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廿一年，分国内为十五道，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西汉之刺史，此为监察上之分区。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曰河东，曰范阳，以备北边。曰平卢（原治柳城），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剑南，以备西（南）边。曰岭南五府经略，以备南边。（《唐语林》八）次焉者有经略使一，曰长乐，福州刺史领之。守捉使二，曰东莱，莱州刺史领之，曰东牟，登州刺史领之。（《通典》一七二及《旧书》三八）此为兵防上指挥之分划，只施行于沿边地域，腹内如河南、江南、山南等都未设节度使，且与当日地理区划之十道，采访区划之十五道，其用各异，读史者最应分别清楚，无使混淆。至于边州军镇，除设置年份未详者外，如玉门军属河西，武德中置。（高祖）合川郡守捉属陇右，贞观中置。
江源郡（即当州）属剑南，贞观廿一年置。（以上太宗）
河源、莫门、积石三军均属陇右，仪凤二年置。
云中郡守捉及大同军均属朔方，调露中置。（以上高宗）
建康军属河西，嗣圣初置。
清夷军属范阳，垂拱中置。
丰安军属朔方，万岁通天初置。
威武军属范阳，万岁通天二年置。
天兵军属河东，圣历二年置。
新泉军属河西，大足初置。
岢岚军属河东，长安中置。（以上武后）
定远城、中城、东城及西城均属朔方，景龙中置。（中宗）
平卢军属平卢，开元初置。
绥和、平夷二守捉均属陇右，开元二年置。
洪源郡（即黎州）属剑南，开元三年置。
白水军属陇右，开元五年置。
安人军属陇右，开元七年置。
瀚海军属北庭，横野军属河东，恒阳、北平二军属范阳，振威军属陇右，宁远军属剑南，均开元中置。
临洮军属陇右，昆明军属剑南，均开元中移置。
威戎、宁塞、镇西三军属陇右，均开元廿六年置。
天宝军及平戎城属剑南，均开元廿八年置。
宁寇军属河西，天宝二年置。
振武军属朔方，天宝中置。（以上玄宗）
知者四十，其置在贞观前者只三处，何因而归咎太宗？再就地域分析之，则西南边十九处（陇有十三，剑南六），北边十五处（朔方八，范阳四，河东三），西边五处（河西四，北庭一），东边一处（平卢），西南边最多，置于开元年间者占十四，以其时吐蕃最可虞也。
朱礼之误，误于《新书·兵志》；《兵志》既将部分设置兵防之十节度使，混同于原日全国地域分划之十道，复大错特错，于十节度之外，无端创出“江南道”、“河南道”二名，连十节度为“十二道”，于是有“福州经略军一日江南道，平海军一、东牟、东莱守捉二、蓬莱镇一曰南道”之误文。钱大昕《考异》四五曾引《新书》三八，登州“有平海军，亦曰东牟守捉”，以辨《兵志》之误一为二；又引莱州刺史领东莱守捉，登州刺史领东牟守捉，辨天宝以前初无河南节度之名。余按不特河南无节度，江南亦无节度，长乐只福州刺史兼领之使。《新书·地理志》莱州云：“又有蓬莱镇兵，亦曰挽强兵”，蓬莱镇疑亦莱州刺史兼领。《新·兵志》种种错误，朱礼非徒不省，更以归咎太宗，可谓不白之冤。
朱氏一面致慨河北、陇右折冲府之少，一面又痛斥河北（范阳、平卢）陇右（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分镇之大，且申言：“其曰军、曰守捉、曰城、曰镇，隶焉者大者二十余，小者亦不下十余，以天下之极边，为天下之重镇，而抚之以都督，其品秩与十六卫将军同，乃在六尚书之上，而与左右仆射为一流，所为五大不在边者，果若是乎？”按府兵之主要任务为禁卫，道远则难致，朱氏亦既知之（见前廿一节），是不应慨边地置府之少也。都督有大（从二）、中（正三）、下（从三）之异，仆射从二，六尚书及卫大将军皆正三，大都督只有扬、幽、潞、陕、灵（幽州即范阳，灵州即朔方），如就中都督言之，则阶低于仆射，又非在六尚书之上。若高宗以后，吐蕃跳梁于西南，两蕃觊觎于东北，突厥猖獗于朔漠，边置重兵，由大将就近指挥应付，实迫切之图。惟通十节度镇兵凡四十九万，而范阳、平卢约占十三万（加入河东则为十八万余），则分配数目未免太大，玄宗之误，在于不善运用此种制度，而不在于边置重兵，吾人安得因噎而废食也。
或又批评唐代“其先也欲以方镇御四夷，而其后也则以方镇御方镇”，（《唐语林》八）朱礼亦云：“于是外镇盛强，其反者以镇兵，而讨平之者亦以镇兵”，其观念无非深信陆贽“居重驭轻”之原则。然中唐时除去长久分裂之河北及短期割据之数镇外。其余镇兵饷项，依然仰给中央，唐朝仍可以指挥调度，所失只在无久远处置之方；试观裴度平淮蔡，李德裕平泽潞，可作明确之反证。假如认定兵必驻内而后能消弭叛乱，则历史上变生肘腋者例固不少。神策军之地位固同于府兵（见上节），唐代迄未见其如何得力，且成为政治上之蠹虫，是知握指挥之权，尽操练之素，则无论外兵、内兵，同一收效，如其不然，内兵之为害，与外兵等。例如元和七年李绛奏，唐之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镇兵，原以备御吐蕃，使与节度使掎角相应。今则每有寇至，节度使邀与俱进，辄云申取中尉处分，比其得报，虏去已远。纵有果锐之将，闻命奔赴，节度使无刑戮以制之，相视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请据所在之地，士马及衣粮器械，皆割隶当道节度使，俾号令齐一，如臂使指，斯吐蕃不敢入寇云云；府兵纵使保存，未必即能却安、史之凶锋也。
