捣毁米店。8月中旬，“米骚动”达到高潮。随后，各大城市的暴动相继被镇压下去，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米骚动”继续持续着。
1918年日本这场“米骚动”波及了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参加的人数在1000万人以上。一部分海军水兵也参加了暴动。这次风潮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政府，使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当时的寺内内阁在这场骚乱中倒了台，新上台的原敬内阁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降低米价，惩治奸商。人民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部分胜利。
敦刻尔克大撤退
早在1939年10月德军侵占波兰后，希特勒就密令制订进攻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军事计划，代号为“黄色方案”，后来改为“曼斯垣因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德军把136个师编为3个集团军群。其中中路为德军主力，以45个师越山游河、中间突破，直指英吉利海峡。
1940年5月10日，德国法西斯打破西线无战事的计划，开始进攻西欧。当时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拥有147个师，300多万军队，兵力与德国实力相当。但法国战略呆板保守，只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自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上。对德国宣而不战。在德法边境上，只有小规模的互射，没有进行大的战役，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奇怪的战争”。
然而，德军没有攻打马奇诺防线，他们首先攻打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并绕过马奇诺防线从色当一带渡河入法国。德国法西斯的铁蹄不久又踏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5月21日，德军直趋英吉利海峡，把近40万英法联军围逼在法国北部狭小地带，只剩下敦刻尔克这个仅有万名居民的小港可以作为海上退路。
形势万分危急，敦刻尔克港口是个极易受到轰炸机和炮火持续攻击的目标。如果40万人从这个港口撤退，在德国炮火的强烈袭击下，后果不堪设想。
英国政府和海军发动大批船员，动员人民起来营救军队。他们的计划，力争撤离三万人。
于是，在德国炮火的猛烈袭击下，上千条各色各样的船向着敦刻尔克方向前进着。有颜色鲜艳的法国渔船，有运载乘客的旅游船，还有维修船拖驳、小型护航船、扫雷艇、拖网渔船、驱逐舰、英国空军救援船、雷达哨船……
这支极为离奇、难以形容的船队，由各色各样的英国、法国人驾驶着。他们中有银行家、牙科医生、出租汽车司机、快艇驾驶员、码头工人、工程师、渔夫和文职官员……他们中有面肤娇嫩的年轻人和古铜色皮肤映着苍苍白发的老人。他们中很多人明显是穷人，他们没有外套，穿着破旧的毛衣和卫生衫，他们穿着有裂缝的胶鞋，在海水和雨水中浑身湿淋淋的，彻骨的寒风中他们饥肠辘辘……
对于即将发生的悲剧，人们怨声载道，争吵不休。他们猛烈抨击上层的无能和腐败，但仍然宁死不惧地投入到撤离部队的危险中去。于是出现了驶往敦刻尔克的奇怪的“无敌舰队”。
这支船队中有政府征用的船只，但更多的是自发前去接运部队的人民。他们没有登记过，也没有接到命令，但他们有比组织性更有力的东西，这就是不列颠民族征服海洋的精神。一位亲身投入接运部队的英国人事后回忆道：
“在黑暗中驾驶是危险的事。阴云低垂，月昏星暗，我们没带灯，也没有标志，没有办法辨别敌友。在渡海航程一半还不到时，我们开始和第一批返航的船队相遇。我们躲避着从船头经过的船队的白糊糊的前浪时，又落入前面半昏不明的船影里。黑暗中常有叫喊声，但不过是偶然的喇叭声而已。我们‘边靠猜测边靠上帝’地航行着。”
等着上船的士兵富有纪律性，他们为撤离已战斗了三个星期，一直在退却，经常失去指挥，孤立无援，他们缺少睡眠，忍饥挨渴，然而他们一直保持队形，直至开到海滩，仍服从指挥。这些疲惫的士兵步履蹒跚地跨过海滩走向小船；大批的人马冒着轰炸和扫射涉入水中，前面的人水深及肩，他们的头刚好在扑向岸边的波浪之上，直至水过肩深他们才上到船上。从岸上摆渡到大船去的小船因载人过多而歪歪扭扭地倾斜着……
一些大船不顾落潮的危险差不多冲到了岸上……
沙滩上有被炸弹击中的驱逐舰残骸，被丢弃的救护车……
这一切都辉映在红色的背景中，这是敦刻尔克在燃烧。没有水去扑火，也没有人有空去救火……
到处是地狱般可怕的喧闹场，炮兵不停地开炮，炮声轰轰，火光闪闪，天空中充满嘈杂声、高射炮声、机枪声……人们不可能正常说话，在敦刻尔克战斗过的人都有了一种极为嘶哑的嗓音——一种荣誉的标记“敦刻尔克嗓子”。
这支杂牌船队就在这样危险的情形下，在一个星期左右时间里，救出了约22万英军在内的336万人。尽管装备辎重几乎丧失殆尽，担任后卫的4万法军也当了俘虏，但是这些撤到英国的部队日后成为反攻的骨干力量。
戴高乐领导“自由法国”运动
1940年6月17日上午，法国波尔多机场一片嘈杂。英国斯庇尔斯将军乘坐的专机即将起飞。突然，一位身材高大的法国军人从人群中闪出，迅速进入机舱，飞机随即起航。同这位军官一起为英国人送行的官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人们不知道这位叫戴高乐的国防部陆军部次长要干什么。
6月18日晚，正经历亡国屈辱的法国人民出乎意料地听到戴高乐将军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说：“我是戴高乐，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法国官兵、工程师和技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联系……请你们相信我，我们一定会转败为胜，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法国抵抗的火焰都不能熄灭。”很快，以戴高乐将军为首的抵抗运动由此兴起。
1890年，戴高乐出生于法国里尔的一个笃信天主教的下层贵族世家。祖父为史学家，祖母为文学家。他的父亲年轻时参加过普法战争，每当他向儿子讲起那些悲壮的战争故事来，他都声泪俱下。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给戴高乐幼小的心灵打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于爱国，戴高乐从小就对军事感兴趣。1909年，他考取了着名的圣西尔军校。他认为在列强争雄的时代，投笔从戎是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3年毕业后，他以少尉军衔服务于贝当将军麾下，颇受将军青睐。不久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三度受伤。1916年3月2日，在着名的凡尔登战役中，戴高乐同战友们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不幸身负重伤，昏死在阵地上。人们都以为他牺牲了，将他列入阵亡将士名单。贝当将军得知后悲痛万分，亲自追授他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
谁知戴高乐并没有死，苏醒后被敌人关进战俘营。在战俘营，他曾5次逃跑都没有成功，最后被德国人禁锢在一个惩罚营里，直至1918年德国战败。两年零八个月的囚徒生活，磨炼了戴高乐的坚强意志。在监狱里，他以德文报纸为教材，居然学会了德文。
1925年，贝当元帅提拔戴高乐为最高作战会议参谋。7年后，他又调戴高乐到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使戴高乐有机会参与法国最高军事当局的机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