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述——父亲梁巨川殉清自杀——中西小学堂——八国联军进北京记忆点滴——启蒙学堂与《启蒙画报》——彭翼仲与《京话日报》、《中华报》——考进顺天中学堂
问:听说梁先生的父亲梁巨川先生在辛亥革命后抱定以身殉清的宗旨,自杀而死,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您能不能谈谈这件事的始末?
答:我父亲名济,字巨川,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始在清王朝任内阁中书,后任内阁侍读。这里我想先扼要讲一讲我的家世,然后说说我父亲的为人和家教,最后再谈他殉清自杀的始末。我家祖先与元朝皇帝同宗室,姓“也先帖木耳”,蒙古族。元亡,末代皇帝顺帝偕皇室亲属逃回北方即现在的蒙古,而我们这一家没有走,留在河南汝阳,地属大梁(开封),故改汉姓梁。至第十九代梁由河南迁广西桂林居住。梁的儿子即我的曾祖父梁宝书,应乡试中举人后,又进京会试中进士,历任直隶、正定等地知县和遵化知州,此后全家便在北京住下,没有再回桂林。我的祖父梁承光在北京即顺天府应乡试中举人,后在山西离石县(当时叫永宁州)做官。我父亲走的也是这条路,只不过没有做地方官吏,而在内阁任职,官衔从七品做到四品,并不是什么大官。我的外祖父也是进士出身而做官的。祖母、母亲都能诗文。所以说我出身仕宦之家,也算是书香门第,是不错的。我父亲的自杀,是离不开我家几代在清王朝做官这个背景的。
说到种族血统,自元亡以后经过明清两代,历时五百余年,不但旁人早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自家人如不是有家谱记载,也无从知道了。但几百年来与汉族通婚,不断融合两种不同的血统,自然是具有中间性的气质的。再说我家由中国北方而南方,又由南方而北方,我祖母、母亲系统亦如此,其后代亦难免兼有南北方人的两种素质和禀赋,亦赋有一种中间性的。我所分析的这种中间性,至少与父亲和我这两代人的气质、秉性是相关的。我父亲的自杀与这种秉性的形成也是有关的。
我父亲天资不高,但秉性笃实。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为别人最不可及之处,是意趣超俗,满腔热忱,一身侠骨,不肯随俗浮沉。因其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其具有豪情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重视学问,古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亲一副心肠。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最大者,就在这里。
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兄妹共四人,我排行第二。父亲对我们是宽大和慈祥的,尤其对我。儿时记忆,大哥挨父亲的打,仅有几次,被厉声训斥的事很少;而我则一次挨打的事也没有发生过。我小时候既呆笨,又执拗,应属“该打”之列,但父亲却对我绝少正言厉色的教训。父亲对我的教育,与其说是教训,毋宁说是提醒和暗示。我儿时完全没有感觉到来自严父的一种精神上的压力和威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待儿童或少年。
有这么一件印象极深的小事。大约在我八九岁时,我自己积蓄得一小串钱(用麻线贯串之铜钱),常挂在身边玩。有一天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家人吵闹,终不可得。隔天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心知是我自己遗忘。他不斥责,亦不喊我来看,却铺纸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说他有一小儿自己将钱挂在树上,却到处寻问,吵闹不休。如此糊涂,真不应该。写完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跑去一探即得,随后不禁自愧,追悔自己的举动。
这桩事很能说明父亲对我的管教方法。在我七八岁至十二三岁之间,我所受父亲的教诲,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听他讲戏。父亲平日喜欢看戏,常以戏中的故事、人物讲给儿女们听;孩子们也常随他去看戏,但大都似懂非懂。再是同他上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借此练习经理事务,懂得社会人情。三是经常听他对我们生活和做人的告诫。例如关于清洁卫生及如何照料身体,如何尊长爱幼等事,他都极为耐心而细致地嘱告我们。到我十四岁以后,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诸行事。父亲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不同意的,也只是让我知道他不同意而已,却从不加以干涉或制止。当我十七岁和十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而与他见解相左之事(如我加入京津同盟会,参加辛亥年革命党的活动),他仍不加干涉。就在父亲的这种不干涉之中,我自以为是,自以为非,逐渐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成就了我一生的自学,自进,自强。
我出生于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其时,我父亲已经三十七岁。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震动了清王朝的若干有识之士,起而加紧进行维新变法。我父亲是支持维新变法的,他当时草拟的奏折,表明他主张维新,进行改良。不同于康、梁的,是他主张从教化百姓入手,由官到民,一步步进行。其大前提当然是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他的这种维新改良的主张,反映在对儿女的教育上,便是舍弃传统的四书五经,学做八股文之类,而让我们去学ABCD,读一些传播近代新知识的书。康、梁变法失败之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以致我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夕也放弃宪政主张,投身革命,加入了京津同盟会。
面对清王朝的覆灭,父亲是无可奈何的。他在家中曾规劝我不要参加那些激烈的革命行动,但仅仅是规劝,而并不禁止。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登台表演,北洋军阀的各类人物像走马灯似的,我父亲均不以为然。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辫子兵进京复辟,我父亲曾不具名地给张勋写信,希望他成功后实行“虚君共和”的主张。张勋是打着“忠君”旗号的,当时北京城里清王朝的大小臣民一时都从失望中振作起来。我父亲原以为张勋敢这样做,是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没想到事败后张勋即惶惶然躲进荷兰使馆,以保全自己的性命。我父亲对这类举动历来深恶,自此,他常流露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要以身殉道,感召后人的意向。家人只当牢骚话听听而已,谁也没有在意。
民国七年(1918年)旧历十月十日是我父亲六十寿辰,家人早半个多月就张罗着给他做寿。他在这期间,于9月21日悄悄写下《敬告世人书》,而后又写下遗书多封,家人均不知道。当时我们家居崇文门外花市,父亲为写这些遗文,避免家人觉察,住到儿女亲家彭翼仲先生家中。彭是我父亲的挚友,其时在北京主办《京话日报》,家住北京西城积水潭畔。我父亲在六十寿辰前三天的凌晨,一人出门,在积水潭投水而死。
问:当时社会上有何反响?
