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冲之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学者，祖家历代对天文历法都素有研究，祖冲之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天文、数学知识。青年时代的祖冲之就赢得了博学多才的名声，宋孝武帝听说后，派他到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
公元461年，祖冲之在南徐州刺史府里做事，先后任南徐州从事史、公府参军。公元464年他调至娄县任县令。在此期间他编制了《大明历》。我国历代都有天文研究的官，并且根据天文研究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南朝宋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是如何之高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就召集大臣商议。孝武帝的宠臣戴法兴马上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又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还是个科学发明上的多面手。他制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推磨”。鉴于当时战火连绵，他写有《安边论》一文，建议朝廷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安定民生，巩固国防。
只可惜祖冲之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创新发明的时代，他的很多成果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选自《南齐书·文学列传》
【智慧心得】
切忌食古不化，要勇于创新
祖冲之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之一。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历法工作。而且一经确立就被视为万古不移的金科玉律，决不能怀疑更不能轻易更改。可是，祖冲之还是对过去的历法不太满意，认为它不够精确，于是顶着重重压力潜心研究新的历法，并获得成功。后来，祖冲之继续保持这种探索的精神，不断地在科学上有新的重大发现。
创新精神是突破前人，不断进取的巨大动力。古今中外，但凡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无不如祖冲之一样具有不迷信权威，大胆挑战前人的胸襟和魄力。波兰的哥白尼怀疑被教会奉为真理的地心说，从而确立了日心说；李时珍挣脱古人窠臼，亲尝百草，以一部《本草纲目》修订神农以来医药界积累下来的错误；伽利略敢于“藐视真理”，从比萨斜塔上抛下两个铁球砸碎了亚里士多德的谬误。不仅以推陈出新为特点的科学界需要创新精神，其实从事各行各业都需要具有创新精神才能够不断开拓进取。
一个经商的人有创新精神才能够独立思考，根据市场变化而不是别人的买卖行为决定自己的策略。像战国时期的著名商人白圭，既不跟风，也不保守，而是根据丰收欠收的具体情况来执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策略。在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他就大量地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他就大量抛出。这样低进高出，从中取利，积累财富。否则像我们现在的一些企业主或者一味跟在别人的后面，人家生产什么我就生产什么，人家开发什么我就开发什么，从来不想主动开发市场，永远掌握不了市场的先机。或者被动遵从价格曲线，供小于求我就赚一笔，供大于求我就赔一笔，从来不想想如何规避风险，这样下去迟早会走向破产的。
一个从事外交的人具有创新精神，才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活动中折冲樽俎，立于不败。建国之初，美国对中国进行封锁，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采取加强对苏联的外交方针。当中苏关系破裂，美国有意与中国修好时，周总理马上转变思维，采取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迎来中美建交，掌握外交主动。反之，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没有看到国际力量的变化，还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利用国联来制裁日本，结果使我国山河破碎，同胞罹难。
一个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指挥者必须具有创新精神，才能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像韩信一样打破自古从汉中到关中必须通过栈道的传统，他偏偏从陈仓古道直插敌军；如李朔一般，不顾“百里趋利者，必撅上将军”的兵法，雪夜急行军，杀敌人个措手不及。如果像赵括那样一边打仗一边翻看兵书战策，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对方分析得一清二楚，等待他的只有失败。
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今天，那些能够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成长为商海弄潮儿的企业家，那些能够从贫困落后的山沟里一路冲杀而进入象牙塔的大学生，那些能够使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扭亏为盈的改革家，那些在别人左顾右盼、无所适从的时候能够率先抓住时机，追赶潮流的时代先锋无一不是具有创新意识的人。那些泥古守旧、食古不化的人注定只能碌碌无为地了此一生。即使他们有很好的机遇，即使他们有很好的起点，他们一样不会有所建树。
创造力是人与生俱来的本领，心理学家的实验数据显示，5岁儿童中，具有创造力的人高达90％。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甘于泥古守旧，缺乏创造精神呢？原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的创造力时常遭到抑制。在19岁的人群中只有10％的人具有创造力，在45岁的人群中，具有创造力的人数竟然下降到5％左右。究竟是什么因素扼杀了我们的创造力？主要的恐怕还是从众心理和本本主义。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正常人几乎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之中。为了使我们的行为不会被视为另类，为了不招来他人异样的目光，我们必须学会遵守团体既定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久而久之，我们就丧失了独立思考和行为的能力。就像一只鸡群中的仙鹤一样，为了和群体的大多数保持一致，逐渐学会屈膝行走，久而久之再也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与众不同的仙鹤了。
正是在这种从众心理的驱使下，我们的思维总是处于一种习惯性和依赖性的状态，每当进行决策或者从事一项活动之前，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高效地、更好地完成这件事，而是看前人是否已经有了可参照的经验，或者如何才能符合既定规范，不至于离经叛道。就这样，本来数一数妻子的肋骨，再摸摸自己的就可以推翻女人比男人少一根肋骨的谬论，可是由于这是《圣经》里的话，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我们谁都不敢质疑它，或者谁都觉得没有必要去检验这一“真理”。到底重量大的铁球先落地还是重量小的铁球先落地，检验的手段极其简单，任何一个人只要手拿两个铁球爬上屋顶，轻轻一抛就可以了。可是，因为这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每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事实就应该像他说的那样，重量大的先落地”，结果我们被这一错误的理论欺骗了一千多年，直到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掷下的铁球将其砸碎。
无论走进工厂，还是来到公司，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声：“这些刚来的大学生，一到了务虚会议上侃侃而谈，经常用理论的大帽子压人。可是，出现具体问题以后，却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勉强说出来，又往往听着是那么回事，操作起来根本就行不通。”其中的原因基本上与赵括类似，那就是学习太多的书本知识以后，被条条框框限制了自己的思维，缺乏创新的意识，一遇到问题就想到书本中翻看具体的答案。殊不知书本上的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思维，要想运用就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发挥和重新组合。如果硬是对号入座，只能跌个头破血流。
所以，拥有创新精神对我们十分重要，失去了它就不能根据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灵活地调整自己，抓住机遇；失去了它，就不能从现实出发，有效地解决问题。
一个人具有了创新精神，不但可以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突破陈规旧俗出奇制胜，还能够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找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并大胆地吸收先进文化，接受先进事物，北魏孝文帝堪称接受先进文化的典型。
北魏政权初建时，定都于北方，这里离先进的汉文化较远，再加上政权的建立者是还处于游牧状态的鲜卑族人，所以十分落后，基本上还沿袭着奴隶制的陋习。魏孝文帝拓跋宏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北魏的制度落后造成的，于是下决心采取改革的措施，向中原学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但是这些惯于养尊处优的贵族大臣们极力反对迁都。但是魏孝文帝表现得异常坚决，大有不迁都决不罢休之势，大臣们最后只好同意迁都。
迁都之事完成以后，孝文帝就开始雷厉风行地进行移风易俗，他先后宣布几条改革法令，包括：改说汉话，三十岁以上的人改口比较困难，可以暂缓，三十岁以下又在朝廷做官的，一律改说汉话，违反这一条就降职或者撤职；规定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等等。魏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魏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从此以后，北魏真正成为中国北方割据政权的代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