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浚虽然做了大官，周游了许多地方，见过许多珍贵的植物，可是小时候吃过的那种不知名的水果，他却始终记忆犹新。二十多年以后，皇太后赐给他一筐水果，筐外面写着“蜜罗”两个大字。“蜜罗是个什么样的水果呢？”吴其浚一边心里想着，一边打开水果筐。没想到一打开，发现这里面的水果正好是他小时候吃过的那种不知名的水果。当时正是隆冬季节，吴其浚用温水浸泡那些已经冻成冰疙瘩的水果，化冻后，切开放在盘中，满屋飘香。吴其浚很是高兴：他终于知道了二十多年前，在家乡吃的一种不知名的水果名称了。可是他并不满足，因为还不知道蜜罗到底是产自哪里？他的生长有何特性？后来仔细打听，得知是福建的地方官给皇帝进贡的。以后，他被派往湖北做官，当地有人请客。在宴会上，他发现席上有蜜罗，又听说附近就有蜜罗树，立即让人带他去看个仔细，还叫人准备纸笔，认真画起图来。至于赴宴之事，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以后在江西、云南、贵州等地，吴其浚也见到了这种果树，并了解到蜜罗在云南被称为蜜筒，在贵州又被称为香橼，而实际上它们都是柑橘类水果的一种。这样，在吴其浚心里几十年的一个疑团终于被解开了。
吴其浚就这样一面为朝廷做事，一面进行自己的植物学研究。经过几十年辛勤的工作，他收集的资料装了满满几大箱。他开始准备着手系统地整理这些资料，并把它们编成一部大书。他白天处理公事，晚上伏案写作。长期的辛苦工作，使他得了重病。当时他在山西太原作巡抚，为了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这本书，他给皇帝上书，请求辞官，皇帝同意了他的要求。从此吴其浚更是一心一意、集中精力写作了。吴其浚要做的事太多了，有些植物，自己从未见到过实物，没有亲自观察过、闻过、摸过，只能从别的书里转绘下来。可是他的病却越来越严重，临终前，看着凝聚着自己一辈子心血，却没有时间写完的书稿，他满含热泪地对家人说：“这是我毕生的心血，一定要设法把它整理出来，这样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这位具有严谨科学态度的杰出的植物学家，就这样充满遗憾地永远闭上了双眼，离开了他如此热爱的大自然，如此向往的五光十色的植物世界！这时他才58岁。
吴其浚辞世后，云南蒙自人陆应谷继任山西巡抚。对于吴其浚的才学和志向很是敬佩，他决心完成吴其浚的遗愿，承担起整理遗稿的重任。两年后，他终于实现了吴其浚的愿望，一部中国19世纪重要的植物学专着出版了。此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名叫《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共22卷，收集植物838种，分谷类、蔬菜、山草、石草、隰草、蔓草、芸草、水草、毒草、果类、木类等11类。主要编辑整理了经史子集四部中有关植物的文献，搜罗宏富，并引录了陆羽的《茶经》、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等文献资料八百多种，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有关植物论述的摘要和汇总。
另一部分是《植物名实图考》，共38卷，所载植物的分布涉及中国的19个省。其中所载每种植物，大半根据吴其浚亲自观察和访问所得，附绘精图，并择要记载了植物的形色、性味、产地、用途等；对于植物的药用价值，以及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的考订特别详细，纠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大部分植物图依据新鲜植物绘制，且图形精确逼真，能真实反映植物的特征，至今仍是研究我国植物种属及其固有名称的重要参考资料。现在许多植物定名也常常要参考它，比如八角枫、小二仙草、马甲子等植物名称，都源于这部书。《植物名实图考》是全书的核心和精华，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植物学巨着。许多国家研究植物学和药物学的专家都十分重视这部书。德国一位植物学家曾评价它“刻绘尤极精审”。1919年，当再次重印这部书时，许多外国人争相购买和从事研究。这部书不仅让我们中国人，也让外国人看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植物学所做的重大贡献。
8.两弹元勋邓稼先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拥有战略核武器已成为衡量他的国防力量的重要砝码，而我国正是为数不多的拥有者之一。中国人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我国物理学家邓稼先为原子弹的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
解放前，邓稼先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在印第安纳州普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同二百多位中国留学生一起，冲破种种阻挠回到祖国，那时他才26岁。当这位“娃娃博士”出现在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等刚从欧美各国归来的前辈面前时，大家都为中国物理学界又注入了新鲜血液而感到高兴。
