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第十八天头上，爷爷实在受不了了。不错，到这儿就是来修水库的。爷爷想，可是，这白天没头没脸地在烂泥巴里挖泥、抛泥、挑泥、夯堤，放工回来身子骨早散了架，为啥每夜还要检讨会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地开呢？
这天晚上，检讨会又开了三个多小时。回到小窝棚，爷爷浑身冰凉，他想弄点热水泡泡脚，就去拎墙角火炉上的水壶，却发现火炉早已熄了火。爷爷气不打一处来，愤愤地说：“哼！开会！开会！鸟会！谁有问题，拉出去，毙了得了……”爷爷的话还没说完，就像木偶一样立在那儿不动了，脸色也变得煞白。窝棚里的另一个人更是大惊，瞪大眼看着爷爷。然后一声不吭，衣服也不脱，一头钻进被窝里。
爷爷的心“怦怦”跳得厉害，他知道自己刚才那句话的性质和后果——可以杀头！爷爷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那人能放过他，不把他的话报告给大队长（大队长对思想和路线问题从来都抓得最严厉，何况爷爷还是曾经的地主）。可是，可是那人能放过自己吗？按理说爷爷是不必担心的，因为那人不是外人，而是爷爷的儿子——我父亲。然而，这几年来爷爷亲眼所见的那么多真真切切的事，哪一件哪一桩都让他放不下心。
爷爷再也承受不起批斗了，他宁愿永远、永世做牛做马，只要不批斗他。爷爷害怕极了，生起一堆柴火，把我父亲湿透的鞋子拿到火上烘烤，他想以此打动他的儿子，放过自己。鞋子烘干了，爷爷却矛盾了：他想，一旦儿子真的放过自己，但隔墙有耳，往后要是被别人揭出来，那儿子可就犯了包庇罪——包庇罪同样是可以死的。这样想了，爷爷就不希望我父亲不报告大队长了，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把老骨头而毁了才三十岁的儿子。爷爷于是把刚烘干的鞋子又泼上了水。
第二天，阴沉了多日的天，终于飘起了鹅毛大雪。爷爷虽然一夜没合眼，可到水库上挑起泥土来却是从未有过的卖力。爷爷一担又一担地挑，虽然每挑过一担就累得差不多呼不上气来，但爷爷却一担比一担挑得多，一担比一担跑得快。爷爷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心里的恐惧感。但恐惧感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因为我父亲总是远离着他，躲着他，看也不看他，甚至有几次爷爷挑着泥巴经过我父亲身旁时故意摔倒，但我父亲也像没看见，低着头迅速跑开。
晚上，爷爷病倒了（毕竟是六十二岁的人了）。躺在床上，爷爷的身子高烧得滚烫，嗓子也像冒着烟。爷爷想让我父亲到别的窝棚里倒碗开水来。可我父亲分明是一只早已吓破了胆的小兔儿，蜷缩在床角，一动不动，仿佛身旁正遭受病痛折磨的人与他根本没有关系。
第三天，爷爷拖着高烧的身子又在雪地里拼搏了一天。夜间十点半，开完了检讨会，爷爷跌跌撞撞地回到小窝棚，左等右等不见我父亲回来，爷爷知道我父亲是不会回来了——今晚检讨会现场的气氛就告诉了他这一点。爷爷能理解我父亲——像爷爷这样的“阶级敌人”，谁还敢不与他划清界限呢？
爷爷刚爬上床，就听门“吱”一声开了。爷爷一看，是大队长，身后还跟着我父亲。爷爷触电一般站起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大队长——灾祸终究是躲不掉的。
大队长铁青着脸，看着僵立的爷爷，摇摇头，压低声音对我父亲说：“记住，你前天晚上啥也没听到，你刚才啥也没对我说。”大队长叹口气，走到我爷爷身边，掀起爷爷的被子，示意爷爷快睡下，“挺住啊，老伙计。”就转身快速向门外走去。
突然，我父亲一个箭步上前，一把抓住大队长的衣襟，“扑通”一声，直直地跪在大队长脚下，张开嘴，刚要哭出声，大队长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巴。
爷爷也终于明白了过来，他也要给大队长下跪，可他忘记了自己是站在床上。“啪”，爷爷一头栽到地上，膝盖骨跌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