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理智和情绪之间的冲突之外，哲学家们从未就情绪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产生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智力的工作原理和知识的来源。当他们偶尔涉及人类的行为时，通常也是在道德哲学的范围之内——我们应该怎么行为——而不是就行为的原因进行探讨。人们关注情绪的心理学机制只是近现代的事。如我们已知，笛卡儿做过一点儿工作，将情欲分为六种，将其他情绪解释为六种情绪的合并。尽管斯宾诺莎详细地处理过情绪问题，但探讨得过于严峻与逻辑，因而无法传达出它们的力量，更无法表达出情绪体验的力量。比如，他将爱定义为“某一外部原因的伴随性喜悦”，定义恨为“外部原因的伴随性痛苦”。第一个以科学方式探索情绪对行为影响的人并不是心理学家，而是自然史学家查尔斯·达尔文。1872年，在其历史性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十几年后，达尔文出版了另一部非常有趣的作品，《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提出，情绪之所以发生进化，是因其可以导致有用的行动，从而增加了动物物种的生存机会。恐惧、愤怒和性冲动分别可产生逃避、对敌人的反击和物种的繁殖等行为。达尔文认为，人类情绪是从其动物先辈遗传而来的，具有类似的价值和表达。狼会龇牙裂齿，人类会冷笑；动物的体毛在愤怒或害怕时会直竖起来，以使自己看上去更加庞大，人类在愤怒时也会毛发耸立，挺胸扬臂，一副恶狠狠的挑战姿态。
然而，尽管达尔文声名显赫，早期的大部分科学心理学家仍然回避着情绪这个话题（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及其他心理分析学家例外）。今天，由于心理疗法已广为接受，许多人认为，情绪和行为是心理学家最关心的话题之一，但欧内斯特·希尔加德在其美国心理学史中说，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进行学术研究的心理学家对文学和戏剧中占比例最大的情绪主题缺少兴趣，真是咄咄怪事”。
这是他们在那些年代里天真努力的结果。他们像物理学家一样严格而客观，结果却认为，对主观状态的报告，包括感觉或情绪，都超出了科学的范围。自桑代克用猫在迷宫箱里进行实验的时代开始，到20世纪中叶，研究者大都在致力于寻找方法以连接行为和可观察的客观生理状态，如饥饿、口渴或疼痛等，而不是主观状态，如情绪等。
在这些心理状态的不快与其产生的行为之间，必定有某种方向性的机制或力量。如果没有，为什么饥饿会导致寻寻觅觅，或性欲会导致求爱行为，而不是随意性冲动行为？
在20世纪初始，心理学家满足于这样一个认识，即由生理需要或生理状态促发的行为取决于本能。但这一简化的回答对本能如何在心理学水平上进行操作只字未提，也没有提供出某种心理学的条件以供实验调查。1908年，心理学家威廉·麦克杜格尔（William McDougall）提出一些解释，并于1923年将这些解释进一步完善。他认为，受生理需要激发的物种会追寻某个已知的目标，其行为因此带有目的性，或激发性；从这一行为中产生的心理动力，即动机，是可以用实验方法加以控制、测量和研究的。于是，心理学的又一分支正式启动。
人类行为从解扣脱衣到写出十四行诗都带有动机性，但行为主义时代的心理学家只将自己限定在研究实验老鼠之中。在这种相对简单的动物中，他们可为其创造出基本的生理需要如饥饿，并可依据食物剥夺的时间是几个小时还是几天而加以量化，可轻易并客观地测量其因此而产生的行为，如觅食和走迷宫等。
在20世纪的50和60年代，随着新认知主义的兴起，心理过程再一次成为正统的研究领域，一些研究者趁机着手研究人类的动机和情绪。但在起初的几十年里，认知主义心理学家的大部分兴趣集中在“冷认知”（信息加工、推理等）里，只是在近十几年来，才转向“热认知”，并着手了解它与动机的联系机制。1988年，动机和情绪研究方面的领袖人物，康乃狄格大学的罗斯·巴克，终于宣称：“心理学重新发现了情绪。”
可能是因为这一进展过于新潮，也可能是因为这一课题过于混杂，情绪研究者和理论家久久不能就其所研究的课题的定义达成一致。普通人并没有困难，即使3岁的孩子也知道什么是快乐、悲伤或害怕——即其有何感觉。但从事研究的心理学家却看得更为深远；他们对情绪的定义包括诸如原因、生理伴随症状、后果等。在一般人听来是艰涩难懂的。例如：
情绪是具有控制顺序的行为预备状态（可中断或参与竞争其他心理和行为活动）中所发生的变化，是评估与利害（可引起积极或消极感觉）相关联的事件所引起的变化。