大抵朱礼论兵制诸端，都不切要，唯云：“凡天下之物，极于成者必坏，而萌于始者必极于成而后已，犹言人之生也，稚而壮，壮而衰，衰而老，老而亡，此其常也”；颇与今世发展、矛盾之说合，则其一节之可取者。
§§§第六节农民的反抗斗争
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除瓦岗、河北和江淮三大义军等仍在继续战斗外，各地还有一些农民反抗斗争。关中地区，隋末以来，战乱不已，又频遭天灾，饥荒严重，农民“往往聚结”起义。“厔、司竹，余氛未殄；蓝田、谷口群盗实多，朝夕伺间，极为国害，虽京城之内，每夜贼发”。土门（今陕西蒲城西）“境多盗贼”，县令李大亮用招抚和捕杀并用手段，将这些迫于饥饿的起义群众镇压下去。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吕宝生率义军七千攻破厔（今陕西周至），骠骑赵钦领兵征讨，义军损兵百余。稽胡义军进攻富平（今陕西富平），被将军王师仁击败；义军五万人又进攻宜君（今陕西宜君），与大丞相谘议参军窦轨战于黄钦山，义军从山上纵火，官军后退，窦轨斩其部将十四名，亲帅数百骑督战，下令“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官军被逼前进，义军弓射不能阻敌而失利。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初，张子惠义军打败右骁卫将军王老德。唐王朝复命左屯卫将军何潘仁来攻，义军击杀何潘仁于司竹（今陕西周至一带），又在厔阵斩骁骑将军赵钦、王姿罗。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初，唐高祖命太子李建成将兵征讨稽胡刘成义军。两军遭遇于州（今陕西县），义军失利，损兵数百，千余被俘。李建成设诈释放义军渠帅数十人，并授官爵，令还本部招抚起义群众，刘仚成等首领请降。李建成以起义军尚多，恐夜长梦多，遂扬言增置州县，命起义群众前往筑城，趁机“阴勒兵士皆执之”，加以杀害。刘仚成闻其阴谋逃走。李建成“竟诛降胡六千余人。”为了彻底消灭转移到山林的刘仚成义军，唐高祖复命李建成率军“跨谷弥山，穷其巢穴，元恶大憝，即就诛夷”。十一月，林州总管刘大破义军，“（刘）成仅以身免，部落皆降”。在这一年里，蜀中农民起义军聚结于各地，被益州道行台右仆射窦轨先后镇压。因“南方寇盗尚多”，唐高祖以左武侯将军张镇州为淮南道行军总管，大将军陈智略为岭南道行军总管进行镇抚。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六月，瓜州总管贺若怀广至沙州（今甘肃敦煌西），该州人张护、李通起义，贺若怀广倚子城待援。凉州总管杨恭仁发兵往救，被义军打败，贺若怀广也被杀死。义军立沙州别驾窦伏明为主，进逼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长史赵孝伦击退义军。九月，窦伏明以沙州降唐。渝州（今四川重庆）人张大智起义，刺史薛敬仁弃城逃走。十月，张大智攻打涪州（今四川涪陵），刺史田世康、益州行台尚书郎郭行方和开州刺史冉仁德等联兵围剿，张大智“以众降”。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二月，始州僚起义唐王朝遣行台仆射窦轨率兵进讨。洋、集二州僚起义，攻占隆州（今四川阆中）晋城。四月，通事舍人李凤起打败万州（今四川万县）僚起义军。六月，泷州（今广东阳春西北），扶州（今广东罗定西南）僚起义军，被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镇压。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十一月，眉州（今四川眉山）山僚起义，至翌年三月，被益州道行台尚书郭行方镇压。正因为各地农民起义“尚繁”，所以唐高祖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特别下《阅武诏》，“大集诸军，朕将躬自迅抚，亲临校阅”，“欲畅兵威”，以便镇压农民反抗斗争。
