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难耐，迁都洪州
南唐将都城从金陵迁至洪州，并不是在李煜手上完成的。但和李煜也有莫大的联系，这一事件会让我们对南唐国运，以及李景通父子的品格产生了深刻的思考。
迁都和新登位的赵匡胤有关，那我们看看李景通父子在这新君王面前是怎么表现的。
早在李煜登上帝位之前，李景通便削去帝号，向后周世宗柴荣称臣，改称“国主”。赵匡胤上台后，新立的大宋为平定国内大将李重进的叛乱，防止李重进和南唐勾结，改变了对南唐的方针。然而这一方针尚未贯彻，南唐统治者就把热脸贴了过来。
这可以算是李煜和他一生对手赵匡胤的第一次交锋，当时李景通尚在人世，李煜还是其内定的接班人。
南唐这次所作所为实在是令人心寒，我们看到的将不再是美酒金樽、美人如玉、歌舞升平且词美曲谐的南唐，而是一个摇摇欲坠的高楼，国家的大厦在这一刻开始坍塌。此时的南唐正如其掌权者李景通，垂垂老矣。鬓发苍白，诚惶诚恐。人老珠黄，度日如年。
赵匡胤登位当年三月便遣使赴金陵，向南唐宣谕“应天顺民，法尧禅舜”的立国诏令。并释放了三十四名投降后周的南唐将领，以示友好。李景通得诏后客气得没了限度，回礼绢两万匹及银万两；同时承认宋朝对南唐享有与后周同等的特权。
这点说来讽刺，就如千年以后的中国对外来侵略者“以帝国之物华，结彼国之欢”的市侩小人嘴脸。
李景通送完礼后，赵匡胤回应得并不热切。他为此焦躁不安，又于当年七月进贡金器五百两、银器三千两、罗纨千匹和绢五千匹，并且派礼部郎中龚慎仪朝贺，奉献乘舆和服御。
十一月，原后周扬州节度使李重进发动叛乱。因为扬州和南唐接近，所以李重进想拉拢李景通共同对付大宋，被李景通拒绝。
李景通心里害怕赵匡胤怪罪，伤了两国和气。又先后派右仆射严续向当时亲自领兵平乱的赵匡胤犒军，户部侍郎冯延鲁贡金买宴，再进金玉、鞍勒、银装和兵器。
其实李景通这一做法是夸大形势，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嫌疑。当时赵匡胤面临的是“内忧外患”的局面，江南地区兵祸连接动荡不安，而北汉与契丹又虎视眈眈。稍有不慎就会使国家陷入危难，新立的大宋岌岌可危。
从这个角度说，如果南唐和后周扬州节度使李重进合作，威逼宋朝，也未必没有胜算。再退一万步说，如果李重进兵败了，宋朝也会十分虚弱，南唐收回之前失去土地也是有很大把握的。赵匡胤即使嫉恨，但一时碍于国力，也不敢急于进攻南唐。
从军事和策略角度，李景通这种做法可称得上开门揖盗。从而大大助长了赵匡胤得陇望蜀的贪欲和以强凌弱的气焰，为南唐埋下了更深的祸根。
果然，赵匡胤在平定李重进叛乱之后，便命军队在迎銮镇长江水域演练战舰，威慑南唐。
面对宋朝水师旌旗蔽空咄咄逼人的态势，李景通深感家门口危险，他当即召集群臣商议。
这也真亏他的，李景通居然提出迁都这一大胆的设想。按他的说法：“金陵与宋朝辖境只有一江之隔，又在下流。假如赵家天子发重兵强攻，京城难保。各州节度使纵然能勤王解救国难，又怎能确保他们中间不出现乘隙窃国的当今刘裕和陈霸先？有鉴于此，朕以为尽早脱离险境，迁都洪州。据上流以制根本，方为万全之策。”
他的话语中透露更多的是对宋朝水师的惧怕，而不是国内节度使勤王不力。当时的朝臣对李景通的主张大都反对，只有枢密使此前奉命督建南都的唐镐一人极力附和：“迁都大事岂能优柔寡断！况且宫苑业已建成，如改做他用，实在可惜。江北赵氏天下不容吾朝经营金陵，时刻都在虎视眈眈。面对如此严峻形势，亦当走为上计。”
这个反对的官员则是赤裸裸地说出迁都最大的原因和目的，就他所说的四个字“走为上计”！
于是南唐中主李景通开始了浩浩荡荡的迁都之行，将皇都迁往了当时的洪州（治豫章，今江西南昌）。
笔者之所以说这是李煜和赵匡胤的第一次交锋，还是要从李煜当时所处的官位考虑。赵匡胤集结水师威慑南唐之时，李煜任的是神武都虞侯巡江使。对于赵匡胤的威慑，李煜不但没有做出必要的反击或者安定民心君心的举措；反而对这一事件表现出平淡，甚至漠然的态度。作为巡江使的他，顶着“神武都虞侯巡江使”这样大的头衔却很少身着甲胄带兵巡江，这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
这也是我们很少提到李煜当官时的作风的原因，从这一点上，我们倒是可以隐约看到他当皇帝时的影子，这对于一个国家是不幸的。对于李煜个人，如若他只是南唐王子或者高官，那他也能在国亡后独善其身。但对于一个君王，当天下者，那又是不一样的局面了。