答:第二天《京话日报》首先刊登我父亲自杀的消息,并全文发表《敬告世人书》等遗文,随后各报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对我父亲之死,大致有两类意见:一是赞扬,当时有副对联,上联是“忠于清所以忠于世”,下联是“惜吾道不敢惜吾身”,就代表了这种看法;一是批判,认为既是殉清,当然是逆潮流而动,很不足道。《新青年》杂志曾专门就我父亲之死展开讨论,陈独秀、陶孟和、李大钊、胡适等都写过文章,均持批判的态度。但亦间杂有一种看法,认为殉清不足取,但以身殉道的精神,不应全盘否定,意即“道”可以不同,献身都是共同的。
问:您自己持何种看法?
答:我也曾写了文章。我当时的想法和看法是复杂的。作为父子,他突然以这种方式死去,我首先是痛苦不已。对清王朝的灭亡和革命党的胜利,我同父亲的态度并不一致,但彼此一直相安无事。再说,我父亲主张维新,对新学持开明的态度,且为人忠厚笃实,包括他以身殉道的意念和决心,我心里也是敬佩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赞同父亲所坚信不移并为之献出生命的那个“道”。
问:梁先生,您小时候除了家教之外,都进过一些什么学校?
答:我六岁在家开蒙读书,请了一位姓孟的先生,从《三字经》、《百家姓》入手。还未念到四书五经,赶上光绪帝变法维新,停科举,废八股,都是父亲极力赞成的。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早在光绪十年四月初六,我父亲就在日记《论读书次第缓急》中写道:“……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的名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根据父亲的一贯主张,又宣告废止了科举八股,便让我读完《三字经》之类的启蒙课本之后,不再读四书五经了,其时又没有学校可上,便找到一本四字一句、朗朗上口的《地球韵言》的书。记不清是哪里出版的了,总之是什么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全书押韵,小学生念起来铿锵有声,便于记忆,这恐怕是我国最早的一本世界政治兼地理的儿童教科书了。父亲的这一做法,是当时北京同类家庭中所做不到的。
次年,我七岁。北京有了第一个“洋学堂”,即新派人物福建人陈创办的“中西小学堂”。父亲便立即把我送了进去。陈把自己住宅的前院辟为教室,收了二三十名学生,地点在宣武门棉花胡同。所谓“中西小学堂”,“中”是指读中文,“西”是指读英文ABCD。这在当时,读的人觉得新鲜,连左右邻舍的平民百姓也对这些小学生另眼相看,十分稀奇。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一年多,很有味道,可惜闹义和团,八国联军进了城,学校被迫关门,我也因此休学。
问:八国联军进北京,距今已有八十六年了,能亲自耳闻目睹这一历史事件者如今已为数极少。梁先生对这一重大事件尚能记忆否?
