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长江文艺》编辑生涯中所编发的作品中，我最满意的是女作家方方的中篇小说《桃花灿烂》。记得1991年底，编辑部讨论选题计划时，拟请方方、池莉、沈虹光各写一部中篇小说，集中一期推出。年初在一年一度的迎春茶话会上，我向方方、池莉约稿，她们欣然应允。不久，我特地去沈虹光家约稿，她也欣然应允。方方大约在三月下旬就将稿送给我，我即请小说组长吴大洪作责任编辑，请他立即写审读意见。很快，他将审读意见送我后，我一口气读完了这部6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读后我异常兴奋，并与方方交换意见，请她删削一些过多交代性叙述的枝蔓，将笔墨集中在男女主角身上。一个星期后，方方将修改后的《桃花灿烂》交给我，我读后即请青年评论家童志刚写了一篇《“泛悲剧”意识与第三种声音》的评论，配发在《桃花灿烂》之后。清样出来后，我请印刷厂多打印了一份，即寄《小说月报》，不久《小说月报》即给我回信，告之《桃花灿烂》将在《小说月报》第9期选载。在我的印象里，这怕是《长江文艺》所刊作品被选刊所选作品时间最短的一部作品，也是《长江文艺》自创刊以来所发作品最长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后获《小说月报》1991——1992第5届百花奖。
我在《长江文艺》还有一件可提及的事，那就是1992年的封面设计。记得1991年10月，编辑讨论1992年的封面设计时，美术编辑虞小凤作了几种设计方案，其中有一种就是以湖北藉和在湖北工作的前辈作家的照片作封面。我将编辑部讨论的意见向主编洪洋同志汇报后，他觉得这个设计不俗，并提出一二三期以徐迟、碧野、曾卓顺序安排，同时指派我尽快去北京组稿。
1992年1月初，我只身去北京组稿，先后拜访了前辈作家诗人曹禺、姚雪垠、张光年、叶君健、泰兆阳、陈荒煤、严文井和邹获帆等。曹禺先生病重住院，我去北京医院看望他，其他几位我都是一一去他们府上拜望，和他们谈文学、忆往事、话乡情，并与他们合影留念。我去姚雪垠先生家中拜望他时，这位曾任湖北省文联主席的老作家，最关切的是湖北文学的繁荣发展和青年作家的成长。这次拜访几位前辈作家诗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对于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也留下遗憾——我的摄有与这几位前辈作家诗人合影留念的照相机，不幸在挤公共汽车时被人偷走。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先后应《文学报》和《湖北日报》之约写了八篇印象记，用文字留下了这几位我敬重的前辈作家诗人的音容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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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16岁认识《长江文艺》，《长江文艺》那时是我一个遥远的梦。1978年，我已31岁了。自从1972年我在《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开始发表诗作后，我已发表了近两百首诗歌。当我看到重新复刊的《长江文艺》后，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亲切而激动。我不仅重新订阅了《长江文艺》，旋即又将我反映部队生活的一组诗稿寄给《长江文艺》。这是我在《长江文艺》重新复刊后第一次寄稿，不久，在《长江文艺》1979年第1期和第8期上，发表了我的这组诗中的两首诗。从此后，《长江文艺》就仿佛一片沃土，当我将诗的种了撒向她时，总能萌生一片绿油油的叶子。
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我的不少组诗就发表在《长江文艺》上。例如：《校园，那片相思林》（1986年11期、1988年12期）、《人生》（1989年10期、1990年12期）、《独坐爱情之外》（1993年5期）、《芳草萋萋》（1998年2期）、《艺术之光》（200年5期）、《中国诗人》（2001年12期）《生命之舞》（2002年10期）等，这些诗发表后，不少诗被《诗选刊》、《诗刊》选载，有的还选入多种诗集，组诗《芳草萋萋》还获《长江文艺》1998年度优秀作品奖。