历史终究把他推进了旋涡中，他注定要走上不平凡的帝王路。
“一岁三朝”于宋
赵匡胤爱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要把一个当不好皇帝的人当老鼠一样好好戏谑一番。抓了放，放了抓。并且又爱在洞口探着，时时给你放冷箭。要你做老鼠的寝食难安，如履薄冰。
李煜就是赵匡胤爪子底下的这样一只老鼠。
李煜刚刚登上皇位，盛大的登基大典让他心里欢畅。第一次感受到权力的威力，所有人都瞻仰他，连他心爱的妻子也仰视他。
然而屁股尚未把龙椅坐热，大宋朝的皇帝赵匡胤就不高兴了。赵匡胤不高兴了，后果很严重！
惹赵匡胤不高兴的东西简直不是东西，是一只木鸡！猫从老鼠家扒出一只木鸡，猫很不高兴，拿着耗子问罪！
事情是这样的，李煜登基那天，司仪大臣按惯例在宫门口高高竖起一根朱红的七丈长杆。杆顶立着一只黄金饰首的四尺木鸡，其口衔七尺绛幡，下承彩盘，以绛绳维系。
赵匡胤知道后大发雷霆，李煜大胆，不甘俯首称臣，居然用起了当朝天子礼仪！赵匡胤急召南唐使臣陆昭符，责问李煜为何敢袭用“金鸡消息”举行大赦？
这个陆昭符舌灿莲花，有把稻草说成黄金的本事。他跟赵匡胤解释，那只金鸡不是金鸡，而是一只怪鸟；传的不是“金鸡消息”，而是“怪鸟消息”。
赵匡胤很是满意，毕竟鸟比鸡小，这点他还是能忍受的。
这桩关于金鸡与怪鸟的笑谈传回金陵，李煜手抖了，他紧张得难以自控。当即差人备墨，面色凝重地写下《即位上宋太祖表》。完后派中书侍郎冯延鲁入宋，携金器两千两、银器两万两及纱罗绢丝三万匹入宋。
李煜亲自写就的《即位上宋太祖表》，语词恭敬、句句肺腑赛过诸葛亮的《出师表》；言辞虚心，真诚动人胜过李密的《陈情表》。
《即位上宋太祖表》此表的全文是：
臣本于诸子，实愧非才。自出胶庠，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荫育，乐日月以优游。思追巢、许之余尘，远慕夷、齐之高义。既倾恳悃，上告先君；固匪虚词，人多知者。徒以伯仲继没，次第推迁。先世谓臣克习义方，既长且嫡，俾司国事，遽易年华。及乎暂赴豫章，留居建业，正储副之位，分监抚之权，惧弗克堪，常深自励。不谓奄丁艰罚，遂玷缵承，因顾肯堂，不敢灭性。然念先世君临江表垂二十年，中间务在倦勤，将思释负。臣亡兄文献太子弘冀将从内禅，已决宿心，而世宗敦劝既深，议言因息。及陛下显膺帝，弥笃睿情，方誓子孙，仰酬临照，则臣向于脱屣，亦匪邀名。既嗣宗枋，敢忘负荷，惟坚臣节，上奉天朝。若曰稍易初心，辄萌异志，岂独不遵于祖祢，实当受谴于神明。方主一国之生灵，遐赖九天之覆焘。况陛下怀柔义广，煦妪仁深，必假清光，更逾曩日。远凭帝力，下抚旧邦，克获晏安，得从康泰。
然所虑者，吴越国邻于敝土，近似深仇，犹恐辄向封疆，或生纷扰。臣即自严部曲，终不先有侵渔，免结衅嫌，挠干旒。仍虑巧肆如簧之舌，仰成投杼之疑，曲构异端，潜行诡道。愿回鉴烛，显谕是非，庶使远臣，得安危恳。
李煜通过上表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他性喜淡泊，并无成就霸业的野心和能力。当太子做皇帝不过是因为兄长早殇，并不是他心甘情愿的。第二，南唐得有今日，全靠宋朝恩泽。如今赵匡胤登上皇位了，他会恪守做臣子的本分，也希望赵匡胤好好栽培他。第三，希望赵匡胤莫要轻信有关离间南唐和宋朝的谗言，伤了两国既定的关系，失了既得利益。
李煜继位，还特地求赵匡胤赐予南唐中主李景通谥号。赵匡胤对李煜为父亲求“谥号”的表现也颇为满意，爽快地赐予李景通“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庙号“元宗”，陵号“顺陵”。
虽然卑身屈膝地求赵匡胤赐给父亲死后的谥号，但就对自己父亲尽孝而言，李煜做的还是不错的。
李景通死之前，面对新都城浩大的工程，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心里也产生了些愧疚。也许是怕死后不安，为后人谴责，因而他嘱托：“安葬南昌，累土为坟。丧事从简，力戒奢靡，违言者非忠臣孝子。”
但李景通真实的想法，还是想回归故乡的。从迁都到洪州的第一天起，他便开始思念在金陵安逸释然的生活。
他长叹“灵槎思浩渺，老鹤忆空同”。为免触景伤神伤身，下属便用屏风遮挡他的视线，防止他远望无尽长江水哀叹。
“愿为鸿鹄兮归故乡”，李煜明白父亲是想回金陵的。洪州是客处，他不忍心将父亲尸骨留葬洪州。他下令执意将灵柩迎回金陵，以盛大礼仪下葬。
