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一时的晋商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朵耀眼的奇葩，然而，晋商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屡经战乱，饱受考验。在每次战乱中都经受了很大的冲击，但晋商并没有因此而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战乱纷飞中晋商们依然张弛有度，不放弃任何一次能重生的机会。
大清道光二十二年（1843年），在皑皑白雪中，名扬四海的大掌柜雷履泰的马车离开小南街的宅院，碾过静寂的街道，到日升昌去，那一年他73岁。这位老人在舒适的马车中享受着票号成功带给他的财富、地位和声望。晌午时分，雷履泰的马车驶进了日升昌的后院，浩浩荡荡的雇员在院里依次排开，迎接这位大掌柜的到来，他们的眼中闪烁的是恭敬和崇拜。
谁能想到在道光二十二年的那个冬天，在雷履泰的马车碾过平遥城中那条狭窄的街巷的同时，在广西桂平县的小村庄中一个叫洪秀全的私塾先生正在家中苦读四书五经，正在摩拳擦掌地为走向仕途三心二意地做着准备。他之所以没有全心全意准备这次考试，是因为此时在他的心中来自西方的上帝与耶稣正在和东方的圣人孔子做着一番殊死较量。最终，当他第二次科举考试失败后，圣人孔子终于寡不敌众在较量中惨败而退。从那时起他就宣称一定要打倒顽腐的旧制度，开辟一片人人平等与上帝齐肩的新制度。
直到有一天，山西票号或者说整个的传统金融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到一次沉沉的重击，因为下层的农民、矿工、搬运工、私塾的老师等不满现状，雄心勃勃的“洪秀全”们，武装反抗清政府的起义打响了。他们揭竿而起后需要大批的兵马粮草，需要吃穿用度、军需筹备，这些要从何而来？因此，他们打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吾以天下富食为库”。
至此，太平天国起义把经济繁荣、市场广阔的南方富庶之地彻底破坏了，这严重阻碍了晋商的发展，使其损失惨重。一则晋商相当一部分人是做贸易的，他们从南方贩卖茶叶、丝绸等远销俄罗斯、蒙古甚至欧洲市场，战争一起，一大部分的南方货源就中断了，运输也遇到了困难，这是晋商发展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再者晋商票号采用北存南放的经营模式，即晋商的绝大部分存款存在北方的票号里，而发展南方的产业需要巨大的资金，于是晋商就把北方票号收到的存款，往南方发出去、贷出去，支持南方的经济发展，可是战争打起来以后，这些发出去的钱就等于是打了水漂，晋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众所周知，战争对票号最致命的影响是商路、汇路的断绝。安徽巡抚李嘉端形容长江水道当时的情况用了这样的话：“下游销路未通，而上游之来源已竭”。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甚至因为“外地商贾皆携货以归”而变得民穷财尽。这种局面使得各家票号处于无生意可做，有生意又不敢做的窘况。
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山西各家票号在得知太平军即将攻占南京的消息时，一齐向北京的分号发出了撤庄的命令，而这项命令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这年二月初十，稳居宫中的咸丰帝在一天之内接到两个坏消息，一是太平军攻陷六朝古都南京，二是京城所有商号几乎全部歇业。南京失守固然对清政府的打击很重，但京城的商业危机相比起来似乎更为紧迫，所有店铺的歇业不仅使繁华的京城一夕之间变得死气沉沉，而且城中一下子多了几万名失去生计的百姓，有钱无处花的窘况更使得人心惶惶。
谁能想到造成北京城混乱局面的最直接源头就是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钱铺、账庄同时收缩资本，只收不放呢。由于无法周转金银致使许多商户无法正常营业，一时间大部分商户陷入停业状态，后来军机大臣山西人祁隽藻向皇帝解释说，平时京师的资金调度全凭票号负责，账局负责资金接济，但战局恶化之后，不少拥有雄厚资本的山西商人纷纷报官歇业，携资数千万出京，致使汇兑不通、市场萧条，而其他商号也告贷无门。
闻此情况，皇帝急了，他用半强迫的方式挽留住了一批匆忙离去的山西商人，却也没法缓解大清国内无粮饷、外无精兵的局面。当时清政府财政十分紧张，维持前线的军饷、粮饷都很困难，于是京城中一些官员替皇帝想到了一个解决僵局的办法，那就是把眼光瞄向市场萧条中的山西商人鼓囊囊的钱袋。
咸丰三年十月，朝廷明颁旨意命令山西的总督巡抚劝令商人捐送军饷，这种强迫性的手段，即使山西商人十万分不乐意，恐怕也是皇命难违了。可惜的是山西商人捐出的半壁家业仍没有挽留住咸丰帝，急火攻心，内外交困下，大清的皇帝如同摇摇欲坠的落叶飘然而下。
在熬过了太平天国初期的战乱之后，晋商们终于看到了重生的希望。朝廷取消了票号不能承揽官方银两汇兑的禁令，同意各省、各海关上缴中央财政的税收京饷可以由山西票号汇兑，当时各地上缴的京饷每年都超过四千万两，汇兑如此数目的银两对山西商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发财的良机。
同治元年（1862年），朝廷一再下文向广东这个欠饷大户催债，上面逼得急，又无银可解，广东省的官员不得不来找山西票号想办法。志诚信是山西票号中重要的一家，它的总号就设在太谷城的南大街上。志诚信广东分号以前就曾多次借钱给广东巡抚衙门，所以这次广东的官员又求到它的门下。这一次志诚信的大掌柜很爽快地答应了广东官员的请求，但有一个小小的条件，精明的山西商人不仅看到了广东省的财政困难而且也看到了大清朝的难处，他们决定利用这样的机会迫使朝廷放弃顽固不化的笨办法。
当时的志诚信票号提出了因为在广东的现钱有限，先借他们一张汇票到北京去兑付。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广东一地，许多欠饷的省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从那时起，一些封疆大吏、高官大员都开始为票号汇兑京饷找理由、想办法、铺路子。多方面的压力迫使朝廷终于同意了各督抚的请求：奏准京饷案内，行令设法汇兑，总期妥速。
然而，清政府万万没有想到，此例一开，立马演变成了不可收拾的局势，其他偏远省份也因为运饷困难，纷纷仿效广东的做法，托付山西票号向京师汇解公款。同治二年（1862年）十二月，湖南就将京饷银五万两交付给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蔚泰厚、新泰厚票号汇兑；四川的四万两工程银，也以战乱的借口交给山西商人开办的元丰玖票号汇兑。此后，大量的京饷不断由山西人汇兑到北京。
有人说，山西商人眼光极为精准，每次都能抓住不可多得的机会，再加上资本雄厚，能够满足清政府需要，从此晋商们可以大大方方地承接官款。这以后，除了饷银，其他一些地方政府之间的经费往来，也开始合理合法地交山西票号汇兑或存储。
从此，山西票号又迎来一轮快速发展的鼎盛时期，大批官款的汇兑为票商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凤凰涅槃，终于在战火中浴火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