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可以看出，苏轼无论政论、史论、杂说，还是游记、书信、碑传、随笔，都写得确如“行云流水”，平易自然，明晰轻快，挥洒自如。他在《自评文》（卷六六）中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所谓“如万斛泉源”，是说他的文章都是在“不能不为”的时候写的，心中有很多话不吐不快，所以一下笔就文如泉涌；所谓“不择地而出”，是说他的文章都是“信笔抒意”，千变万化，姿态横生，没有固定格式；所谓“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是说他有些文章气势磅礴，思路开阔，纵横恣肆，大有一泻千里之势；所谓“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是说他的另一些文章观察缜密，文笔细腻，状景摹物，无不皆肖；所谓“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是说他的文章自然流畅，有意而言，意尽言止，毫无斧凿痕迹。要论苏轼散文的特点，恐怕没有比他自己的这一归纳更准确的了。
五、“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
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卷六七）中写道：
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
这段话颇能代表苏轼的诗歌见解。诗贵韵味，要有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苏轼很欣赏钟繇、王羲之的书法：“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他认为诗也应该这样，梅的味道只是酸，盐的味道只是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他正是根据这一观点来衡量两汉至隋唐的诗人的。他称颂传说的李陵、苏武诗的“天成”，曹植、刘桢诗的“自得”，陶渊明、谢灵运的“超然”，韦应物、柳宗元的“简古”、“淡泊”，司空图的“高雅”。他特别推崇李白和杜甫，认为他们一出，“古今诗人尽废”。李杜二人中，他更推崇杜甫，他在《王定国诗集叙》（卷一〇）中说：
“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到了晚年，他又特别喜欢陶潜的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卷二二）云：“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苏轼的诗歌创作正是他的论诗见解的体现。他的诗既具有杜甫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具有李白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风格，他的某些诗还具有陶潜诗的“质（质朴）而实绮（绮丽），癯（清瘦）而实腴（丰腴）”，清新淡雅，托意高远的特征。
东坡诗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在他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对穷奢极欲的统治者的不满，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其《许州西湖》（卷二）揭露了在“许州七不登”即连年歉收的情况下，当地官吏竟大量动用民力，为“春游”开浚许州西湖。《李氏园》（卷三）揭露了官僚贵族兼并土地的罪行，他们为了建筑“美园圃”，不惜“夺民田”，“破千家”。《荔枝叹》（卷三九）揭露了历代官僚（包括本朝）为了赢得“宫中美人一破颜”，不惜造成“惊尘溅血流千载”。苏轼那些主张抗击辽和西夏的诗篇，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其《和子由苦寒见寄》（卷五）表示要“与虏试周旋”；《祭常山回小猎》（卷一三）表示愿意效命疆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甚至在贬官黄州期间，在政治上极不得意之时，其《谢陈季常惠一揞巾》（卷二一）也没有忘记“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
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说：“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苏轼确实像李白一样，是一位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他的不少诗篇有着磅礴的气势，如《游径山》（卷七）的“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八月十五日看潮》（卷一○）的“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他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子由中秋见月》（卷一七）云：“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他看见天上的明月，就觉得似乎是谁用银河之水为老天爷洗亮了眼睛，《游金山寺》（卷七）云：“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玩。”看见金山寺下白天、黄昏、月夜和月落后的不同的瑰丽景色，觉得江神都似乎在责怪自己不归隐山林。在苏轼的笔下，万物好像都具有人的感情和行为，如海棠会睡，《海棠》（卷二二）云：“东风嫋嫋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牡丹怕羞，《吉祥寺赏牡丹》（卷七）：“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李白诗还有清新明净、华美自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特征，苏轼作诗也追求清新和自然，《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卷二九）云：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僧惠勤初罢僧职》（卷一二）云：“新诗如洗出，不受外垢蒙。”苏轼的写景咏物诗尤其清新自然，如《惠崇春江晓景》（卷二六）：“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桃花初放，江水渐暖，蒌蒿满地，芦芽破土，群鸭戏水，河豚随潮水涌入春江，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色。
所谓苏轼“晚喜陶渊明”，主要是指苏轼晚年贬官岭南期间特别喜好陶诗。但是，苏轼喜好陶诗并非自贬官岭南开始。他从步入诗坛开始就有不少清新淡远之作，风格酷似陶潜、王维。
