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引古人的话说：“以地奉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这些话名为讲史，实际上完全针对宋王朝的屈辱政策。特别是文章的最后一句：“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这无异于指责朝廷连六国都不如。如果说《六国论》主要还是在借古讽今，那么，《审敌》一文则是直接反对贿赂辽和西夏：“北胡骄恣，为日久矣，岁邀金缯以数十万计。曩者幸吾有西羌之变，出不逊之语，以撼中国，天子不忍使边民重困于锋镝，是以虏日益骄，而贿日益增。迨今凡数十百万，而犹慊然未满欲，视中国如外府，然其势又将不止数十百万也。夫贿益多，则赋敛不得不重；赋敛重，则民不得不残。故虽名为息民，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也；名为外忧，而其实忧在内也。”为了取得对辽和西夏的战争的胜利，苏洵主张要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并深入研究了战略战术问题。
苏洵是力主“有为而作”的文论家，苏洵的文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与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是合拍的，他是北宋古文革新的有力推动者。苏洵没有专门的文论着述，他的文论散见于他的文章和书信中。把他这些散见的观点集中起来，仍是相当系统、相当深刻的。他反对时文，其《与梅圣俞书》（卷一三）表示不肯“区区符合有司之尺度”。他深入研究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其《上田枢密书》、《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卷一二）历评了先秦的《诗经》、《离骚》、《孙子兵法》、《吴子》、《孟子》，两汉的贾谊、董仲舒、晁错、司马迁、班固，唐代韩愈、陆贽、李翱以及本朝欧阳修的文章，归纳准确，评价公允，可见他用功之深。他在评价古代和当代的文人时，几乎完全不受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观点的约束，全是就文论文，着重比较各家风格和艺术特色，很少有北宋道学家论文的迂腐气。他在《太玄论上》（卷七）中，强调要“得乎吾心而言”，反对因袭前人。强调文章内容要符合客观实际，其《议修礼书状》反对“掩恶讳过”（卷一五），《与扬推节书》（卷一三）反对以“虚浮不实之事”美化死者。主张文贵自然，其《仲兄字文甫说》（卷一五）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文贵自然的思想。他以风水相激而自然成文作喻说：“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相期而相遭，而文生焉。……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他还以这样的思想教育苏轼兄弟。苏轼在《南行前集叙》（卷一○）中说：“夫昔之为文者，非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花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
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风水相激而成文，山川之云，草木之花实，都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非有意为之，故具有自然美。文章也是这样，为文而文是不会有好文章的，要不能不为之文，不能自已之作，才是好文章。“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这是三苏父子共同遵守的重要的写作原则。
苏洵是“博辩宏伟”的散文家，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盛赞苏洵的欧阳修认为他具有荀子的文风，苏洵的文章“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目为孙卿子”；曾巩《苏明允哀词》（卷四二）说他的文章“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卷三九）说他的文章“如大云之出于山，忽布无方，倏散无余，如大川之滔滔，东至于海源”；对苏洵“独不嘉之”并“屡诋于众”的王安石则说：“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
苏洵也公开承认自己对纵横家的爱好。战国纵横家朝秦暮楚，没有自己的固定主张，苏洵是不赞成的；但他很欣赏他们善于根据人主的好恶，因势利导的雄辩之术。其《谏论上》（卷九）说：“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后世也几乎公认苏洵散文深受战国诸子，特别是纵横家的影响。战国散文，包括纵横家的说辞，往往感情充沛，气势磅礴，纵横恣肆，酣畅淋漓，滔滔不绝，笔带锋芒，妙喻连篇，形象生动，富有鼓动性，具有雄辩的说服力。苏洵的文章也具有这种特点。
他的《项籍论》（卷三）劈头就写道：“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曹操有取天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刘备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终其身而无成焉。”此文的中心是要论证“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但却以曹操、刘备作衬托，一开头就造成强大的声势。接着根据“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胜有所不就，败有所不避”的作战原则，指出项羽不乘胜直捣咸阳为失策，“而区区与秦将（章邯）争一旦之命”，使刘邦先入关中，这就决定了“天下之势在汉不在楚，百战百胜尚何益哉”。以上是讲项羽直捣咸阳的必要性，有无这种可能性呢？项羽“必能入秦”吗？苏洵又从章邯轻敌，亡秦守关不如刘邦守关，刘邦攻关不如项羽攻关等三个方面作了肯定的回答。
“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赵何？”苏洵以虎方捕鹿，罴搏虎子，虎必回救的比喻和围魏救赵的战例，证明直捣咸阳，必能解赵之围。文章通过层层深入分析，已经充分证明没有直捣咸阳之失策，文章至此本可结束，但苏洵突然妙笔生花，提出“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的问题，从侧面再次证明项羽没有直捣咸阳之失策。作者一面提出问题，一面分析问题，文中大量使用排比句，造成磅礴的雄辩气势，读之令人折服。苏洵的多数文章都具有这一特点，如他的《六经论》，尽管正统文人不赞成其观点，说它是“不根之谈”；但也不得不承认它“行文雄放，有俯仰一世之概”，“出入起伏，纵横如志，甚雄而畅”，“风驰雨骤，极挥斥之致”（《古文辞类纂》卷三）。
苏洵的文章还以委婉曲折见长，《与欧阳内翰第一书》、《送石昌言使北引》、《上张侍郎（方平）第二书》都足以说明这点。
