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鲜活的生命，那是一种怎样的东西？我们人类就是属于生命的一种形态，而生命无疑是一种实体形态。生命实体是那些具有生命的实体，这是一个望文生义的语词和概念。物理学没有区分生命实体，而化学和生物学却开始区分生命实体，生命实体是一种独特的实体形态，它不同于无生命实体。但对于生命形态，包括人类社会在内，它的本质是什么？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知识体系，尤其是物理学与生物学等知识体系。在地球上，只有人类社会具有这样的认识现象，或者说具有独特思觉属性。这种认识让我们人类社会获得了其它任何实体都无法比拟的优越和潜能，尽管人类社会在宇宙之中，但已经获得的相对独立属性形态让人类社会具有了与宇宙平起平坐。天文学的知识体系揭示了我们人类已知的太空是没有其它人类生命形态的，尽管宇宙是无限的，但我们已经获得的认知断定生命形态需要非常苛刻的天文条件，而这些条件是极难聚合的。人类不能因无端的猜测而妄自菲薄，轻蔑生命的价值，如果说我们仍然无法推断人类是宇宙的唯一，但同样不能断定宇宙会有别的拥有思觉属性的生命形态。不管怎样，生命形态尚且难得，而人类更是宇宙中极其难有的实体形态。虽然我们依据实体形态的本质趋向推断实体的发展规律，尽管有着这种必然的趋向，但实体形态的变迁仍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迁具有时机的约束，一旦错过变迁的时机，那么就很难说它再有这个时机了。对于时机，我们把它理解得非常表象，在原始层面，它来源于形态变迁的极限关联，或者通俗地推断为偶然规律。有时，我们感到迷茫，我们断然肯定上帝只是一种人格化的虚拟，但完整的宇宙难道不具有某种人格化的属性，毕竟我们的整个生命实体都是宇宙的组成部分。包括我们人类，生命实体无疑在宇宙形态变迁中产生的，尽管包括上帝创世记与女娲造人等等故事都神话，但我们不得不说，生命形态是有起源的。从生命实体与无生命实体的关联中，我们获得了不可否认的推断，生命实体一旦离开无生命实体必然不复存在，而在追溯生命形态的本质，从细胞深入到基本粒子，还不用深入到基本粒子，只要到分子层面，支撑整个生命形态的属性都归于分子结构。因此，我们可以在充分的依据下推断生命形态起源于无生命实体的分子形态。水是生命的摇篮，无论从表象还是从原始层面，水对于生命形态都至关重要，而空气同样如此，因此在生物学领域产生了一种生命起源假说。生命形态的属性要复杂得多，大分子结构的组合具有数量惊人的不同形态，数学在这里的表述就显得匮乏不足了。以物理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得迷恋数学，尽管数学是一种有力的思辨逻辑，是我们表述世界的一种途径，但数学毕竟只是思辨逻辑的一种量值关系，具有极大的局限。我们不得不回归到思辨逻辑本身，来重构自然科学的逻辑体系，对于生命科学，思辨逻辑无疑是唯一的表述形式。迷恋数学，由于数学的量值的局限，往往在涉及到无限与极限的时候失去逻辑方向，很可能走到了它的反面，即违背了数学赖以成立的思辨逻辑，这是一种巨大的错误。
生物学犹如物理学一样是一门基础学科，它同样支撑着自然科学体系，并不亚于物理学。对于人类来说，生物学更近。
我不得不说，我对生物学了解得更少。在这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在古中国和中国古代也出现了伟大的医学家，他们对植物的药用效果有着惊人的研究，但在整个中国社会，人们对生命科学的研究乏善可呈，这不得不归结为传统文化的影响。以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对一个社会具有整体的引导作用，某个个体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逃逸出这种引导，但社会整体却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个社会出现了问题，宽泛地讲必然是文化出了问题。人和社会组织永远是社会的真正存在，它们是社会的实有构成，不管怎样的虚拟引导，它们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尽管这是很困难的。即使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社会也会出现辛德勒，他挽救了一千多名犹太人的生命，所以个人或者社会组织有着某种自己的选择。不要把一些个人的成功事例作为宣扬某种文化的支撑，因为这里包含了他们自己的努力，反过来，也不要把一些失败的人作为批判某种文化的依据，这里同样有着个人的选择，但如果这种文化不仅仅是引导，而是形成了一种社会压迫时，那么这种社会就要对个人的失败承担责任。另外，社会文化的引导来源于其价值体系，如果某些个人的成功其个人的价值体系保持与社会文化的价值体系在思辨逻辑上的一致，那么不可否认受到了社会文化的积极引导，但如果不是，就不要往某种社会文化上贴金了。