1958年秋季的一天，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位负责人找到邓稼先说：“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接着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邓稼先心里明白，这是要让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面对这艰巨、光荣、关系重大的事情，他一时不免有些惶恐、胆怯。“啊，研制原子弹！我能行吗？”
这天晚上，邓稼先彻夜未眠。他想到自己将要从事的工作属于国家高级机密，不能告诉家人，以后不可能长年和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他有些惆怅，有些激动，对妻子怀着深深的歉意。但他想，完成这项工作，这一生该多有意义，就是为此而死也值得！“七七事变”时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的炮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一个国家没有自卫能力，必然任人宰割，老百姓没有活头。百余年来受人欺凌的祖国也要研制战略核武器了。邓稼先回忆往事，展望祖国前途，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和激动。
从此，邓稼先作为一个在国内外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物理学家，为了这项绝密的工作而在物理学界销声匿迹了。干这项工作，一没有名，二没有利，只能甘心当无名英雄，做出科学成果也不能发表论文。
作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负责人，他的工作是从改造荒凉的土地开始的。他报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换上工作服当小工，同建筑工人一起挖土，推车，和泥，盖房子，核武器设计院是真真正正在他们自己手中诞生的。
在这时的中国还没有谁造过原子弹，也就无所谓什么权威。苏联又撕毁了协议，不再援助中国，专家全部撤走，国外的资料也被严密封锁。邓稼先只能先培养人才，他一面备课，一面讲。青年人叫他邓老师，他说：“你们甭叫我邓老师，咱们一块儿干吧！”有时，他备课到凌晨四点多，在办公室里睡两三个小时，天亮了继续工作。每天晚上，大学生们都聚集在办公室里看书。邓稼先虽然有妻子，有孩子，但别人学到几点，他也工作到几点。每到深夜，年轻人都愿意送他回家，这时，用铁丝网围着的宿舍的大门早已关了，常常是他先爬过铁丝网，年轻人再把自行车递过去。
又是一个深夜，别人都已进入梦乡，静静的楼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当他走进楼道时，一下愣住了——孩子居然睡在楼道里。一定是妻子上夜班，孩子放学晚没钥匙进不去门。看着孩子那瘦小的身躯缩成一团的样子，他一阵心酸，自己什么时候照顾过妻子与孩子？他打开门，把孩子抱到床上。沉重的自责使他久久不能入睡。可是第二天清晨，他又急匆匆地奔研究设计院而去，什么个人的事，家庭的事都顾不上考虑了。在那些日子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工作上，走在路上还想着原子弹，有一次竟连人带车掉到了沟里。
……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蓦地一声巨响，浩瀚的戈壁滩上冉冉升起了烈焰翻滚的蘑菇状烟云。这震撼世界的惊雷向人们宣告：中国人靠自力更生，拥有了自己的核力量！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邓稼先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一件难度更大的工作——研制氢弹的任务又落到他和其他科技人员肩上。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他带领奋战在研究工作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忘我地工作，过了整整十年的单身生活。大戈壁上的风刀霜剑，染白了他的鬓发，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最终，他们成功了。
长年累月的紧张工作，使他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而他自己却从不在意，以致多次在试验现场昏倒。1984年冬天，一次核试验前，他从帐篷出来往试验场去，步履艰难地在雪地上走着。忽然，他走不动了，对前面走的人说：“你们架我一下，架我一下！”说完，气喘吁吁地趴在了别人肩上。原来，在这之前他已经腹泻了好几天。又加上患有低血糖病，平时虚脱了，吃几块糖，喝口水，又接着工作，这时终于站不住了。
这就是邓稼先，一个默默地把生命献给祖国的人。
9.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