对情绪的这个定义，或现行的其他近30种专业性定义均没有为心理学家所接受。最近一位专栏作家评论道：“人人都知道情绪是什么，但给出它的定义并不容易。”
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基本情绪有许多种，其他情绪均是从这些基本情绪中派生出来或与之相关联的。但基本情绪究竟有哪些目前仍没有确切的定论。一些专家将“欲望”、“惊讶”等包括在内，另一些特意将“震惊”排除在外，但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震惊是惊讶的一种形式；大多数心理治疗专家使用“感情”一词来表达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绪状态，但一些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则认为，感觉上的喜欢或不喜欢是感情，情绪则不是。
十多年以前，纽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著名情绪研究专家罗伯特·普鲁契克（Robert Plutehik）请志愿者给出一长串成对的、与情绪有关的词汇，并按其类似程度进行等级评定。对志愿者的等级评定所进行的因素分析可显出哪些情绪具有与其他情绪最大限度的重合率，因而是最为基本的。普鲁契克的结论是，共有8种基本情绪：喜悦、赞同、害怕、惊讶、悲伤、厌恶、愤怒和期盼。他发现，其他一般的情绪大多是这些基本情绪的程度不同的翻版。比如，极度悲伤是悲伤的极点，忧愁则为最低水平的悲伤。在现存定义中，这一定义相当不错。然而，人们尽管经常引用它，但在情绪研究者眼中，它仍不能算作标准定义——也没有这样一个标准。
到目前为止，仍未出现一个大家所普遍接受的情绪理论。我们稍后将看到，有些理论认为，情绪由内脏的状态构成，其他理论则认为，情绪是自主中枢神经系统的现象，还有者认为，它是更高级的心理过程。一些人强调情绪的起因，另一些却强调它的行为后果。一位学者作过统计，得出约100种明显不同的情绪理论。即使将一些类似理论组合在一起，其数目也不下18种。
所有这些听上去可能导致情绪研究远离现实生活，但在事实上，心理学家也的确只对情绪的较高级别的问题发生兴趣：情绪有什么功能？是源于先天还是后天经验？是普遍存在还是因文化不同而有差异？肉体与心理过程是如何与其联系起来的？心理学家还对下面一个实践问题大感兴趣：情绪如何与行为产生关联？大多数人认为，情绪不仅是动物表达与其需要相关的某个物体或事件的信号，也是一种方法，动机可因之而成为有目的的行为。
这样一来，这个古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最终成为现代心理学的中心问题，而情绪也被视做对这一问题的至关重要的回答。对动机和情绪的研究始于哲学思辨，并在科学时代转变成为生理需要的研究，而后转变为对神经系统功能的研究，再后转变为对认知过程的研究。它是心理学自身的一个进化范式。
§§§第二节躯体理论
什么人能将一只将抓到的老鼠饿上两天，然后将其关在笼子里，并在笼子远处放上几粒它抓不到的粮食，它惟一的渠道只有爬上通电的栅栏，从而使其爪子触电？什么人能将一只母鼠放在笼子的一端，再将其幼鼠放在另一端？
虐待狂，你可能认为。但行为主义时代的典型实验心理学家卡尔·J·沃登（cad J．warden）是一位非常体面的年轻人，与虐待狂沾不上边儿。
时间是1931年，地点在哥伦比亚大学，仪器是沃登发明的，即“哥伦比亚障碍笼”。他图谋通过这只笼子尽量客观地测量两种动机来源的力量，即饥饿驱动力和母性驱动力。
他希望自己的数据能够验证一个简单的假设：老鼠的需求越强，其满足需求的动机或驱动力越强。测量对食物的需要比较简单，就是看老鼠在多长时间内没有进食；对因之而来的驱动力的测量则是观察老鼠跨过电栅栏索取食物的频率。在老鼠饿到第3天时验证了沃登的假设。而在第三天之后，老鼠则变得软弱无力，不再费力跨越栅栏了。动机研究没有比之更客观的了（用母鼠及幼鼠进行的实验则不那么尽如人意，因为与幼鼠的分离，并没有造成如饥饿一样准确无误的需求）。
沃登的报告与其他行为主义著作一样，根本没有谈及本能。行为主义者相信，高等动物（如哺乳动物）的行为几乎无一例外是后天学习的结果，本能理论是倒退的。到20年代，他们已不再称动机行为中的有目的行为力量为本能，而称其为“驱动力”。于1918年提出驱动力概念的罗伯特·s·伍德沃思认为，尽管有机体具有天生的机制以从事诸如寻找和吞咽食物之类活动，但这些机制一般是闲置不用的，除非其受到某种驱动力的激发。该驱动力将使动物趋向一个它知道可以满足其需要的目标。行为主义者认为，驱动力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概念。另外，驱动力与本能不同，心理学家可通过实验条件对其进行创造、测量并修正，从而确定出动机的规律。