如《次韵子由岐下诗》（卷三）、《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首》（卷五），纪昀评后一首云：“首首寓慨而不露怒张，句句涉理而不入迂腐，音节意境皆逼真古人，亦无刻画之迹。”所谓“逼真古人”，汪师韩点破了，此数诗格调具有“柴桑（陶潜）淡远”的特点。苏轼有意追求平淡是从黄州开始的，有意学习陶诗风格更在晚年。贬官黄州的苏轼把自己躬耕的东坡比作陶潜游过的斜川，并把陶潜的《归去来辞》隐括入诗词中。苏轼写作和陶诗也不是从贬官岭南开始的，在任扬州知州时就曾和陶潜《饮酒》（卷三五）诗二十首。但苏轼大量写作和陶诗是在贬官岭南期间，他在给苏辙的信中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陶俨，渊明子）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后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从苏轼这段话可看出，苏轼之所以大量写作和陶诗，除了因为陶潜诗确实写得好以外，还与他在政治上的失意是分不开的。
他有感于陶潜的“为人”，有感于陶潜“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深悔自己不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所以，“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苏轼说他的和陶诗“不甚愧渊明”，也是合乎实际的。如《和移居》（卷四○）云：“昔我初来时，水东有幽宅。晨与乌鹊朝，暮与牛羊夕。”从早到晚都与乌鹊牛羊共同居处，“幽宅”之幽也就可想而知了。可惜后来迁到了合江楼，即惠州东门楼：
“谁令迁近市，日有造请役。歌呼杂闾巷，鼓角鸣枕席。”拜往迎来，喧嚣嘈杂，厌烦之情，跃然纸上。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七说：“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杜甫）夔州以后诗，精深华妙，正所谓“老而严”者也。子由云：“东坡谪居儋耳，独善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鲁直（黄庭坚）亦云：“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观二公之言如此，则余非过论矣。”诗穷而后工，苏轼贬官黄州特别是贬官岭南以后，他的诗确实写得更好了。
六、“一洗香罗绮泽之态”
清人刘熙载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这话是颇有道理的。词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走了一个“之”字路，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词在中唐初兴的时候，因为来自民间，虽然形式短小，还不成熟，但内容还比较广泛，格调也较清新，这时的词并非专写儿女情长。词言情，词为艳科，是在晚唐，特别是五代，词的内容越来越狭窄，语言越来越华艳，被称为婉约词。一时间，它似乎倒成了词的正宗。宋初的词基本上承袭了晚唐五代词风，直至苏轼以前没有根本转变。
但苏轼以前的词人也为苏轼创立豪放词创造了条件。一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使词这种形式日趋成熟，他们陆续创造了很多成功的词调，使苏轼能够运用自如。二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词的题材、内容也做了一些开拓工作，如李煜以词抒写亡国的悲痛，范仲淹以词抒写苍凉悲壮的边塞生活。特别是柳永以词抒写个人的怀才不遇（如《鹤冲天》）、羁旅离情（如《雨霖铃》）和城市繁华（如《望海潮》），无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好像把婉约词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物极必反，苏轼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创立了词风迥然不同的豪放词，把似乎“不可复加”的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词远远地抛到了后面。正如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卷一九）所：“柳耆卿（永）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苏轼是自觉地要在柳词之外别树一帜，他在《与鲜于子骏书》（卷五三）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封信写于熙宁八年密州任上，信中所说“作得一阕”即指着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是一首典型的豪放词，是苏轼本人豪放词风形成的重要标志。李清照的《词论》，强调词“别是一家”，词要写得与诗不同；苏轼强调他的词“自是一家”，写得与北宋前期把婉约词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柳永不同。这“自是一家”显然就是他在《答陈季常书》（卷五四）中所说的豪放一家。柳七郎的词是写给酒筵上的歌女唱的，苏轼的词却是供“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苏轼在黄州作《哨遍》（第３８８页），也“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并感到“不亦乐乎”。这就难怪幕士说他的词“须关西大汉”演唱，人以为讥，他却“为之绝倒”。过去的词多以婉丽为美，他却以自己的词“颇壮观”自豪。这封信无可置疑地证明苏轼创作豪放词并非偶尔心血来潮，而是相当自觉的。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作《满庭芳》词，中有“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等语。秦观自会稽入京见苏轼，苏轼对秦观表示不满说：“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观回答道：“某虽不学，亦不如是。”苏轼反问道：“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由此可见，苏轼不愿其门人写柳永式的艳词。苏、秦论词的故事，即使是后人杜撰，但其观点至少与这封并非杜撰的书信是一致的。
豪放词与婉约词有什么不同？苏轼有件轶事颇能说明这个问题。苏轼曾问一位善歌的幕士：“我词何如柳七（柳永）？”
幕士回答说：“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曾慥《高斋诗话》，宋诗话辑佚本。
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苏轼听后，笑得前仰后翻。这位“善歌”的幕士，用非常形象的语言，道出了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词和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词的不同的特点，婉约词香而软，豪放词粗而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