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我控制行动的情况下，社会生活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孩子的教养和社会化旨在控制本我的力量，并把其导向可接受的行为。其中的一部分可通过意识进行训练和教育，因为它可以理解，推理，并按次级加工的原则发挥作用。这就是自我，或是自身，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与本我区别开来。（自我的很大一部分是无意识的，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一点。）自我并没有与本我决然地隔离开来，而是以某种方式重合或融合。本我中的思想和情绪往往会进入自我并引发焦虑，就像俄狄浦斯冲动那样，但总是被自我的压抑推回去，推至本我的最遥远的角落里，并被牢牢地封锁起来，使其再也无法回到意识之中。
其他很多冲动，却由自我有意识地控制起来。孩子慢慢懂得，有很多事情他都不可以去做，比如，他不可以取走他人的财物，不可以没有正当理由就打击别人，也不可以当众手淫。我们教育孩子们懂得，这样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并可能招致恶果。在教育他们时，我们有时通过奖惩手段来进行，就像训练动物一般，但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在抚育他们成长时往往告诉他们哪一些是正确的行为，为什么，等等。于是，接受教育的自我慢慢地学会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控制。
然而，自我当中有相当部分却不属于有意识。它的很多过程是潜意识的——没有压抑下去，也不处在意识的光环之中。例如，我们常常在意识之外继续考虑收集到的信息，考虑实现目标的方式，当主意在脑海里油然而生时，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其实我们（的潜意识）一直在寻找着这个主意。同样，潜意识会操纵我们早已娴熟的技巧，让有意识的思维在其他地方自由地使用其有限的注意力。训练有素的音乐家的手指，在他读乐谱时便能自动弹奏出正确的音键，他不需要就此思考。
与之相反，负责监视和督促自我的超我却是无意识的，且对管理社会行为至关重要。它在自我之中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结果，而在此时，已与同一性别的父母产生认同的孩子会接受父母的训谕和信仰，并使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通过认同，诸如“你不能”、“你应该”等命令很快转变为“我不能”与“我应该”。第一道命令与俄狄浦斯情结直接相关，但同一机制也把所有的道德价值转变成内化和自我谨记的信条。这些东西集合形成“理想自我”，或超我，即我们平常所说的良心。道德问题对于自我是在意识范围内进行权衡的，超我则唤起一种强烈的“应该”和“不应该”感觉。一个在救生艇上漂浮的人，他的自我可能认为，将食物和水递给一个行将死去的同伴是浪费，甚至可能导致两人同时死亡。超我则可能胜过自我，坚持与同伴分享剩下的东西。
弗洛伊德在较早前坚持认为，超我在女孩子身上的发展与在男孩子身上的非常相似。后来，如前所述，他慢慢认识到，女孩子没有阉割焦虑，她的俄狄浦斯危机感也没有男孩子那么强烈，因此，在她们的一生中，超我和道德感也因此要少于男孩。（奇怪的是，表达这篇家长式观点的论文，是在他的要求下，由他最喜欢的女儿，心理分析师安娜·弗洛伊德，在1925年的国际心理分析大会上宣读的。）
个人行为就是这样由心理里面的三个层面互相作用的结果。本我寻找最直接的欲望满足，自我使用现实原则的思维以压抑这种冲动，并寻找可接受的方式以满足这些欲望，而超我则通过已经溶入无意识之中的父辈的教诲来对自我施加控制。当本我的力量强大到自我和超我均无法控制时，此人的行为要么呈现病态，要么就去犯罪。当超我太强，超出自我时，此人就会充满负罪感、挫折感，表现得道貌岸然或乐于迫害他人。而在健康人身上，自我会控制整个系统，寻找让本我得到充分满足的各种方法，且并不招惹从愤怒的超我那里汹汹而来的负罪感。
本能理论
弗洛伊德心目中的“本能”，与生物学家的概念并不一样。后者指以代码形式编入基因之中的一些具体的行为形式，如蜘蛛结网，鸟儿筑巢等。他所指的是他用德语词汇Instinkt所表达出来的意思，而在标准版中往往被译成“本能”意义的是Trieb，它有“冲动”、“动力”或“驱力”之意。
在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中，他曾假定，与嘴唇、肛门和性器官相关的性本能构成精神力量的总和。但他后来对“强迫性重复动作”（重复自我打击或痛苦行为的趋向）的研究，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些可怕的事件大大地扩展了他的思路。他逐渐相信，在人的意识里还有一种毁灭本能。当这种本能向外导出时，它就以攻击的形式出现，如果受阻，它则被锁定在内心，向纵深发展，如在强迫性重复动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情况。
