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老出版家王益“我在文化部是一个算不上文化人的人，更不是名人，我请求你不要采访我，免得浪费时间。”说实在话，我刚收到王益先生这封信时，对他的谦虚不敢苟同。请看，事实胜于“自辩”：王老早在1936年就供职于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在“孤岛”上海由孙冶方介绍入党，1941年曾在刘少奇领导下参加筹建江淮出版社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东新华书店经理。建国后，历任新华书店总店王益接受作者采访总经理、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国家出版局副局长、新闻出版署特邀顾问等职。他还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著有《出版工作基本知识》、《王益出版发行文集》和《不倦地追求——王益出版印刷发行文集》，译有《图书出版的艺术和科学》，在我国出版界、印刷界、发行界广为人知。难怪不少人都建议我一定要拜访“老王益”，以免遗珠之憾。
见面才知道，王老信中的一番话是很真诚的。他早在10年前就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可谓“归隐”已久，无意于任何形式的张扬。幸得王老为人极为和善，对年轻人的远道来访还是表示理解。因为事先我已寄去不少有关咸宁干校的资料，他很快变被动为主动，没等我提问，便风趣地说：“我很佩服你对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这么执著，这么努力，更佩服你所采访的同志能谈出那么多值得你记、值得你写的话来。要谈我在干校，既没有做坏事，也没有做多少好事。至于值得记载下来的趣闻轶事，好像也不多。总之，只是平平常常，没有特别吃苦。但有一点，我在咸宁还是学到不少东西的。”我对王老开头的热情鼓励来不及客套几句，马上追问道：“您的收获指的是哪些方面？”他回答说：“当然主要指劳动啦。我在向阳湖参加过育秧、栽秧、收割，懂得了种地的辛苦。要说知识分子还真能干，没有学不会的活，有的人还成了杀猪能手！”王老这番话使我想起过去采访中听到的一些笑谈，正好接过话题提供一个“例证”：现任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的杜克，大学刚毕业就下放咸宁干连队事务长，一个文弱书生杀猪却稳、准、狠，人称“杜一刀”。
王老听罢，笑着补充说：“年轻人还好，身体棒，扛得住，更苦的是上年纪的人。我们种稻子，上工去的路好远，累得要死。每次一回到连队，我就休息，总是等大家打好了饭，我才最后一个去，所以食堂的人都说，‘王益一来，再不会有其他人来打饭，可以收摊了。’这也说明我太懒，但没办法，不休息，哪来精神？！”当时，王老的夫人在河南干校，子女有的上山下乡，有的进工厂，全家都是“各人管各人”，因此，王老不得不自觉地接受各种“不适应”。有时休假，他得步行走一二十里路，去咸宁城里买点小吃，改善改善生活。最让他感到麻烦的是，连队简陋的茅坑里经常飞满蚊子，既多且大，早晨起来大便，只要拍打叮屁股的蚊子，满手都是血糊糊的。
文化人在干校的遭遇如此尴尬，令人闻之唏嘘。不过，也许只有亲身感受，他们才体会出在这种艰苦环境中生活了一辈子的农民之苦！王老不动声色，继续平缓地说：“‘文革’办干校，浪费了一大批人的宝贵时间，无疑应予以否定。如果说多少还有一点好处，是我们在咸宁也接触了群众，锻炼了身体，增长了农业知识，并思考了不少问题。如干校有个图书馆，我抽空通读了《鲁迅全集》，以前看不懂，在向阳湖的困惑中重读，感受大不一样……”
从王老的讲述中，我又了解到，刚下放时他因为已经“解放”，没有和周巍峙等人一样被监督劳动，还担任了大队教导员。可是，这个“小头目”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一次，有位患精神病的“五七”战士在墙上写了一条打倒林彪的“反标”，北京军宣队要以“现行反革命罪”抓起来，指派王益亲自办理，没想到他下不了手，于是又被贬到连里当了战士。不久，湖北军区接管干校，负责人李晓祥比较注意掌握政策，指出这样处理不当，才恢复他的工作。经过3年多的磨炼，王老终于调回北京。
王益题词我也舒了一口气，接着向他打听干校校部负责人之一常萍（原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社长）的地址，以便前去搜集更多的情况。王老热情地通电话与之联系后，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常萍值得找，他知道很多‘内幕’。咸宁现在重视宣传向阳湖文化人，有这个想法很不简单，我们‘五七’战士表示感谢。由于鄂南不算富裕，文化部也比较穷，一时还难以提供多大的经济援助，建议你们要勤俭办事业，力争少花钱，多办事。要通过开发干校文化，形成这样的认识：回顾历史是为指导当前，教育后代；学习历史，关键是要以史为鉴，以史育人。”
老出版家的嘱咐实实在在，我久久难以忘怀。还有他那抑扬顿挫的无锡口音格外悦耳，特别是要紧不慢地爱把语调稍稍拉长，煞是好听。哦，这真是一次难得的交流，一次甘美的享受。第1章“文化部干校有它的特殊性”
——访老出版家王仿子《无罪流放——66个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是光明日报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新书，王仿子先生从京城的报纸上看到其中有涉及文化部干校的片断后，立刻剪下寄给我，以备研究咸宁“向阳湖文化”作参考。他的一片热心使我既感动又惭愧，因为早在两年前，我就采访过这位老出版家，有关材料还躺在笔记本里睡觉哩！
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当时，王老自谦是俗话说“提不起来”的人，劝我放弃这篇“专访”，把精力用在别人身上；再说我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以往进京“突击采访”的文化人不少，得“归口”分类排队，一个个地“消化”，一篇篇地“出笼”。现在，总算到了王老“亮相”的时候。
