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底抽薪的办法自然是修改法律，打破土地垄断，让农村集体土地在个人所有化的前提下与城市国有土地实现同地同权，可以自由按揭、抵押、买卖。
我坚定并且乐观地相信，城市化是城乡融合和中国财富的千年机遇（未来财富的四大引擎：城市化，互联网，土地和农房产权化资本化，现代金融体系——高密度城市化救中国；互联网改变国人价值观和方法论，而且开创全新的商业模式；土地和农房产权化资本化使人人都是百万富翁（含农民）不是梦）；美国式按揭消费模式必将引领世界潮流和经济繁荣。中国人讲“量入为出”，今天和未来的按揭消费与“量入为出”并不矛盾，差别只是把明天的收入也提前预算。它使人奋进，使人更讲信用。
笔者相信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必将在城市化过程中得到彻底变革。城乡二元体制，不仅仅表现在户籍制度对国民的桎梏，更重要地表现在城市和农村不动产的不能相互流通。这种体制上的割裂，不仅形成了城市和农村土地与房产价格的巨大落差，也为地方政府、特权阶层、有背景的开发商掠夺人民土地，攫取暴利提供了土壤。同时，由于城乡住宅体制性割裂，导致农民在城市买房要忍受高昂代价，而城市居民想逃离城市购买农村低价房而不可得，这在体制上推高了房价。如果城乡住宅可以自由流通，城乡住宅价格的巨大落差将得到很大的“找平”。
时间的车轮驶进公元2010年，继“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明确提出，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建材下乡”，鼓励农民依法依规建设自用住房。而按照工信部的计划，2010年还将着手推动“信息下乡”、“宽带下乡”、启动轻纺等消费品的农村市场等一系列措施。
有业内人士估计，“建材下乡”的需求量将是汽车和摩托车的3倍，但多位农村专家对此则持谨慎态度。笔者比较赞同后者的意见。个人认为，中国的确已经进入或者正在进入全民性的住房改善时代，住房需求成为一个全民性的需求。但相比于农民建房所需要的庞大资金来说，“建材下乡”那点财政性补贴是微乎其微的。以我国南部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来说，建一幢二层小楼至少需要8万～10万元，建一个三间平房也要五六万。所以，如果农民自身没有住房建设需求，靠建材补贴启动这部分消费效果将十分有限。
笔者曾经多次撰文呼吁，应该还给农民和城市居民平等的金融权利，在农房建设上也让农民平等地享受到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按揭贷款权利。这将使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使中国的中产阶层队伍迅速成长壮大。
但现行的农房制度使得农民盖房只能穷一己、一生之力，既不能跟自己的未来借钱，也不能跟子孙后代借钱，不仅使农民的绝大多数收入被迫投入住房建设，而且房屋质量和居住条件都无法较大幅度提升，甚至一遇风灾雨灾，就大量倒塌。农房的被动复建率特别高，从这个意义上看农村的GDP也很高；同时地方政府在遇到自然灾害时的经济补贴责任也特别大。
中国城市的住房按揭制度给整个中国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百余年来都没有的巨大财富效应。其中，住房私有化是产权基础，而金融上的按揭制度创新（或曰引进）则如虎添翼，为产权私有化添上财富、生活质量和中产阶层腾飞的翅膀！人还是那些人，土地还是那片土地，只是制度上不动声色的一个变革，就带来了十几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乃至中国经济的改天换地。时至今日，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市场已经不折不扣地成为中国消费乃至中国经济的两大引擎，而前者尤其成为火车头。
城市住房的金融按揭制度，实际上是把中国人民从计划经济时代每个家庭只能将收入在一个月内做计划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计划经济时代，福利名义上政府全包，但个人收入基本上只能勉强维持一个月），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可以从容地安排一生的收入与消费计划！
显然，这样的金融权利应该属于全中国人民，为每一个中国人所共享。闭着眼睛都可以想想未来，如果占中国总人口70%的9亿多农民盖房也能拥有按揭权利，那么，中国的农村将会带来多大的变化，中国的就业机会又将带来多大的提升，中国的中产阶层又会怎样地突飞猛进？而这其中，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支点，就是与1998年的城市住房私有化一样，让农民住房也全面完成私有化转变，从集体所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这个支点上，加上按揭制度这一金融杠杆，中国“撬动地球”的奇迹就必将发生。
在支持农村住房按揭这个问题上，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或曰经济基础已经完全具备。2009年年末我国银行业总资产已达78.8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总资产的90%），我们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万亿美元。正愁着这些钱没有出路呢！与其我们不断地借钱给富人和富国，不如借钱给我们自己的“穷人”，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改善对未来的预期。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一步棋也是关键一步棋。中国经济将因此走上内需启动而非投资和外贸启动的稳健之路，中国的社会也将因此走上更加稳定的和平发展之路。有恒产者有恒心，有稳定预期者更有恒心。不是吗？