在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之前，生物学的发展是不成体系的，犹如牛顿力学之前的物理学；尽管有许多先辈们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的生物学知识，但这些知识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达尔文的进化论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命实体在思辨逻辑上统一了起来，尽管这个理论存在着很多不清楚的地方。进化论体系直接回答了生命形态的变迁关联，在方向上必然导向生命起源，进而否定了上帝创世假说，生命形态的变迁是自因的。达尔文本人非常清晰进化论与当时仍然强势的上帝创世假说之间的不可调和的逻辑矛盾，尽管此时的上帝创世假说已经支离破碎；在进化论传世后，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所幸没有发生布鲁诺被判火刑那样的社会惨剧。进化论没有数学表述方式，只以一种思辨逻辑的方式表述，尽管人们把进化论看作一个伟大的学说，但仍然没有牛顿力学那样使人信服。尽管逻辑学已经建立，但显然远没有数学那样发达。进化论揭示了生命实体的起源，把生命实体与无生命实体联系了起来，这是一种全新的生命观。生物学同样开展一些实验，但这些实验存在巨大的局限，远没有物理学实验那样广阔，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种生物技术水平，否则就可以验证生命的起源。但这种生物科技水平，我们很期待。
可以推测，当人类揭示了生命实体的所有密码，科技水平也达到了相应的高度，人类就可以掌握逃逸地球和创造生命居住环境的能力，这是一种具有人类发展使命的目标。可以肯定，生命实体具有宇宙形态变迁的一种使命，尽管宗教支离破碎，已经无法支撑一种人类独一无二的假说，也使得生命实体变得轻薄，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但宇宙在思辨逻辑上必然指向这种使命，否则人类将变得毫无意义。地球是一个有限的大质量实体，它的形态变迁必然有限，对于生命实体延续来说，地球形态的延续缺乏自主属性，而这是生命形态所具有的属性。人类可以通过延续的自主属性拓展其有限属性，使得有限实体形态的变迁以延续的方式达到一种永恒。但如果生命实体附着在地球上，或者附着在太阳系内，那么生命形态的延续就不可避免地受到附着实体的约束，也会因此失去永恒的可能。如果生命形态随着地球或太阳系的某种毁灭而毁灭，那么对于生命实体和宇宙来说，生命形态有何意义。这必然违背宇宙的形态发展规律，尽管生命形态不像基本粒子那样在个体上就已经达到一种不逝，但生命形态却可以以延续的方式达到不逝。对于人类来说，它同样可以以这种延续的方式在群实体层面达到永恒，但必须克服对地球和太阳系的依附，人类必须能够逃逸地球和太阳系以及创造生命形态的居住环境。当然如果人类因自身原因而毁灭，尽管这种可能性是微弱的，但依然存在这种可能性；另外，时机仍然存在，如果人类在地球或太阳系某种毁坏之前不能掌握可以逃逸地球和太阳系的能力，人类依然面临毁灭。这不是科幻故事，而是人类面临的对生命形态和宇宙的使命。用一句人类自身的语句，人类不能辜负生命形态和宇宙的重托和期望。如果人类做不到这些，还能期望其它的生命实体做到吗？
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人类社会最终会掌握创造生命的科技。这种科技冒着巨大的道德风险！人们会悄然地产生这样的认识，如果人类社会最终逃离地球家园和太阳系，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破坏地球？这是所有风险中的一个！答案是否定的。人类社会要永远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同时也要永远保持对科技的敬畏，犹如我们人类社会如今掌握的核武器技术，要保持足够的敬畏！
生命形态的实体具有明显的自因，似乎不需要我们论证，正是因为这种自因的属性，在远古的人类社会，人们在探索宇宙的本质时产生这样的疑问，用具体的无生命实体作为世界的本质，如何解释生命实体的现象。老聃在思索古中国的自然哲学时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五行学说必然陷入这样的困境。但生命形态的自因属性尽管显著，它仍然来源于无生命实体，所以归根结底，实体形态变迁的自因属性仍然需要解释，它来源于宇宙原始形态的时空场，时空场理论揭示了实体形态变迁的自因特征，即相对独立属性的必然趋向。生物进化论是生命实体变迁的规律，所谓进化必然具有一种明确的方向。达尔文在形成进化论后苦苦寻找进化的动因，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迪，把生物进化的动因归结为自然选择。诸多生物学家把自然选择理论作为进化论的核心，这是不妥的。
生物是进化的，这是确切无疑的；但这种进化的动因是什么？对此，迄今仍然没有定论。达尔文把变异看作无方向的，变异的动因是生存条件的改变，自然选择具有方向性，是自然选择产生了新物种，这是错误的。生物学家用大量的生物形态的变迁故事来论证达尔文的这种观点，达尔文自己也举出例证，比如其中一例，有一个北大西洋马德拉岛上的昆虫，岛上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翅膀退化不能飞的昆虫，另一种是翅膀特别发达的昆虫。达尔文解释到那是由于岛上经常刮大风导致的，由于生存斗争，自然选择了这两种昆虫，处于中间的，翅膀不够发达的都被大风刮到海里淹死了。这种表象的解释很符合真实，确实是大风导致了这样的现象，但真的是自然选择能够完成的吗？