《送石昌言使北引》（卷一五）是一篇仅四百来字的短文，文章的前一部分写他同石昌言的关系：苏洵儿时为戏，昌言以枣栗给他吃，两家相近，加之又是亲戚，故“甚狎”；后苏洵读书，未成而废，昌言闻之，“甚恨”；十余年后，苏洵“摧折复学”，昌言又“甚喜”。甚狎、甚恨、甚喜六字，不仅使得文章脉络清楚，而且使得文章波澜起伏，曲折多姿。文章后一部分才写送石昌言使北，苏洵先发感慨：“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接着写往年出使的人，一见敌方炫耀武力，往往“震惧而失辞，以为夷狄笑”。接着写敌人不足惧，因为词卑者攻，词强者退，敌方如此耀武扬威，“吾知其无能为也”。最后引孟子“说大人而藐之”（对大人物说话应藐视他），以“况于夷狄”四字作结，表面看，苏洵似乎没有一句直接规讽石昌言的话，但实际上作者希望石昌言不要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要敢于折冲口舌之间，敢于藐视敌人，以夺取外交上的胜利。行文婉转曲折，意在言外，言者并未伤人，闻者足为鉴戒。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卷一二）称赞孟子“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苏洵这篇文章就具有这种特点。
苏洵文往往妙喻连篇，形象生动，其《谏论》（卷九）下篇，为了说明需要“立赏以劝之”，“制刑以威之”来“使臣必谏”，作了如下的比喻：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
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
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与千全，不然则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
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
然则，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
前两条用以比喻赏（一是精神方面的嘉奖，一是物质方面的奖赏）对“使人必谏”的作用；后一条用以比喻罚（虎要吃人）对“使人必谏”的作用。这种生动的比喻比说一大堆空道理有说服力得多。类似的比喻在苏洵散文中比比皆是。如《易论》（卷六）以“酒有鸩，肉有堇（均有剧毒），然后人不敢饮食；药可以生死（医活将死的人），然后人不以苦口为讳”来比喻礼虽烦但可使人与人免于残杀，以“若水之走下”来比喻“民之苦劳而乐逸”。《书论》（同上）以“欲移江河而行之山”来比喻风俗之不可复反；《六国论》（卷三）以“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来比喻不可赂秦，等等。
苏洵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练，而内涵丰富，能给人以回味的余地。苏洵用貂裘从一溪叟那里换来木山三峰，置于堂前，并写了《木假山记》（卷一五）。这是一篇借物寓慨之作，抒发了他郁郁不得志而又不愿与世浮沉、力图自立的感情。他说，树木经历了种种不幸遭遇，或夭殇，或砍伐，或漂没，或破折，或腐烂，在“激射啮食之余”，作为木假山而留于人间，很不容易。人生经历了无数的升降浮沉，得留名青史，就更不容易了。很显然，这里也包含了他求仕不遂的隐痛，是苏洵对自己的写照。他虽经过多年刻苦努力，但如果没有欧阳修等人的荐拔，也很难名闻于朝廷。木假山能不能为“好事者取去”而供于堂上，一个人能不能出头而名留青史，确实有很多偶然因素。“不为好事者所见而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胜数！”苏洵这些话是充满感慨的。文章后一部分讲到他家所蓄的木假山三峰：“中峰魁岸踞肆，意气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庄栗刻削，凛乎不可犯，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无阿附意。”有人说苏洵在以中峰喻己，而以二峰喻其二子。这未必符合苏洵的原意。看来苏洵主要在以三峰的峭拔象征一种巍然自立而不与世浮沉（所谓“无阿附意”）的精神，即“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坚持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的精神。欧阳修喜欢荐拔人才，当然是苏洵得以名震京师的重要原因。但首先也要苏洵确实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欧阳修才可能推荐他，苏洵的名震京师并非偶然。苏洵说，木假山三峰得以置于他家堂上，“其理似不偶然也”。可见，苏洵虽然对沦落者“何可胜数”深有感慨，但他却并不屈从于命运。苏轼兄弟在后来的政治斗争风浪中屡遭打击，也始终“无阿附意”，继承了苏洵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木假山三峰的峭拔挺立，意气端重，正是苏洵父子三人的写照。
苏洵的《名二子说》（卷一五）也是语言凝练而内涵丰富的代表作：“轮、辐（车轮上凑集于中心毂上的直木）、盖、轸（车箱底部四面的横木），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吾未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
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轼是用作车上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因此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轼一生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确实“不外饰”，结果屡遭贬斥，差点被杀头。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因此说处于“祸福之间”。苏辙一生冲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在当时激烈的党争中虽遭贬斥而终能脱祸，悠闲地度过了晚年。这篇仅八十余字的短文，说明了苏轼兄弟命名轼、辙的原因，表现了苏轼兄弟的不同性格以及苏洵对二子的担心和希望。这篇短文确实言简意赅，在极其精练的文字中，含有丰富的思想内容。
在《嘉佑集》中，既有相互联贯的成组论文，如《权书》、《衡论》均多达十篇；又有洋洋洒洒、长达四五千言的大块文章，如《上皇帝书》。曾巩《苏明允哀词》（卷四二）说，苏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着，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这可算是对苏洵散文的定评。
苏洵是“精深有味，语不徒发”的诗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说：“（韩琦）席间赋诗，明允有“佳节屡从愁里过，壮心时傍醉中来”之句，其意气尤不少衰。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如《读易》诗（应为《送蜀僧去尘》）云：“谁为善相应嫌瘦，后有知音可废弹。”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这段话颇重要，指出了苏洵诗的特点：在数量上，“明允诗不多见”，今存多数版本的苏洵集存诗仅二十七首；加上宋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多出的二十首及其他一些佚诗，共存诗五十首；从内容上看，“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从风格上看，“婉而不迫，哀而不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