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北京大望京村开始从地图上消失。和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的“强拆”、“暴拆”、“血拆”大相径庭的是，这个村庄的村民没有一个上访、闹事，拆迁过程中也未发生任何暴力事件。村民们一次性拿到了上百万至数百万的补偿款，一般的家庭除了几套安置房，至少还有上百万元现金，而多的达七八百万甚至上千万。拆迁让大望京村全村跑步进入百万元户级别，以致在40多天里村庄就被拆迁完毕。这件事得到了领导和相关部门的积极评价，甚至有人称之为“大望京模式”。
但其实“大望京模式”并没有多少特殊之处，其根本着眼点就是政府的征地和拆迁出价较充分地考虑了市场因素，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而在北京通州新城的建设拆迁中，同样因为给出了市场化补偿而出现半数居民首日签约、万余拆迁户排队100多个小时等候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场景。
但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它的特殊性，就是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红利”可以支撑较高的土地和房屋增值溢价，加之这些大都市在连年的土地财政中已经积累了较强的财政实力，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较高的拆迁和征地补偿。而这种补偿价，甚至可以超出百姓的预期，使很多人“一夜暴富”，轻松过上名车豪宅的富裕生活。
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所有的城市都逃脱不了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城市越大，对外吸引力越大，土地和房屋增值的空间也越大。这就跟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自身的质量（重量）越大，对外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如果小城镇也学大城市大肆征地和搞土地储备，一定会两败俱伤，因为没有足够的外来人口支付高额地价增值的溢价成本，不像大城市一样始终有潮水一般的外来人口支撑这个成本，为城市化买单。比如，内蒙古鄂尔多斯和清水河县花费几十亿元巨额，打造出的却是无人居住的“鬼城”、“烂尾城”。
当代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贫富差距主要缘于以下几方面原因：国民收入过度向政府倾斜；行政垄断企业8%的职工长期拿着占全国比例55%～60%的工资；市场化程度不足，行政管制过多导致权力寻租；社会保障过度向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倾斜；对农副产品价格管制过严；农民土地和宅基地产权不明，资本化程度不足，等等。诚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所言：“现在面临的收入流失，既不是资本回报，也不是劳动回报、人力资本回报，而是权力的回报。是制度漏洞造成的结果，它对社会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正常市场条件下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危害。”
2010年5月24日《人民日报》曾刊登一篇文章：《户籍出身和行业垄断拉大收入差距》，文章用极其生动的事例写道：
赵刚在一家国有金融控股集团任部门经理，税后年薪80多万元，加上房补、车补、书费、健身费、休假补贴、补充养老保险及各种临时性的“福利”，实际年收入在百万元以上。
赵刚的高中好友小灿在中部一个地级市的加工企业上班，企业效益好，他年工资总额4万多元，在当地属高收入。“收入的1/3还房贷，1/3供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国家说扩大消费，可靠这点儿工资收入，不顶事儿！”他说生活压力很大。
赵刚的小学同学王培仍在老家务农，天暖种地、养鱼，天冷去铁路打零工，一年到头累得要命，纯收入只有2万多元，还不抵赵刚工作一星期。
三个人收入悬殊的现状，正是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真实写照。
但是，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城乡差别、行业差别等之后，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国开始进入更为迅猛的地域差别时代，一些城市在迅速崛起，一些城市和乡村在相继衰退。谁能够先行一步，在迅速崛起的宜居城市站稳脚跟购房置业，谁的财富就将迅速升值；反之亦然。由此，中国迅速进入观念决胜财富的时代。因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们要的不仅是房子，而是在大城市中的房子，于是人们发了财就会带着钱进城，人口带着不断贬值的货币一齐扎向城市，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就像百川归入大海，源源不断的财富被城市的固定资产——房地产所吸收，于是大城市房价大涨！于是新的两极分化开始了。
比如说，如果两家人在5年前的经济状况相似，都能按揭贷款买房子，一家人买了，一家人没有买，5年后房子升值一倍，结果是出现了两极分化：一家人可以卖掉房子再按揭贷款买两栋房子，另一家人却在“蜗居”甚至是“寄居”在租来的房子里。这公平吗？不公平！合理吗？合理！在这合理而不公平的现实面前，还在“蜗居”的这一家人应该抱怨另一家人剥削了他们吗？不，一房变两房的那家人，其财富增值并不是来自于剥削，而是来自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和货币的加入，这个加入过程，新进来的外来人口是自愿自觉地认同游戏规则，因为这个城市会带给他们更多的机会。而另一家仍然蜗居的人，只能怪自己的观念落后或者是害怕风险。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先生说：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小富进城，大富进京”，冥冥之中是在追逐城市经济中的新财富。农业社会人们依赖土地，所以富人追求良田千顷；工业社会人们依赖劳动，所以人们崇尚天道酬勤；现代社会是都市文明，发达国家的标准之一就是城市人口比例接近或超过2/3，而城市恰恰是土地和劳动相对较少的地方。这就告诉我们，过去在理论上被假设所排除的流动性溢价，已经逐渐上升为现代社会的主流财富，所以伴随着财富的增长，收入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们还能通过分配制度来化解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吗？答案是：不能。
我的实践经验和思考结论是：在中外历史上都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中，观念决定财富，智慧决定财富。准确判断社会发展趋势，并且顺势而为，勇于承担风险，则想不富都难。相反，畏首畏尾，鼠目寸光，则只有被时代“淘汰”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