历史性的机会再一次借着现代金融制度创新的机会给了中国，与其政府亲力亲为搞这个那个杯水车薪式的补贴（补贴过程中还难免出现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不如建立制度性的自由经济和自由金融平台，既可靠又稳定，形成政府、银行、消费者全面多赢的局面。这一切，只需要我们有勇气捅破那层窗户纸。谁能捅破它，谁的手就是点石成金的圣手！
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历来有这样一种观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用西方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但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却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没有秘密可言，逃不出两个基本主线：一是市场经济主线使老百姓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二是1990年开始尤其是1998年以来的资本化主线，将“死”的财富、土地、资源和不能动的未来收入，通过各种资本化手段调动起来，加大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资源配置成本，由此增加创业资本、创造从业机会、强化财富再创造能力。
1990年至今的改革重心是“资本化”，核心在于政府和居民的融资机制的变革，财富迅速增长的本质是将土地、资源、优势企业与劳动力的未来收入折现，如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市场、信用卡消费贷款等。高度金融化带来了巨额的资本供给，人均资本的提升又促进经济的发展，使得未来收入增长速度更快。这也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秘密。我们同样可以将其视做资产负债表的膨胀，资产和负债同时快速增长，只要资产的收益率持续大于负债融资的成本，财富增长的游戏就可以继续下去。
我个人认为陈志武先生是继杨小凯之后，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华人经济学家。他的这一观点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看法和《资本的秘密》作者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观点互相印证。阿马蒂亚·森认为，衡量经济成就的标准应该从效率标准转向自由标准。德·索托也认为，穷国和穷人之所以穷，不是没有财富，而是其大量土地、房屋等财富由于产权模糊，无法成为可以进入市场流通的“资本”，进而严重影响了交易和财富再生。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是有财产而没有“财产性收入”。德·索托领导的秘鲁自由与民主学会被《经济学家》列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智囊团”之一，其个人被《时代》和《福布斯》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
今天的中国，也必须回到“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基点上，以尊重财产自由、人身自由和创造自由为发展的根本依托。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成就来自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来自现代产权和人员流动制度下人和物的解放。但过去几十年，我们只解放了极小部分的市场和资本，因为占全国土地和房屋2/3以上的农地、农房没有自由产权，不能进入现代金融体系和自由交易体系，一方面导致农业不断碎片化原子化，另一方面导致边远地区农民的土地、房屋财富不断贬值，无法变成进城创业的原始资本。而产权不明晰不自由，导致不仅乡以上政府机构可以肆意侵犯农民土地和房屋权益，连“自治”的村组织也可以以集体的名义无偿占用集体财富。比如广州两级法院判定猎德村“钉子户”必须无条件服从以村集体名义做出的赔偿条件；北京草桥村几个村干部就可以背着村民向开发商借款以亿元计，且私自以几百户村民的补偿房屋充抵，导致数百户村民强行抢占开发商已售房屋。
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这里的自由，就必须从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开始。今天的中国，财产自由和人身自由甚至比民主更紧迫，这些基础自由比选择领导人的权利、比民主决策的权利更迫切。否则，就像十多年来的乡村民主自治，没有财产自由和人身自由（迁徙自由）奠基，犹似空中楼阁，十多年几乎都在原地踏步。
对于农村形势，很少有人认识到的基本方面是农地、农房的产权化货币化这一趋势所带来的潜在变革力量，可以与20世纪90年代末的住房私有化相媲美，甚至具有更加伟大的摧枯拉朽的变革力量。
农村金融改革、农地货币化和社会福利如果得以推行，必将在未来5～10年，彻底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局面，使之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缩小城市鸿沟的巨大推动力。
在土地私有化和农房私有化及资本化、城乡自由交易的基础上，政府可以在新的相关房地产领域用物业税取代现有的土地出让金模式，确保政府获得更加长期、稳定的财税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