答:当时我已八岁,还能记得一些事情。有的是当时听家里大人说的,比如,义和团杀了德国公使和日本书记官,当时把这根导火线说成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主要原因。八国联军进北京后,把北京城分成八个区域,一个国家管一个地区,凡德国和日本管辖的地区,中国老百姓受害最深,因为他们极力报复;又比如,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住进紫禁城,会说外国话的妓女赛金花陪住,她还骑着高头大马在东西长安街上行走,大人都骂她是“不要脸的东西”……这些都是当时亲耳所闻。还有西太后偕光绪皇帝逃离北京,消息震动全城。“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在当时一般人的脑子里还是根深蒂固的。记得这一消息传到我家中的时候,全家上下都哑然失色,不思饮食,连小孩子也得规规矩矩,不许像平时那样蹦蹦跳跳了。后来又听说庆亲王、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值得一提的是辜鸿铭,他是谈判的翻译,精通多种外国语。听大人们说,他的后台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刘、张在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后,便提出“东南自保”,以示抗衡。辜鸿铭一面参加谈判工作,一面与张、刘电报联络。我知道辜鸿铭的名字,便是在庚子年,大人们几乎天天在饭桌上谈到他。
还有一件事是我亲自经历的。当时我家居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属美国人管辖范围。相比之下,他们对中国老百姓的压迫要稍好于德、日。但整个北京城都在外国侵略者的统治下,外边风声鹤唳,老百姓终日惶惶,都不敢轻易外出。我家也大门紧闭,足不出户。因为年纪小,这种坐牢般的日子,印象极深。有一天,忽然大门被敲得嘭嘭直响,进来几个外国兵,还有一位中国翻译。他们气势汹汹地在家里搜了一通,没有查出什么,偏偏在我的房间里,砸坏了我的儿童玩具枪和剑,使我十分伤心。然后盘问我的父亲,像查户口似的,最后命令:“不许外人留宿,违者受罚。”走到大门口,又指着大门两侧的脏土杂物厉声厉色地说:“这里太脏了,你们要天天清扫。”说完扬长而去,全家这才松了口气。父亲回到屋里一屁股坐进太师椅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问:八国联军退出北京后,梁先生又继续去中西小学堂上学了吗?
答:没有。我九岁那年即1901年,转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十岁,改入启蒙学堂,读了两年。后来一年多,又改在家里读,是集合了几家亲戚的儿童,请了一位奉天的刘(讷)先生教的。我小学的最后一年,又进了江苏旅京同乡会所办的江苏小学堂。
因此,我的小学时代前后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这种求学不得安稳地顺序前进,是与当时社会之不安、学制之无定有关系的。值得一提的是启蒙学堂。它采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科书,有英文,特别是招收女生,男女同校同班,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这座学校的创办人,便是与我父亲有金兰之交、又是儿女亲家的彭翼仲先生。
彭翼仲名诒孙,苏州人,在北京长大。彭家祖上中过状元,当过宰相,是名门望族世家。彭翼仲思想开明,勇侠豪爽,体魄健壮。他目睹帝国主义侵略,国家危难,毅然放弃了世代相沿的仕宦生活,而办报纸,开民智,图自强,提倡维新变革。1902年,他在北京创办了第一家报纸《启蒙画报》——严格说,是中国人办的第一家。在1901年,日本人已在北京创办了《顺天时报》。广东人朱淇所办的《北京日报》为第二家。启蒙学堂是彭翼仲创办的另一项事业,校址与报社、印刷厂在一起,在今北京琉璃厂之北。记得小学生们课间常窜到印刷厂看印刷工人排版。因为是开创性的事业,中国人不会,排字工人的头头就雇请了日本人担任。
问:彭翼仲先生当时办了几种报纸?情况如何?
答:彭先生当时办了三种报纸。我受益最多的是《启蒙画报》;影响于北方社会最大的是《京话日报》;使他自身得祸的是《中华报》。
《启蒙画报》最先出版,主要读者是十岁左右的儿童。主要内容有科学常识,如天文、地理、博物、格致(即理化)、算术等;其次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如司马光、范仲淹,以至外国之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等人的故事;再则如《伊索寓言》一类的寓言童话、民间故事。全部白话文,配有图画。插图多为永清刘炳堂先生所绘。刘先生没有学过西洋画,但他自得西洋画写实之妙,所画西洋人惟妙惟肖,着墨不多而形象逼真。《启蒙画报》前后出版两年,我们启蒙学堂的学生是第一批读者,天天读,一期也不漏。我个人从那里不但得到了许多常识,而且启发了我的智力,使我懂得许多道理,一直影响到我的后来。《启蒙画报》原是日刊,不久即改成旬刊(每期30多页),而另出四开日报,就是《京话日报》。《京话日报》内容主要是新闻和论说(即评论、杂谈之类)。北京社会新闻占三分之二,头版为“紧要新闻”,包括国际国内大事,约占三分之一。论说多是指责社会病痛,鼓吹某种主张或社会运动,有的放矢,而无敷衍空洞之词。报纸全是京味白话,识字者能看懂,不识字者能听懂,主要阅读对象是平民百姓,连初识文字的少年儿童也能读通。