因此，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双重本能理论：生存本能，或依洛斯，由所有的保护的生存冲动构成，其中包含性驱动力；再就是死亡本能，或坦那托斯，由所有导向敌意、虐待狂和攻击的冲动构成——他甚至还小心地提出，还有一种导向自我死亡的神秘冲动。一般来说，最后一种本能的冲动在表现中要比生存冲动弱得多，也难得多。但在弗洛伊德看来，对于受虐狂现象和其他一些与快乐原则相左的行为来说，这也许是惟一可能提供的解释方法。
焦虑、症状和防卫
弗洛伊德的原初想法是，神经性焦虑及其症状——相对于人们面对现实危险时所产生的真实的焦虑感——是因为压抑性本能而产生的：没有释放出去的性紧张会产生焦虑。但在收集大量的临床数据之后，他开始做出更为复杂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之上，总结出俄狄浦斯情结及其解决办法的理论，再进一步将这一理论扩展开来，用以解释其他的神经性焦虑形式。作为幻想或大胆行动而进入意识的本能欲望预期自己将会受到伤害，它将导致儿童产生不可忍受的焦虑感，而自我为了保护自己，往往压抑这种本能欲望，使这种焦虑消失。
然而，精神怎样才能宣泄这种憋足了劲的能量，怎样才能消解没有得到满足的本能需要所制造出来的令人不快的紧张感呢？它又怎样阻止这种紧张感突破重围进入意识之中呢？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弗洛伊德在精神病人身上看到的有缺陷和病源性的办法——这就是病症的形成：
病症产生于受到压抑的本能冲动。……为了冲破压抑，本能冲动找到了替代物，可这是一个逊色不少、转移并受到禁止的替代物，已无法将其识别为一种满足。当替代性的冲动实现时，绝没有快感可言，反过来，它的实现却有某种强迫性质。
他举出最为著名的一个例案，即小汉斯案例。这个孩子在俄狄浦斯阶段时产生一种使他不能上街的恐惧感。他害怕马（当时街上到处是马），认为马会咬他。弗洛伊德认为，他不能够外出的原因，是因为“自我施加的一道限制，以避免激起焦虑的病症”。但害怕被马咬的恐惧从何而来呢？经过分析，他追踪到了小汉斯的俄狄浦斯欲望，即自己想干掉父亲的愿望及害怕父亲伤害他的相应结果。他未能找到一个健康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将其转移至马身上（有意义的是，他的父亲以前总是扮马让他骑），并将这种阉割恐惧转移成害怕被马咬。
简单地说，不能允许的一个愿望，如果被压抑下来，又以不当的方式加以处理，就会变成神经病症。这个病症对患者来说是沉重的，但其代价并没有它所释放出来的焦虑大：
广场恐惧症可能是患者在大街上受到焦虑袭击所造成的。这种情况在他每次行走在大街上可能反复发作。而后，他会进一步发展广场恐惧症的病症；这也可能被之描述为一种禁忌，一种自我功能的限制。通过这种限制，他就可以避开焦虑的袭击。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对病症的形成过程加以干扰，比如强迫疰，我们就能看到问题的转化。如果我们胆止一位病人，不让他完成自己的强迫洗潦仪式，他就会陷入无法忍受的焦虑之中，显然，他一直就是依靠这种症状来使自己得到保护的。
因此，压抑是针对所有引起焦虑的愿望、记忆或感受的基本防卫方法，也是心理结构的基石。它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一个孩子可能压抑了希望自己的弟妹死去的愿望而不自知。如果有人暗示出这一点，他就会做出嘲笑或愤怒的反应。（压制是不同的心理行为，是对一个不能得到许可的欲望的有意识控制，一个人可能希望自己避开这个欲望的实现，但这种做法无法去除焦虑。）
在俄狄浦斯冲突中，压抑可能导致神经症的发作，但通常它并不发作，因为精神找到了替代方式以处理受压抑的材料。它通过其他一系列防卫办法来实现这一点——在这里，一切又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并将不能接受的东西变成可以接受的东西。弗洛伊德说道，有“很多办法（或如我们所说的机制）可让自我发挥其防卫性作用”，他列举出一些例子，并建议读者察看其女儿安娜·弗洛伊德针对防卫机制所做出的更为详尽的处理办法。在他所列举的和安娜所讨论过的常见防卫性办法中，以下这些最为常见：
否认——这是相对原始的防卫办法，一个人只是简单地不接受或不承认容易产生焦虑的现实。一位不得不伺候行将过世的丈夫的女人，可能会告诉自己（尽管所有的证据都不是如此），他很快会恢复过来，或她也可能说，“我希望让他尽量多活一些日子”，可实际上，她在无意识里却希望这一切早点过去。一位吸烟的人可能相信，所有证明抽烟与肺癌有关的一些证据都可能是错误的，或者，他会想，自己的家族中还没有哪个人因肺癌而丧命。
合理化——这是更复杂的否认版本。一个人本来出于某种动机从事某事，却找到另一动机以说明它的公正性。一位小气的人可能会说，时势未定，我只不过是在节俭而已。一位柔弱的女人自信心很差，依赖性太强，无法独立生活，但却认为，之所以与辱没她的情人或丈夫生活在一起，是因为她爱他。
反应形成——这一步走得较远，通过夸大与展示，让所有人都看见与压抑下去的特征相反的另一特征。一个压抑同性恋愿望的人可能会以强壮的形式表现自己，或对同性恋者实施人身攻击等。本来可能纵欲的人可能会洗心革面，或成为性爱艺术和性爱文学的死敌。