我们就以此为例来思辨分析，在马德拉岛上刮大风之前，昆虫是多样的，昆虫翅膀的发展序列与内陆的处于一样的情况，现在岛上刮了一次大风，一部分昆虫被刮到海里淹死了，最易刮到海里的是那些翅膀不够发达但能飞的昆虫，那些翅膀发达的和爬在地上的昆虫活了下来。一次大风是这样，数次大风不还是这样吗。唯一不同的是那些翅膀不够发达的昆虫灭绝了，何来自然选择的方向呢？自然选择又如何产生新物种呢？自然选择是没有方向的，我想那些反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家可能也是持同样的观点，自然选择只是约束了生物变迁的独立属性，不能构成生物进化的内在动因，否则就无法解释物种灭绝的现象。自然选择理论一方面解释自然选择的方向性，适者生存，另一方面又解释生物种类灭绝是因为违背了自然选择的方向，然而这在思辨逻辑上是矛盾的。如果生物依据自然选择的方向变异，这样的生物当然具有这样的属性，那么生物种类就不可能灭绝。而在真实中，却有生物种类灭绝了。自然环境有突变的现象，这是否就挽救了自然选择理论呢？突变只是加入了极限原理，并不能改变自然选择理论在方向上的错误。所谓灾变论不就是这样的吗，灾变论无法解释生命形态的连续属性，更为本质的是，无论自然选择理论还是灾变论，它们都无法揭示生命形态变迁内在的动因。所谓的间断平衡进化理论与渐变论一样都无法揭示生物进化的内在动因，或者说自因属性。灾变论的漏洞是明显的，灾变只能解释生物种类的灭绝，犹如马德拉岛上的大风，但并不能解释生物进化现象，与自然选择理论产生新物种一样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外在环境的变化是不能直接导致生物变异的，它只是约束了变异的结果，而不是生物变异的原因。这里存在着逻辑关系的倒置。生物变异只能来自于生物本身。
变异与遗传是生物进化的唯一原因，自然选择只是约束了生物进化的独立性，但并不能成为生物进化的内在动因，更不能产生新物种。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理论给我们勾画出一幅残酷的生物进化图，仿佛进化必然是残酷的，这是巨大的错误。穷则思变，变则通；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有某种道理，但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因为人类形态变迁的内在动因不是穷，而是追求幸福。如果穷是变迁的根本原因，那么富人岂不再也不愿变了，这是不符合真实的。
达尔文的巨大成就在于确立了生物进化的观念，正如他本人感叹的壮观的生命观。进化论把生物种群统一起来，并必然指向生物的起源，这种观念是符合真实的，具有巨大的价值，也使得达尔文的成就不亚于牛顿。然而至于生物进化的动因，以及进化的方向超越了达尔文的时代。
达尔文和早期的进化论者已经发现了生物是变异和遗传的，他们用大量鲜活的例证给我们描述了生物物种的变异与遗传，但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在他们的心中，为什么有大量的物种灭绝了呢？除去一些巨大的自然灾难，仍有一些物种在相互竞争上灭绝的，这如何解释呢？生物的繁衍存在着巨大的趋向矛盾，这种趋向矛盾正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描述的那样惨烈，真实是这样吗？达尔文用变异与遗传的无方向性与自然选择的方向来解释这些疑问，然而这种理论却不能自圆其说，必然陷入逻辑困境。如果生物的变异与遗传没有趋向属性，那么自然选择的方向何来？如果说生物的变异与遗传是随机属性，然后用自然选择的所谓方向去保证生物进化的趋向属性，这明显是一种逻辑关系的倒置，如果那样的话，谁来保证生物的变异与遗传不产生怪物，而且这样的怪物将是大量存在的。如果肯定变异与遗传具有适应环境的趋向，那么就已经承认了变异与遗传具有趋向属性。从实体关联的层面来理解变异与遗传的趋向，我们很容易理解，尽管生命实体具有优越的自主属性，这种自主属性来源于自因属性，但生命实体依然在宇宙的关联之中，它的变迁除了遵循实体形态本质的趋向之外，当然会受到外界的约束，实体的独立属性永远是相对的。不同于无生命实体，生命实体一方面拥有优越的自主属性，可另一方面却是生命形态的脆弱，拥有鲜活的寿命，当外界的压力超过生命实体的承载极限，生命实体就会死去。尽管无生命实体同样会遇到类似的现象，但它们没有生命，所以碎了、质变了都不会死去。
生命实体由于大分子结构而具有数量惊人的变迁趋向，但不管怎样，这些变迁趋向不能违背实体形态变迁的本质趋向。我们可以用方向面来表述进化的方向，进化论是一种规律，而不是生命形态的属性。生命实体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与无生命实体之间的关联都是实有的，甭管人类社会创造的怎样理论以及怎么去理解这些，它们都会遵循自身变迁的本质趋向。因此，要想真正理解这些，人类社会必须创造出符合真实的理论体系。进化论无疑在对生命形态的理解上是一个里程碑，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必须遵循形态观念，依据实体形态变迁本质趋向的逻辑基础，从而确立生命形态的自主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