但当时社会风气未开,一般人无看报习惯,定价虽低廉,订阅者却甚少。因此开办后从购置厂房设备到经常性的费用,只一二年,彭家产业已赔垫干净,还负了许多债。年关时节,债主催逼,家人怨尤,彭公忧烦之极,几乎上吊自缢。我的父亲全力支持,也把财物赔送在内。从当时我父亲的日记和银钱摺据上的批注中,可见他与彭公志同道合。他由积年对社会腐败之不满,加之庚子事变中亲见全国上下愚昧无知,不明世界大势,几乎召取亡国大祸。他为此而激动,决心开发民智,倾家荡产,在所不顾。
不料这一面临倒闭的事业,到了第三年竟亨通发达起来。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报纸一连报道和鼓吹了几件牵动民心的事情,反响强烈,打开了局面,订户骤增。我记得印象较深的有这样几件事:一是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地界)有个外国兵,他坐了人力车不但不给钱,反把车夫打伤。《京话日报》一面在新闻栏详记其事,一面连日论说,提出要惩办这个士兵,要赔偿损失,并号召所有人力车夫联合起来,如果事情不了,以后遇见某国士兵便不给车子乘坐。事为某国主事军官所闻,派人来报馆查询,要那被打的车夫前去对质。车夫胆小不敢去。彭先生即亲自送他去。这军官居然惩戒了那士兵,赔偿了车夫的损失。此事公诸报端,轰动北京,报纸销额大增。还有一次是美国禁止华工入境,并苛待在美华工,《京话日报》登文揭露了此事,并提出掀起抵制美货运动。我记得连小学生们也在通衢闹市散发传单,调查美货。此事扩延数月之久,人心振奋,报纸的声望随之提高了。在这之前,《京话日报》就发动过一次反对英属非洲虐待华工的运动,但不及这次热烈。而最大的一次运动还是“国民捐”运动。这是由《京话日报》率先论说,引起读者来稿来函讨论,酝酿颇久而后发动的。大致内容是为庚子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分年偿付的事,认为为期越久,本息累积越大,国民负担越重,不如全体国民一次付出。以全国人口四亿余人计算,刚好每人一两,便可成功。这与后来民国初年,南京留守黄克强(兴)先生所倡之“爱国捐”大致相似。其时《京话日报》销路已广,报纸的言论主张屡获社会拥护。这个大题目一出来,自然波及每个读者身上,一传十,十传百,影响之大真是空前。当时自皇室亲王,文武大臣至工商百业,车夫小贩、妇女儿童,都纷纷响应。后因彭先生获罪,发配新疆,报纸停刊,此事乃被中断。但至辛亥革命时,在大清银行尚有“国民捐”九十万两款项存着,计算捐款人数,当在几百万人以上。
《京话日报》的影响和销售由此不断扩大,从北京到北方各省,东至奉天、黑龙江,西至陕西、甘肃,还惊动了清廷。西太后和光绪帝都遣内侍传旨下来,要看《京话日报》。报纸刊头因此增加了“两宫御览”的字样,按期送进宫去。社会上的热心人士,自动帮忙,或购买报纸沿街张贴,或出资设立“阅报所”、“讲报处”之类。连当时颇有名气的被称为“醉郭”的说书老艺人,也曾一度专门说讲《京话日报》,向不识字的老百姓广为宣传。谁能料到,好景不长。彭翼仲先生后来因办《中华报》而闯祸蒙难了。
问:《中华报》因什么事而闯祸,使彭翼仲获罪蒙难?
答:《中华报》是彭先生最后出版的报纸,是在《启蒙画报》停刊后才出的,与《京话日报》同时发行。《中华报》在版式上不是单张,而是成册的。内容以政论为主,文体是文言文,读者对象是上层社会人士。
讲到如何闯祸,还得多说几句。康梁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囚禁,行动失去自由。但逃亡日本的康有为仍想与皇上取得联络,头几年不敢,时间久了,便跃跃欲试。大概是1903年或1904年吧,康有为自日本委派吴道明、范履祥二人秘密回国,四处活动,想与光绪皇帝取得联系。不料事泄,吴、范二人在天津被北洋大臣兼直隶都督袁世凯的营务处(相当于军法处)逮捕,并被秘密处死。彭先生本人是爱国维新人士,却并无革命思想。但《中华报》的主笔杭辛斋(名慎修,浙江海宁人,彭的妹婿)是革命党人,他有愤于清廷和袁世凯的作为,便在《中华报》上揭露了袁秘密处死吴、范的消息。袁大怒,立即自天津致电北京的巡警部(是六部以外新设的一个部,后改民政部,尚书为徐世昌)予以查处。于是,彭、杭二人均被逮捕,并以“妄论朝政,附和匪党”的罪名,判处彭翼仲发配新疆,监禁十年;杭辛斋递解原籍,交地方官管束。《京话日报》与《中华报》同时被查封。一直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彭翼仲才返回北京,《京话日报》重新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