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业是宋孝武帝刘骏的长子。孝武帝驾崩后，刘子业以太子身份即位称帝。刘骏尸骨未寒，灵柩还停放在宫中，性嬉女色的刘子业便迫不急待奔进武帝的后宫，任意临幸武帝后宫中的妃嫔美人。等到孝武帝的灵柩入葬以后，刘子业想起自己在做太子的时候，不受父亲宠爱，不由得怒火中烧，竟然下令挖掘父亲的坟墓，后虽被劝阻，但他还是命人把粪便倾倒在陵墓里，大骂孝武帝为齇奴（齇，酒糟鼻）。
后来，刘子业的母亲太后王氏患了重病，对儿子十分想念。可是，刘子业却整日纵淫作乐，从不前去问安。太后自知不久于人世，派遣宫女去召唤他，想最后诀别。刘子业却摇头说：“病人房间多鬼，怎么可以去呢？”宫女返报后，气得太后脸色铁青，本就是重病之人，再经过这样沉重的打击，王太后不久便含恨去世了。
刘子业虽然对母亲毫不关心，但对自己的权力却十分在意。为了巩固皇权，他大兴牢狱，高举屠刀，先处死权臣戴法兴，接着又谋害肱股老臣何迈、沈庆之等。最后，凡是敢向他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一律酷刑处死。接着又怀疑祖叔刘义恭对他不利，亲自率领军队到刘义恭家，把刘义恭和四个儿子全部杀死，然后支解四肢，剖出肠胃，又挖掉眼睛，泡在蜂蜜里，名“鬼目粽”。
杀死了刘义恭，他还感到不安心，于是干脆将自己的叔父一并召还，拘住殿中，整天对他们凌辱和殴打。叔父们的哭喊、嚎叫和呻吟声每天在殿堂萦绕。湘东王刘彧体形肥壮，刘子业就将他称为猪王，还特意命人在地上掘坑，倒入水和泥，剥光刘彧的衣服，裸置于坑中，另用木槽盛饭，搅入杂菜，使刘彧就槽食，像猪一样，作为笑谑。
受到这样的污辱，刘彧未免怨怅，刘子业就令左右缚住刘彧的手足，赤身露体，用木杖抬着进御厨，说是今天杀猪。幸有刘休仁在旁佯笑说：“猪不应死！”刘子业问是何故？刘休仁说：“待皇太子生日，杀猪取肝肺。”刘子业大笑道：“好！那就改日杀猪。”刘子业前后欲杀三王十余次，多亏刘休仁多智，每次以谈笑佞谀化解。
刘子业天性淫毒，生活淫乱。只要他看中的女人，一定想方设法弄到手，如果对方稍有反抗，便会遭到他的报复。他曾馋涎于婶母南平王刘铄的王妃江氏。但江氏无论如何不肯顺从。恼羞成怒的刘子业便吩咐将江氏捆起来，鞭打百下，随即杀死了江氏和她的三个儿子。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他竟公然和姐姐山阴公主私通，还明目张胆地占有姑母新蔡长公主。对宫中的宫女，他更是恣意蹂躏侮辱，稍不如意就要杀人泄愤。
面对这样的衣冠禽兽，人们终于忍无可忍。最后，自知朝不保夕的湘东王刘彧决定反戈一击。他密结刘子业身边的亲信寿寂之、姜产之，趁机谋杀了刘子业。
——选自《南史·宋本纪中第二》
【智慧心得】
无孝行，便绝无善行
废帝刘子业在他短暂的帝王生涯中，真可以称得上罪行累累。他杀戮忠臣、淫逸乱伦、虐待下人、残害同族的种种暴虐之举，恐怕连桀纣都做不出来。但刘子业能够有这样的人神共愤的残忍念头，决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因为他自身有一个罪恶的根源，那就是不孝。
想一想这个世界有谁对我们的恩情能够超过父母？从“十月怀胎”到“嗷嗷待哺”，从“读书求学”到“成家立业”，我们的父母无时无刻不在为他的孩子操劳：孩子学习进步了，他们眉开眼笑；孩子干坏事了，他们愁云满面；孩子生病了，他们眉头紧锁。父母的一切喜怒哀乐已经紧紧地和孩子联在一起，无论你成功也好，失败也罢，能够永远支持你，守护你，对你不离不弃的恐怕只有父母了。如果我们不知感念父母的恩情，不知回报父母，连飞禽走兽都不如，还怎敢谈及道德人伦？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孝道的重视远远超乎世界其他文明国度。
中国人不仅将孝作为人的基本道德准则，还将它作为万事之纲纪，“以孝治天下”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座右铭。这决不是中国人故意夸大其辞，正是中国人认识到孝是一切善念的本源，所以孔子才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进而可以“泛爱众，而亲仁”。孟子也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万物。”只有这样，才可以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离开了孝道而追求仁、义、理、智、信都只能是缘木求鱼。圣人之所以要把“事父母，能竭其力”作为忠信的前提，把“亲亲”作为“仁民”的前提，就在于他们看到了孝道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孝行是一切善举的源头。
汉文帝对母亲就极为孝顺。薄太后曾经生了一场重病，辗转迁延达三年之久。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然而刘恒却打破了这句话，在三年之中，他每天都要看望母亲，常常衣不解带、不眠不休地陪伴在旁边，凡是御医送来的汤药，刘恒都要亲口尝过，确认无误之后，才放心给母亲喂下。正因为有如此的孝心，才能滋生出爱民之心。