《长江文艺》，还是我生命历程的一个重要的驿站。自1986年至1994年初，也就是说，我39岁至47岁这段人生中年富力强的岁月是在这里渡过的。在这个集体里，我忘不了老同志们对我的爱护、支持与帮助。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乐于奉献的人生态度深深地感染过我，激励过我在编辑工作岗位上默默地耕耘，默默地奉献。我也忘不了年轻的同仁们精诚合作，齐心协力，出主意想点子，想方设法推陈出新出新人新作。也就是在这里，我结识了全国不少知名作家，而结识更多的是湖北地区的青年作家和文学青年，每每收到他们寄来的新作时，我都要精心阅读，能采用的着力推荐，不能采用的，就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做了一个编辑工作者应该做的工作，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因为这些青年作家和文学青年，他们大都生活在基层，有丰富多彩的生活积累，写作也很勤奋，也富于朝气，正处于突破自己寻找新的境界阶段，推一推帮一帮就有可能取得更大的文学成绩。因而，这也是我们编辑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当他们的新作有了新的起色，我还撰文评介他们的作品。
2001年11月，距上一次代表大会十一年之后，湖北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我被选为副主席。根据党组分工，我分管《长江文艺》工作。自16岁结识《长江文艺》，到在《长江文艺》工作了近八个年头，如今我已56岁了，这辈子就这样与《长江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3.3.8.武昌。
贾平凹印象
和路遥握别后，我便和友人李志清一道朝贾平凹家走去，好在西安我是故地重游，路还熟悉，转两趟车，再走十几分钟，便到了一条小巷。
敲了两声门，门开了。开门的正是贾平凹，看上去大约二十八九岁的样子，面目清瘦，身材不高，文文静静，仿佛一篇秀美的散文诗。他听说我从武汉远道而来，忙将我和志清让进他的书房。
书房显得很暗，大约是毗邻的楼房太高的缘故吧。书房看上去也很小，大约六平方米的样子，两排书架林立着各种版本的书籍，一张行军床几乎占了书房的一半，再就一张定字台，摆满了刚写的稿纸。他正在为《十月》杂志赶写一部中篇小说。
书房里几乎不能再多放一把椅子，志清只好坐在行军床上，我们便聊开了。他从桌上掏出烟来递给我，我忙摆手，志清忙说：“克强不会抽，像我一样，怕也是患了气管炎哩！”一阵笑声，催得一个一个谈蓝色的烟圈从他嘴里悠悠往外吐。据说，平凹的烟瘾不小，有时抽起来一支接一支地抽，还能喝一点酒。怪不得平凹的文章写得那么好，诗也写得那么美，莫非真是烟出文章酒出诗么？！
其实哪有那么回事。早在他在西北大学中文系当工农兵学员时，当时社会和学校正乱哄哄一片，他就开始躲在图书馆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偷偷地写起东西来。1975年夏天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作小说编辑，八小时之外，便躲在六楼一间单人宿舍里拼命地写。那时，他寄出的作品，常常遭到退稿，他便把退稿笺一张张贴在宿舍的墙上，出门看一眼，进门看一眼，发誓要冲出潼关，到北京、上海、天津去逛逛哩！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他写于是1977年的短篇小说《满月儿》在全国获奖。接着他的《山地笔记》、《兵娃》、《早晨的歌》、《姊妹本记》、《贾平凹小说新作选》、《月迹》等十几部小说、散文集相继出版，接着又有《商州初录》在《钟山》获奖，又有饮誉文坛的中篇小说《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等，作品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惊讶。更令人吃惊的是，他还是《长安》的小说编辑。过了不久，鉴于他的文学成就和创作热情，有关部门才将他调离《长安》，成了西安市作家协会唯一的一位专业作家。
谈着谈着，我向他说起说起此行的来意，受编辑部之托前来约请为我工作的大型文学刊物《长江》撰稿。志清一旁插话：“平凹欠的债太多，他住在西安，《文学家》几次约稿，他不在西安，人家就找他爱人要哩，至今还没给哩！”我笑了笑说：“先远后近嘛！”志清又说：“平凹不会叫你空手回去的，他桌上就有一部中篇。”平凹忙摆手：“这我答应了北京的《十月》，明天我就上北京，参加他们讨论我的作品的研讨会。这样吧，我有一篇报告文学，是写画家李世南的，如今孔雀东南飞了，从西安飞到你们武汉了。”我理解他的用心，便把这篇报告文学带了回来，这便是后来发表在《长江》1985年第一期上的报告文学《苦恼者》。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起身告辞。当我走出那间门上写有“静虚村”的小书房，回头与他握别时，我想起了著名老作家孙犁先生在给《贾平凹散文集序》中的一段话：“贾平凹是有根据地、有生活基础，有恒产，也有恒心的。他不靠改编中国的文章，也不靠改编外国的文章。他是一边学习、借鉴，一边也进行尝试创作的。”“他在自己的耕地上，广取博采，仍然是勤勤恳恳，毫无怨言，不失信心地耕作者。”