“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而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这是一位数学老师在一次上课时在讲台上说的一段话。正是这段话引起了讲台下一位学生的深思。他立志要走进数学这座辉煌的殿堂，要亲自看到那美丽的王冠，并且摘取那颗闪亮的明珠。这位正上高中的学生，就是陈景润。
陈景润，1933年出生在福建省一个邮政局职员的家里。父亲因为工作关系，总在外面奔波。母亲是位勤劳善良的妇女，共生了12个孩子，但只有6个活了下来。陈景润在6个孩子中排行第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这么多的孩子要吃要穿，像个沉重的包袱压在父亲过度操劳的背上。他们是父亲的累赘。陈景润从小就像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似地生活在家里。他从小不爱说话，没人哄他、逗他玩时，他就喜欢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沉思。上小学的时候，瘦小孱弱的他成了别人欺侮的对象，经常挨同学的打。环境使他成为一个内向的孩子，平日里沉默寡言。他不怎么喜欢语文课，一有功夫，就喜欢畅游在数学的海洋里。
一个春天的中午，打过放学铃后，学生们拥挤着走出教室，回家吃饭。陈景润不紧不慢，走在最后。他从书包里拿出来一本刚从老师那儿借来的数学书，边走边看。他眼睛紧盯在书本上，一会儿也不舍得离开，脑子里装的都是书上的内容，别的什么也顾不上想了。那神态，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到了面包上，大口大口地吞吃着。他只顾专心致志地看着书，沿着那条熟悉的道路下意识地往家走，脚底下却慢慢偏离了方向，不知不觉朝着路边的小树走去。三米，两米，一米，眼看离小树越来越近，他却浑然不知。只听“哎哟”一声，他撞到了树上。幸亏得得很慢，否则，他的额头上非撞出一个鸡蛋大的包不可。陈景润推推眼镜，点着头连连说了好几声“对不起”。他见对方没有动静，以为人家被撞疼了，生了气，抬头仔细一看，原来是棵树。“哎，怎么会走到这里来，”他自言自语地说道。然后，他又捧着书本往前走去。这一幕，被几个班里的调皮鬼看在了眼里。从此，陈景润又多了一则惹别人取笑的笑料。
陈景润升入初中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日本鬼子打到福建，他们全家随父亲逃到一处山区。那时，江苏省的一所大学也从沦陷区迁到这偏僻的山区来了。大学的教授和讲师们也在当地初中兼点儿课。这些老师都很有学问，陈景润从他们那里大受启发。抗战胜利后，他们全家回到福州。不久陈景润就进了英华书院念高中。那里有一位数学老师，使陈景润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根本的转折。这位老师就是讲本文开头那段话的人，他叫沈元，曾经担任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抗战爆发后，他逃难来到福建。就是这位航空学的泰斗，以他广博的学识、诲人不倦的精神，给陈景润向数学王冠进军的道路铺下了基石。是这位老师，使陈景润知道了什么是“哥德巴赫”，是这位老师唤起陈景润征服数学难题的决心。
建国后，才读完高中二年级的陈景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后，他当过中学教师，当过图书管理员，可他心里一直装着那道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他经常撰写数学论文，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华罗庚所长读过论文后，觉得陈景润是位有培养前途、值得造就的人才，就把他调到数学所当实习研究员。从此，陈景润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了！
外国人证明(1+3)(证明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时，用了大型的计算机；而陈景润证明难度更大的(1+2)，却完全用的是纸和笔。他用过的稿纸已无法用页数计算，装成麻袋后足以堆满一间屋子。他的论文写出来，共二百多页。由于论文要求简洁，他又开始了修改加工。这时“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爆发了，中国的大地上，很难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陈景润本来就很简陋的工作条件更加恶劣了。没有书桌，他趴在床上算；吃不上热饭，就吃冷干粮，喝凉水。这样，一个瘦弱的身躯顽强地向数学高峰攀登着。终于，1973年2月，陈景润完成了对(1+2)证明论文的修改。
他的论文发表后，震动了国际数学界。在那样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凭个人力量完成对(1+2)的证明，简直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他所证明的这条定理被称为“陈氏定理”。一位外国数学家在给陈景润的信中说“你移动了群山”。是啊，没有愚公移山、锲而不舍的精神怎么能办得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