在这些假想中，最明显的一个是，生理需要越大，满足它的驱动力也越大，该动物表现出来的活动也越多。为检测这一假设，1922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里一位名叫克特·里奇塔（Curt Richter）的心理学家把鼠笼绑在弹簧上，使其自动记录老鼠的活动，结果令人满意。它们显示，饥饿的老鼠在笼里窜动的次数要多于不饿的老鼠。1925年，在北卡罗莱那大学，J·F·达谢尔（J．F．Dashiell）利用一块棋盘式的迷宫进行同样的试验。他清查了老鼠踏过的格数，发现饥饿的老鼠踏进的方格数目远多于喂过的老鼠的次数。1931年，沃登的“哥伦比亚障碍笼”提供了检测同一驱动力的更有效方法。
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人们发起了大量的实验以探索其他的主要驱动力，包括满足于液体、氧气、性、适宜的温度及避开疼痛需要的驱动力。1943年，这些动机的生理方面被喜欢数学的行为主义者克拉克·赫尔（Clark Hun）归纳入一条极为简单的理论，即所有的驱动力均在寻找同样的基本满足——放松因生理需要而生成的令人不快的紧张感——所有动物寻求的理想状态均来自于所有驱动力得到满足的平衡。在几乎半个世纪以后，生态学的研究显示，许多动物在其肉体需要得到满足后，会在一小段时间里处于不活跃状态。狮子在饱食之后，会在同一地方一动不动地呆上12个小时。
但许多行为形式并不在赫尔理论所描述的范围之内。狗会听从命令，只要能逗主人开心，可以将自己的生理需要搁置一边。仓鼠会在锻炼轮上无目的地奔跑。老鼠可学会压按杠杆，使其滴下有甜味但无营养的水。行为主义者用驱动力减退理论来解释这些行为，认为的确存在一些诸如“后天得来”或“次等”的驱动力和动机。这些驱动力产生于非生理需要，但它们可通过对原始驱动力的联想而得到动机力量。比如，狗学会听从主人的命令，因为它已学到，只要听从，就能得到食物奖励。于是，它慢慢地形成寻找服从的驱动力，从而使服从变成奖励。
然而，这种对驱动力理论的偷工减料式修补并不能解释其他行为。例如，它不能解释仓鼠为什么在轮子上无目的地奔跑，也不能解释老鼠何以想尽办法搞到甜水。而且，除非“次级驱动力”的定义非常广泛，可包括并没有通过条件反射使其与一项生理需要联系在一起的行为，否则，它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猴子在一些实验中一而再地打开一扇窗户（窗户只能开30秒钟）以看到一列玩具电动火车在外面跑动，也无法解释它们何以在另一些实验中一而再地松开一连串的钩子和门闩，即使它们已经明白，打开钩子和门闩即不能开门也不能得到奖励；更无法解释音乐爱好者去听音乐会，改革家辛苦地变革社会体制，神学家努力向人类宣扬上帝指定的道路，悔罪者何以用铁链子抽打自己的后背，登山者何以攀登马特合恩峰，或心理学家何以研究动机现象，等等。
赫尔认为，驱动力减退是所有动机行为的最终目标。这一思想于1957年受到发生在麦克吉尔大学的著名的感觉剥夺实验的挑战。一些志愿者戴着有垫层的手套和半透明的头罩呆在一个小房间里，头罩仅能通过光线，但看不到图像。他们在房间里呆上许多天，躺在柔软的泡沫皮垫上，空调的单调声音将其他的所有声音全部淹没（只允许他们偶尔出去进食、上厕所和接受测试）。他们中的大多数原来准备在这里进行一次长时间的愉快的休息，但很快发现，由于没有感觉刺激，他们显得非常难受，感到一片茫然。他们无法连贯地思想，情绪在十分高兴到极度恼火之间动荡不定。他们在心理能力标准测试中呈现出明显的减退，其中少数人还体会了幻觉，且几乎所有人均在实验刚进行几天之后即要求退出。
显然，许多行为的动机是由复杂的需要激发的，是由自主中枢神经系统及思维生成的。而这一点却正是动机和情绪研究者所一直忽略的。
尽管行为主义者可以观察并测量与动机相关联的外在活动，但他们既没有观察也没有测量出情绪的生理指标。虽然老鼠不能告诉他们它的感觉，但人类可以，但他们认为，这些信息仍是不可检测且没有科学价值的。
然而，并非所有的心理学家都因为行为主义所提出的证据而受到约束。一些人仍然愿意认同人类的感觉。但即使这些人，在本世纪早期的几十年中也只对伴随受试者感受的情绪上的生理变化感兴趣。他们认为，这些生理变化正是情绪的来源。
我们在前面已经读到，此种理论首先是由威廉·詹姆斯于1884年提出的。但几乎在同时，丹麦生理学家卡尔·朗格也提出了同一理论。如我们在前面所述，詹姆斯一朗格理论认为，并不是某项事实激发某个情绪，并因此产生出身体变化，而是因为一个令人激动的事实可带来身体的变化，我们对这些变化的知觉就是情绪（詹姆斯指出，我们遇到熊，会发抖，并由于发抖而感到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