所以，汉文帝继位不久就下了一道诏书说：“一个人犯了法，定了罪也就是了。为什么要把他的父母妻儿也一起逮捕办罪呢？我不相信这种法令有什么好处，请你们商议一下改变的办法。”大臣们一商量，就按照汉文帝的意见，废除了一人犯法、全家连坐的法令。文帝在位期间，还经常赐给鳏寡孤独者布帛，以助其抵御寒冷。为减轻百姓的负担，他生活极为简朴。有一次，他想建一座露台，但计算了一下，要用一百斤黄金，相当于当时十户中等百姓的家产，于是就取消了这个想法。
汉文帝之所以能够做到爱护臣子，关心百姓，就在于他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知道做人必须要牢记父母的养育之恩，长大以后要竭尽所能加以报答。这种孝心的升华，就使得他拥有了一颗感恩的心，一颗善良的心，所以才有此善行。相反，刘子业在父亲死了以后毫无悲哀的神情，在母亲临终之时，拒之于千里之外，孝心尽失，又哪能有丝毫仁爱？不仅刘子业一人这样，历览中国历史，凡是为人不孝的，即使不是大奸大恶，也绝非善类。
南齐的第六任皇帝萧宝卷在齐明帝去世时，觉得父亲的灵柩十分讨厌，竟然不顾礼仪，就下令迅速下葬。在守灵期间，每次轮到他哭灵的时候，他总推说嗓子疼，一声不哭。萧宝卷登上皇位以后，爱出宫闲逛，却又不允许任何人看他，每次出宫都先行戒严。为了预防有人从门缝里偷看，凡他经过的街道，两旁的房舍都要空出来。皇家卫队前驱的鼓声一响，平民就像听见防空警报一样，狂奔而出向四方逃命，来不及逃走的全都做了刀下之鬼。
有一次一个孕妇逃得慢了点儿，被萧宝卷看见，竟被剖开肚子挖出婴儿。另有一个生病的老僧无力逃避，躲在草丛里，被萧宝卷下令乱箭射死。萧宝卷每个月都要这样出游二十多次，且方向无定，忽南忽北，忽东忽西，有时还是夜游，老百姓难得有一天安稳的日子。
暴君的恶行，迅速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抗。他在当皇帝这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发生过四次巨大兵变。最后，当萧衍的叛军挺进到建康城下，完成对首都的包围时，萧宝卷依然我行我素，不顾百姓疾苦，专心致志地扩建他的宫殿。他的左右亲信中有几个比较清醒的，看出局势严重，希望萧宝卷能够安静下来，其中一人趁着他的坐骑忽然惊嘶的机会向他进谏说：“我看见您父亲了，他很不高兴，责备您总是出宫游荡。”萧宝卷大怒，拔出佩刀，寻找他父亲的鬼魂，寻找不着就用草缚一个他父亲的人像斩首，把头挂在宫门口示众。
一个人如果不遵从孝道，就会使内心深处的罪恶迅速膨胀，直至做出如萧宝卷、隋炀帝一样禽兽不如的事情。因此，修身养性，培植善念，就要从孝敬父母做起。正像俗语所说：在家敬父母，不必出门去烧香。
孝敬父母，遵守孝道，不仅涉及到一个人自身修养的问题，还是我们能够在社会立足，赢得他人尊敬和信任的根基。一个人不知报父母之恩，就说明他没有感恩之心，没有感恩之心的人就是枭獍之徒，任用他，是养虎为患，亲近他，是与蛇共舞，因此这种人很难赢得他人的信赖。相反，如果一个人孝敬父母，就会被视为忠义之人。在选择人才，讲究德才兼备，以德驭才的中国更是如此。上古的时候，舜的父母极为糊涂，偏爱小儿子象，而多次迫害舜，但是舜依然对他们极为孝顺。尧听说舜如此孝顺，就将他征召到身边，对他进行考核以后，定为自己的继承人。
在科举制没有推行的汉代，选拔人才实行的是推举制，由地方官员向中央推荐人才。而选拔推荐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孝，因此，入选者被称为孝廉。人们对孝道是如此的看重，以至于一个人犯的过错如果是因为孝道而犯，可以得到人们的原谅，而不影响事业的发展。
为人不孝，会被看做无行小人，而受到轻视。相反，恪守孝道的人到哪里都会受人尊敬。陆绩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天文学家。他六岁的时候随父亲参加袁术的宴会。陆绩见酒席上有橘子，就偷着揣到怀里三个。当他辞谢回家时，橘子掉了出来。袁术生气地责问他说：“你来做客，怎么还把橘子拿走呢？”陆绩连忙回答说：“我是想把它带回去给母亲吃。”袁术见他小小年纪，却如此孝敬父母，深为感叹，从此对他另眼相看（当然，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是不能鼓励孩子为了孝心而随便去拿别人的东西的）。司马芝也是三国时期的人，他年轻的时候，赶上战乱，与同乡一起到荆州避乱。走到半路，一行人遇到了强盗，其他人都丢下老的扔下弱的逃跑了，只有司马芝自己一个人留在母亲身边。强盗来到近前，问他为何不逃走，他说不忍心丢下老母独自苟活，并苦苦哀求保全母亲的性命。强盗为他的孝行所感动，认为他是个忠厚君子，就放了他们。
在讲究门阀出身的封建社会，袁家四世三公，门庭显赫，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却对一个三尺孩童刮目相看；在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动乱年代，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竟能够使杀人如麻的强盗肃然起敬，刀下超生。这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孝行在赢得他人的尊重方面有多么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