作者采访王仿子那天中午，我如约来到方庄小区芳古园王老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客厅墙上一副对联：“休对故人思故园，且将新火试新茶。”这是著名书画家黄永玉先生的书法，笔画纵横驰骋，痛快淋漓，令人生出几分惬意。已年届八十、一派长者风度的王老静坐在沙发上，用一口“上海普通话”回忆道：“我是1969年9月下放咸宁干校的。我们文化部出版局分配在一大队一连劳动，住‘四五二高地’，后因我已解放，调到干校后勤部担任总会计师，下面还有三位同志，一起负责作全干校的开支账目和汇总、决算，到了农忙，还得参加‘双抢’。可惜干校搞形式，不讲科学的事情着实不少，如收割小麦，越是下大雨越是抢收，结果碰上连续许多天阴雨不晴，全部发霉烂掉了，当地群众也觉得好笑：‘北京人奇怪，大雨大干，晴天反倒不干了’（往往晴天开大会）。以后走上正轨，有的连队生产抓得好，粮食收得多，有条件做起油饼，上面还撒点芝麻，惹得别的连队羡慕不已。”
也许是耳闻类似故事较多的缘故，我听了王老的陈述，并不认为干校生活有趣，倒是觉得也够难为他的。想想看，王老的夫人徐砚华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因需要继续出版毛著，为少数留守人员之一；已年过半百的他带着一对双胞胎儿子在向阳湖，又当爹又当妈，极“左”路线对文化人的“隐形折磨”可见一斑。需要补充的是，王老的儿子效宓和效究那时才12岁，在“五七”中学读初一，小哥俩长得眉清目秀、伯仲难分，倒不失为几千人的干校中少见的“人文景观”。
效宓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干美编，这天正好也在家，见我和他父亲聊得带劲，时不时也插上几句。他记得一大队队长是王玉贵，近年担任文物出版社副社长；还有一位现旅居加拿大的画家姚发奎，在干校专门画了一张向阳湖全景的油画。效宓得知我想多“挖”一点素材，又向我介绍了一个传说：有段时间干校物资紧缺，有人提出一大队的赵辛初（文化部副部长）在湖北省当过领导，熟人多，可以通过他找找省革委会和省军区的负责人，帮助解决一点困难。赵辛初还真的出面到省里，受到热情接待，不仅一身旧棉袄换成了军大衣，还带回了一些种猪和种鸭，为干校立了一大功，大家因此对“老赵头”赞不绝口。
我插话说，赵辛初同志离开咸宁不久担任了湖北省副省长，后来任省委第一书记时，提议充分利用向阳湖得天独厚的条件，建立奶牛良种场，并向北京有关部门争取到投资，张光年先生1988年重访向阳湖的日记中曾提及此事，可见赵书记和咸宁的感情之深。王老微笑地点点头，继续讲述道：“向阳湖这段生活的确令人难忘。例如，咸宁竹子多，很多‘五七’战士将做竹器剩下的边角余料进行雕刻、加工，制成颇有观赏价值的笔筒，竟成了干校后期一大‘时尚’。原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子野和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家曹辛之制作的笔筒质量上乘，最为‘抢手’”。我又问：“除了一些知名人士，您在向阳湖难忘的人还有谁？”王老马上提到韩仲民和沈良，可惜两人均已作古。前者在干校担任一大队一连连长，年不满四十，是个壮劳力，但除了主要抓生产外，并不热心按上面的要求“抓阶级斗争新动向”，而是经常手不离书，甚至躲进蚊帐里钻研马列著作，为日后编纂《马克思恩格斯书评集》等书打下基础。后者原任新华书店外文发行所的经理，下干校后不久调到校部工作，和王老经常见面。作为多年老友，在当时的处境下，两人之间有事可商，有话可说，有怨气大胆流露，有困难伸手帮助，1972年北京的中小学开课，王老的两个孩子就是在沈良的竭力周旋下返京就读的。
几年之后，尘埃落定，玉宇澄清。王老从此青春焕发，老有所为。他先后担任文物出版社社长、国家出版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国版协副主席、中国印协理事长、民进第七届中央委员等职，并多次率团出国进行友好访问，为加强我国与域外出版界和印刷界的交流与合作作出了贡献；王老离休后担任老出版工作者工作委员会主任，还出版了《王仿子出版文集》和《印刷思考与回忆》，为后人留下了自己一生的经验总结。我接过王老的赠书，请他再谈谈对“五七”干校的评价。王老思考片刻，回答说：“文化部干校有它的特殊性。”我问何以见得？他解释道，其一，虽然都是下干校，文化部和别的部还不一样，因为“文革”中它是“砸烂”单位。1965年，从南京军区调来一批干部改组文化部，他们奉命以抓阶级斗争为主，那时候就内定要清除一大批干部。第二年，中央发出《**********》，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被称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的文化部自然首当其冲，一到咸宁干校，军宣队就宣布文化部的干部要在向阳湖住一辈子。其二，“文化王仿子回忆往事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也是大革文化人的命。文化部是文化人成堆的地方，被斗的与斗人的，其实都是“革命”的对象。下干校，许多人，包括一般干部，都是“连锅端”，祖孙三代一起被赶下去，有的还是小脚老太太。毛主席说“除老弱病残外”，在文化部却是“扫地出门”，可见这场斗争在文化部特别的残酷。本来当年大家响应毛主席号召去干校锻炼，是件好事，但实际上是变相“劳改”。所以，诗人臧克家回京后写了《忆向阳》，有人认为写得不错，有的批评他“歌德”。不管怎么样，文化系统这么多人经历了咸宁干校的岁月，还是有别于其他干校的，这就更值得记载、挖掘。
王老从事出版、印刷工作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堪称真正“行家里手”。他的以上述评，无疑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干校告白”，尤其值得鄂南人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