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学者舒芜要说老学者舒芜先生“著名”,我国知识界的人大概都会默认。建国后,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著作颇丰,学问堪称一流。遗憾的是,由于1955年舒芜写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导致一桩震惊全国的大冤案,他的人品为此多年遭到非议。而持不同看法的亦有人在,文学大家聂绀弩在1982年9月3日致舒芜的信中这样写道:“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50多岁,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
作者和舒芜平心而论,我十分敬重已故的聂老,但对他这番“一家之言”又不敢苟同。作为小字辈,我没资格也没打算评议这一“历史公案”,只是想借采访舒先生这位“有争议的文化人”之机,真实、客观地记录他下放咸宁干校的生活经历。于是,在一个月色凉如水的秋夜,我走进了舒先生的书斋“碧空楼”。
老学者舒芜坐在我面前的舒先生,实在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孤老头儿。他的夫人陈沅芷早在“文革”之初的大风暴中被迫害致死,现在的生活主要由小女儿方竹照料。我知晓舒先生乃安徽桐城派学人之后,对关于文化的话题一定会感兴趣,便直奔主题,介绍起鄂南宣传干校文化人的缘起和进展。老人认真地听完后,马上表示赞同:“你们的工作有意义。我在十年前就有个想法,如果能通盘考虑,每个省定出一两个有独特文化意义的文化城,迅速建起来供人们欣赏研究,让后代从此长期生活在一种文化氛围中,这种投资不会太大,但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巨大,自会有力地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现在咸宁开发向阳湖人文资源,我看目的是避免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文革’的事件,也可以借用一句鲁迅的话,叫‘为了忘却的纪念’。”
我随手笔记时在这七字名言下标上了着重号。随着舒先生的叙述,近两个小时下来,我又和几位平日敬仰的人物“幸会”,并感受了他们旧日的酸楚。以下便是老学者为我展示的一组“蒙太奇”:
“冯雪峰,他是长征老干部,很有特点。虽然富农出身,干农活却很内行,平时劳动最讲认真,最能吃苦。后段时间分配他放鸭子,归陈早春领导。陈早春,属贫下中农出身,劳动最棒,虽然人显得瘦,干起活来却是那么回事。牛汉,也是棒劳力,人高马大,往往干最重的活,他在干校坚持写诗,不怕犯忌讳,1973年5月,我们还结伴游了一趟桂林。陈白尘,他在湖里放鸭子,住草棚,虽离我们连近,但见了面不敢打招呼,怕受牵连,常常只得‘道路以目’。楼适夷,很有意思,习惯每天泡一大缸茶,凉了再喝,有次早起突然发现茶缸里有只死老鼠,大概已泡了好多天,谁也不知道是怎么进去的。也怪,他竟然没生病!韦君宜,她原来有点神经质,爱自言自语一个人说笑。后期回家探亲,还是干校作风,戴着草帽、穿着短裤、挑着担子在北京街上走,让旁人看了觉得奇怪,到了家门口,还被误认为‘乡里来了亲戚’。有次返程因事超期一两天,她还向全连做了检讨:‘我刚当指导员,就没有以身作则。’孙用,初期到乌龙泉家属连探亲,仅仅为了和家人多呆上点时间,没赶上返程火车,又怕超假,便连夜步行几十里走回向阳湖,他戴着眼镜,一路上摸黑不知摔了多少跤。顾学颉,在干校我们很谈得来,1972年他作为‘老、弱、病、残’一类转到丹江分校,临行前曾赠诗给我,其中有两句:‘诗与人俱老,交随患转深’,至今铭刻在心……”
除了难以忘却的人,亦有记忆中抹不去的事。舒先生还记得,初到向阳湖时,有次十四连听军宣队训话,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都在场,作报告的人竟然说:“你们现在好就好在没有打仗,如果打起仗来,先把你们拉出去枪毙几个再说,留你们干什么,留你们反党反人民哪!”真叫人听了寒心!那时,咸宁干校被视为“大黑窝”,舒芜本人也是抬不起头来的“摘帽右派”,因此熬的时间最长。直到1974年底,他和牛汉、绿原等人集中到“四五二高地”,眼见同事一批批调回北京,留守者明显是原单位不欢迎,但“面向全国”也没人敢要,实际上是分不出去。何去何从,他们心里茫茫然,甚至想到过到某个县城文化馆搞点抄抄写写维持生计。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湖北军区不想再背这个大包袱,在全国干校会议上拼命鼓吹各项任务已经完成,干校可以结束。这意见反映到周总理那里,在他的亲自过问下,国务院很快批准了。军代表恐怕夜长梦多,又马上打长途电话回咸宁,催办回城手续,他们这最后“一小撮”才匆匆忙忙地踏上了回归之路。又经过“待业”和“复员”几番周折,舒先生自1979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编委,直到退休。
我对老人的回忆一直洗耳恭听,这时才插话道:“如此说来,还是湖北的军代表办了一件大好事!”舒先生一面点点头,一面又坦率地说:“但这不一定是他们主观上愿意为我们着想,本意多半是为了甩包袱。就像干校之初,大家对整个大局有看法,却很虔诚,都决心像党要求的那样做,并不像现在有的人说的那么头脑清醒,甚至相信总有一天会改变现状,至少我没有这么想。如果那样的话,便是把‘文革’的害处抹杀了,减轻了它的罪过!”
舒先生毕竟是历经政治运动跌宕的过来者,他的“学人之见”充满思辨色彩,令我沉思良久。又仿佛是文心相通,舒先生有意对我积累干校资料作些补充,还借给我十几首干校诗带回复印,总题目是《咸宁之什》。日后只要我偶尔重温这组诗稿,自是会忆起这次不同寻常的访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