转移——把压抑起来的感情导向某种可接受的替代物。一位对父亲过分依恋的女人可能选择一个与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男人做丈夫。一个掩藏对专权父亲的深刻仇恨的男人可能会成为长期的反叛者，一生与任何形式的专权者争斗不息。
理智化——通过研究一门关于某个不允许的欲望，某种痛苦失落的学科达到排遣焦虑的目的。一个压抑了施虐冲动的人可能会成为专事施虐狂或迫害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弗洛伊德的同代人哈弗洛克·埃利斯虽然大多数时候都禁欲，但却写出一大批有关正常及异常性行为的学术作品。
投射——常见的一种防卫机制，指一个人将自己不可接受的冲动转向该冲动的变向目标。否认种族仇恨的人相信，其他种族的人非常仇恨他们，或者把自己否认的某种冲动转移到别人身上去，如三K党的情况。三K党徒们认为黑人是邪恶的，在性行为上就像动物一样。
升华——防卫机制中最积极的一种。通过升华，超我和Iii我可以把本能的需要转变成某种有社会价值的活动。绘画是儿童时期希望糊屎或用手玩屎的冲动的升华；写作或表演是表现自我冲动的升华；外科是希望伤害别人的冲动的升华；而大多数运动项目（包括像国际象棋这类非运动型智力游戏）则是攻击冲动的可接受且富有乐趣的升华。
§§§第八节它科学吗？
自弗洛伊德开始发表其概念以来，他的心理学一直受到人们的激烈攻击。几十年来，人们从各个立场抨击他，最初是一些医生和心理学家，说它肮脏，变态。到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理论家们又说它腐朽堕落，绝对的小资。而在同一个年代，纳粹分子则宣称它是犹太的垃圾，并四处焚烧他的书籍。
这些攻击并没有使心理分析泯灭，但多年以来，另外一种人为攻击却一直在对其进行考验：一些心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宣称，心理分析不科学。他们的主要论据是，心理分析研究不能被实验所证明，心理分析师无法建立一种情形，使他可以在其中控制变量，检查其影响力，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因果联系。
然而，实验并不是科学探索的惟一方式，人们也可以通过观察进行推理。在一大堆资料中得出一个模式，科学家就可以假想其成因，然后通过查看更多的例子以检验这种假想。如果这些例子与推想相符，则这个假想将得以加强。否则，其推断力则减少。心理分析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方法之上。
但哲学家阿道夫·格伦堡（Adolf Grunbaum）认为，按照这种过程收集到的证据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一方面，披露某种模式的观察材料将会产生一个“共同的污染物”——分析者的影响。例如，分析师在提供某种行为片断的解释以后，病人可能会服从性地得出一个确认性的记忆（极有可能在事实上是杜撰的）。另一方面，当应用自由联想法来探索像神经症状、梦和行为失常等十分不同的领域时，资料之间的一致性可能是使用同一种方法对不同现象进行探索的结果，而不是所发现的结果间真正意义上的共鸣。
格伦堡认为，这不一定就得出结论说，心理分析是不可证明的。反之，它向我们指出，对这种理论的检验应该在治疗室以外进行。“似乎弗洛伊德的主要推断的有效性如果不是全部，也有大部分需要从设计良好的临床外研究中得出，不论是从流行病学的角度，还是从实验的角度。”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大家已做出许多努力以实现这个目标。一些人进行实验室实验，让志愿者感受刺激。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这些刺激应该产生某种特定的结果。另一些人则依据测试，对某些性格特征进行测量。他们认为，在这些特征中应该具有某种心理动力学的联系，他们完全可以在其中搜寻统计关系以支持这种假设。还有一些人采用发展的方法，观察并测量儿童在成长期间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以确定性格成长是按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还是需要另外的解释。
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积累了一大批诸如此类的研究结果。它们在方法论的可靠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差异，范围也大不相同，既评价总的理论，也评价具体的子项。这使我们很难衡量所积累下来的材料，但一部分学者仍然在奋力去做。
这些研究的其中一种观点是由心理学家赛穆尔·费希尔（Seymour-Fisher）和罗杰·P·格林堡（Roger P．Greenverg）提出的，他们认为应更多地注重结果，而非方法论的完善与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