唐太宗执政初期，农民反抗斗争就零星地出现了。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山东大旱，青州（今山东益都）“有谋反者，州县逮捕支党，收系满狱”。唐太宗命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前往处理。崔仁师用严罚首领、释放其他人的手段，将起义镇压下去。贞观初年（公元627—631年），京师长安有造反者，唐王朝命广德郡公李安远统领逻骑督察。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农民起义军在长江里活动，唐王朝以江州刺史左难当为静江大使进行镇压。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罗、窦二州诸洞僚民起义，众至“数万，屯据险要”。唐王朝派重兵进剿。诸军先锋高罗总管冯盎，率部落兵二万，攻破险要，义军失利。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八月，龚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平东北）东西五洞僚民起义，翌年正月被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击败。
在唐太宗执政中、后期，农民反抗斗争逐渐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二月，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夜郎（今湖南芷江西南）僚民起义，被夔州都督齐善行打败。八月，霸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僚民起义，“烧杀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余家”。同年底，巴、洋、集、壁四州山僚起义，攻打巴州，唐王朝遣右武侯将军上官怀仁率军征讨，在壁州击破义军。贞观十三年（公元609年）四月，巴、洋、集、壁四州山僚起义被上官怀仁镇压下去。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三月，罗、窦二州僚民再次奋起反抗，唐王朝以广州都督党仁弘为窦州道行军总管，率重兵进剿，义军失败。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唐太宗幸洛阳，行至温汤，卫士崔卿、刁文懿“惮于行役，冀上惊而止，乃夜射行宫，矢及寝庭者五”。这是服役的府兵对唐太宗游幸无节的反抗，崔卿等被处死。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四月，松州（今四川松潘）松外蛮起义，右武侯将军梁建方奉命发益、眉、荣、梓、利、绵、遂、巴、卢、渠、达、集和渝等十三州大军前往围剿，“下其部落七十二所”，杀千余人，松外蛮义军逃至山谷坚持斗争，梁建方用“谕以利害”和“威信”的手腕，将义军瓦解。七月，剑南地区人民反抗斗争又掀起一大波澜。直接导火线是唐太宗为明年大举攻打高丽，命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船，大者长百尺，广五十尺，每艘大船需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州县督迫严急，百姓被逼得倾家荡产，“剑外骚然”。苦于造船之役的眉州（今四川眉山）、邛州（今四川邛崃）和雅州（今四川雅安）僚奋起抗役，声势浩大。唐太宗诏发陇右、峡中兵二万余人，以茂州都督张士贵为雅州道行军总管，与右卫将军梁建方联兵镇压，起义失败。
唐高宗统治时期，人民反抗斗争始终不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爆发了著名的陈硕贞起义。睦州清溪（今浙江淳安）女子陈硕贞，“自言仙去”，后“自天还，化为男子，能役使鬼物，转相荧惑，用是能幻众”。这种讲神仙，有召神劾鬼法术者，是道教符篆派特征。唐婺州司功参军事崔玄籍镇压陈硕贞起义，被封建文人喻为“破张鲁于汉中，殄卢循于海曲”。张鲁是东汉末年以天师道（即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三十年的首领。卢循是东晋末年孙恩、徐道覆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也是利用天师道组织的。说明在唐人眼中陈硕贞是张鲁、卢循一类人物。睦州又是属于汉魏以来天师道广泛传播的滨海地域，利用早期道教发动的黄巾等起义，都与这一地区有关。就是说，这个地区有利用民间道教进行反抗斗争的历史传统。同时，唐代江浙滨海地区，属于天师道系统的符篆派比较流行。因此陈硕贞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是顺理成章的。《续高僧传·法融传》关于陈硕贞起义“傍误良善”，使僧徒遭到官府搜查的记载，也反映了它是利用道教，而不是利用佛教的农民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