几乎与李景通病逝的同时，赵匡胤的母亲昭宪皇太后也驾鹤西去。李煜特派户部侍郎韩熙载等南唐要员，携厚礼前往汴梁吊丧；而宋朝凭吊中主李景通，只派鞍辔库使梁义携带绢三千匹资助丧葬。虽然来使身份低微，可李煜还是俯首系颈，将他作为上宾款待，处处恭顺。
这是明显不公平的，但对于一个委身宋朝当臣的南唐来说，又有什么资格说公平呢？当时宋朝使臣还以诗讽喻李煜，要他“朝宗海浪拱星辰”，“莫教雷雨损基扃”，要他安心竭诚侍奉宋朝；否则日子过得是不平静的。李煜是大才子，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又是羞愧又是气愤，但都不能发作。
李煜对于向宋朝进贡，素来都是不辞辛苦且不厌其烦的。按他自己的话说：“煜每闻朝廷出师克捷及喜庆事，必遣使犒师修贡；其大庆节，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为献；吉凶大礼，皆别修贡。”
为此，他在北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也就是他继位的第二年，一年内就相继于三月、六月和十一月纳贡三次。
而每一次的数额都是巨大惊人的，仅以六月为例，南唐一次就献金器两千两、银器一万两和锦绮绫罗一万匹。当时南唐的财政赤字已是十分严重，李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下令改铸和发行质料廉价的铁钱。以十当一，取代铜钱，这一做法是赤裸裸地掠夺百姓的财富。钱多了，东西却没有多起来。钱不值钱了，百姓困苦了——这在今人定义为“恶性通货膨胀”；同时他下令扩大税收来源，官员们纷纷巧立名目，荒谬地把鹅生的双黄蛋和柳条结絮都列入纳税范围之内。
一岁三朝于宋后，南唐社会的危机又进一步加深了。对于一个饱受屈辱的国家，可怜之处必有可哀之理。一旦软弱和妥协成为主旋律，那这样的没落也是历史的必然。
宋平荆南，遣使犒师
北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赵匡胤以“假道”为由，出师平定荆南。
赵匡胤选择荆南作为登基称帝后对外用兵的第一站，是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的。
世传赵匡胤雪夜携弟赵光义密访赵普，询问南征北伐具体策略。当时的赵普说：“南征北伐，正当其时，愿闻成算所向。”太祖说：“欲收太原。”
赵普揣度当时天下形势，北面的辽朝和盘踞山西的北汉结盟，互为犄角，与宋朝对抗；南方共有七个割据政权，分别为后蜀、南汉、南唐、吴越，以及同属十国之列的荆南，此外还有周行逢和陈洪进的两大割据政权与大宋隔长江并立。
赵普沉默良久才说：“如果北汉一举而下，则我大宋将直面契丹。攻取北汉，无异于自毁城墙。何不留着它，待削平诸国，再平北汉这一弹丸黑子之地？”
赵普这席话正中赵匡胤下怀，他当即拍板，定下统一的方略。
这个方略实际上是周世宗柴荣方略的延续，后人概括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
平定荆南揭开了宋朝迈开统一步伐的第一步，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第一，这是对“先易后难”统一方略可行性的检测，其成败将直接影响整个战略布局，是对军心和民心背向的考验；第二，宋朝控扼荆湖，在经济上属于夺得了中国中部粮仓，在军事上掌握了西上、东进和南下的主动权，像一把尖刀直插江南要害。
可以说，荆南一平，江南危矣！
宋朝在平定荆南后，赵匡胤命人在京城开大池，名曰“教船池”。挑选精壮士卒专门训练水军。这可以看做是向水军实力强大的南唐进攻的信号，南唐极有可能是赵匡胤的下一个目标。
面对着这样一场关系到南唐门户高堂和唇亡齿寒的战争，我们的李煜选择妥协退让。
宋平荆南，李煜遣使犒师。就李煜“犒赏”这点，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也基本可以赞同了。南唐的妥协和顺从让赵匡胤暂时放弃了进攻南唐的计划，转而进攻其他国家。当时作为帝王的李煜，在南唐情势衰微之时，内心是十分孤独无助的，他心心念念的妻子的身体正日益虚弱和衰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