是的，这就是著名青年作家贾平凹给我的印象：一位辛勤的耕耘者。
1984.10.1.汉口
六十而立——忆念徐迟先生
孔子曰：三十而立。徐迟先生曾经却不无幽默地说：我是三十公岁六十才立啊！
1996年12月12日，是先生的祭日。时间流逝得真快，他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已整整十年了，随着时间的远逝，他对我说这话的情景却越来越清晰，印象也越来越深刻。
那是1995年12月22日。那天上午，他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到他家里去一下。我怕先生有什么要事找我，便匆匆忙忙赶去。落座之后，先生对我说：我的这套四卷本选集出版，你们帮了不少忙，送你一套留作纪念吧！我有些受宠若惊，忙伸手接过他递给我的精装本《徐迟文集》。
我知道先生已经编好他的十四卷本文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关方面一次不能出版，只得先期出版四卷。我捧着先生的文集对他说：“这是您留给我们珍贵的遗产！”先生摆了摆手说：“检阅我这一辈子，也没写什么好东西，遗憾的是我是三十公岁六十才立，能让人记住的恐怕也就是六十岁之后写的一点东西”。先生说这话时不无幽默，又有些沉重。
我有些疑惑不解。他见我一脸疑虑，便给我讲起那些不愉快而又愉快的往事——
“文化大革命”中，徐迟先生和所有的中国作家一样，被剥夺了手中的笔，失去了写作的权力。在那些空旷而荒芜的日子，痛苦和寂寞齿噬着他的心。后来，他被派到“五.七”干校劳动。他的任务就是放牛，有时牛儿吃着青草悠闲自在，他也忙里偷闲坐在草地一角看书。他说，为了排遣寂寞和失去写作的痛苦，就找书读，其他的书不能读，他就读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就是在“五七”干校读完的，不仅是读，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写下不少读书札记。
1975年7月，徐迟还在“五七”干校里，有关方面通知他不再另行分配工作，要他准备退休。从1966年到1975年，快十年的光阴，这正是先生生命的黄金时期，挨批挨斗不说，最痛苦的是手中的笔被剥夺了，不想现在就要退休了。他有些怅然，也有愤愤然，便对有关负责同志说：“那么好吧，要退就退回原籍去，那倒是我素来的愿望。”这年夏天，他来到湖州，住在他的学生施振华家里，忙于奔走在南寻、湖州和杭州之间，寻找人生最后的驿站。
真是世事难料。1975年正是风云变幻莫测的时候，有关方面又重新分配了他的工作，并限期报到。不久，他带着书和简单的行李，从“五七”干校回到湖北省文艺创作室。又过了些日子，横行一时的“四人帮”被打倒，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百业待兴的局面，诗人徐迟似预感着要发生什么，他也“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不由“心潮澎湃，不能自己”，那胸中压抑太久太久的激情需要喷发啊！于是，家还没来得及安好，他就深入到江汉油田采访。1977年元旦，他兴致勃勃地登上江汉油田320米钻塔的塔顶。站在塔顶，迎着新年旭日的朝辉，他深情地朗诵着诗人臧克家的诗：“天高地回势巍峨，斗室谁肯坐婆娑。胜景贪看随日好，余年不计去时多。闻鸡志壮犹起舞，引吭兴豪欲放歌。四海翻腾风雨骤，思投碧浪叱微波。”这时，他已六十二岁，“余年不计去时多”，“引吭兴豪欲放歌”，先生正是借诗言志啊！不久，他很快写出了反映石油战线王铁人模范事迹的报告文学《石油头》，接着，他“先是在地学、地质力学的领域里跋山涉水”，“后来在数学、在解析数论的王国里，探索隐微”，再后来，流体力学、生物学与分子遗传学、古动植物学等领域他都去“奔波一番”。他的脚步走到那 里，那里就留下他深刻的脚印。就这样，他先后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上接连发表了《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先生之树常绿》、《在湍急的涡旋中》……为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树起了一座座里程碑。
事后一想，也真是，如果没有六十岁之后的徐迟，徐迟还是今天的徐迟吗？！
日子一晃，我也年近花甲了，我在想：六十之后该立点什么呢？！
期2006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