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夫的小说《堵车》、《孕妇》等，写出了底层人生活中的人性美与人情美，而《上边》、《五张犁》则对底层人的内心世界有着深刻而细腻的探索与表现。王祥夫最近的小说中，关注的是当下社会的精神状况，而这又集中表现为对道德的脆弱性的关注。在《驶向北斗东路》中，一个出租车司机捡到了十万元钱，他既想归还失主，又想据为己有，在内心的矛盾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小说通过一幕幕富于戏剧色彩的转折，写出了我们社会当前的道德状况。在《寻死无门》中，一个得了肝癌的下岗职工，在去世前为了给妻儿留下一笔钱，想尽了种种办法，先是想卖肾，后又想撞汽车以获得巨额赔偿，作者在他一次次寻死的冲动与求生本能的挣扎中，写出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无奈，以及底层人在被极端剥夺之后在精神与道德上的困窘状态。《我本善良》也是一篇关注普通人道德状况的小说，在这个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故事的核心是要不要“救人”的问题。王祥夫的卓异之处，在于他抓住了否应该“救人”这一核心问题，在浮世绘式的世象描绘中，以一种戏剧性的情节推进，展现出了当前中国社会复杂的道德状况，这同时也是他的拷问与反思。王祥夫将对底层的关注与思考，与叙述的灵动与自然，以及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细腻描绘结合起来，继承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世情小说”的传统，在艺术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是在2004年引起广泛影响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底层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引入了阶级矛盾的话题，却具有强有力的艺术效果，这个小说细致刻画了存在于踏勘队和两个挑夫间的紧张关系：城里的科技踏勘队来到马嘶岭勘查金矿，是为了给地方造福。然而踏勘队勘测到的金矿极可能被少数权势者霸占，九财叔等普通农民除了出苦力、当挑夫，根本得不到丝毫的好处，在他们眼中这些人不过是高高在上的雇佣者。科考队员对挑夫的粗暴态度以及他们富有的生活方式，一再刺激挑夫们渴求金钱的心灵，因此酿成了最后的悲剧：他们杀死了科考队员。这篇小说涉及了三重矛盾：一个是阶级矛盾，贫富之间的差异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最终酿成了血案；另一个是城乡矛盾，城市里的科考队员与农民们处于不同的位置，所思所想有很大的差异；最后一个是“启蒙主义”的失败，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互不理解的隔膜。正是这三重矛盾的交错，使小说悲剧性的刻画有着震撼人心的力度，而阶级矛盾的重提，在今天的中国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他的另一篇小说《太平狗》以民工程大种和他的一条名位“太平”的狗在城市里悲惨遭遇为主线，呈现出一幅发生在城市里的阶级图景，虽然在苦难上过于着力，却将当今社会底层的惨烈体验淋漓地展现了出来。陈应松的小说在写实中融入了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的一些因素，这构成了他艺术上的重要特色。
刘继明早先以写作“文化关怀小说”著称，其小说带有鲜明的先锋性与探索性，然而伴随着《我们如何叙述底层？》等理论思考，他的小说也开始转向现实社会，对底层的深切关怀不仅改变了他的小说风格，也使他的思考更加开阔、深远。刘继明的小说中，引人注目的有《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短篇二题·茶鸡蛋》等。《放声歌唱》在写农民进城打工的艰苦境况的同时，也写了“跳丧鼓”这一民间歌舞的衰落，这表现了农民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也失去了主体性，对这一现状的揭示，使小说具备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发现。《我们夫妇之间》描写了一对下岗夫妻的生活困境，小说细致地描摹了在生活压力下正常伦理的崩溃，最后妻子成了一个卖淫的女子，而丈夫则往来接送或为妻子“拉皮条”。故事虽然平常，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0多年来我们社会和伦理的变化，小说以细致的步骤为我们展现了转折的过程，令人触目惊心。刘继明近期小说描绘的多是普通人的生活，他能在思想的观照与历史的勾连中挖掘出深意，小说在叙事的推进上存在一些问题，但结尾总能给人以警醒。
罗伟章的代表作品有《变脸》、《我们能够拯救谁》、《大嫂谣》、《我们的路》、《我们的成长》等。这些小说写底层与苦难，但并没有陷入到城乡、贫富等简单的二元对立之中，而试图以一种更加复杂的视角来把握现实的丰富性。在《变脸》中，陈太学是一个小包工头，面对城市里更大的“头儿”，他献媚、送礼，而面对同样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兄弟，他却克扣工资、拖账赖账，小说并没有对他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刻画出了他生活的复杂性和内心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正是小包工头在城乡之间尴尬的写照，也是时代的精神“症候”。《我们的路》则描写了两个打工青年的命运，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在城乡之间无所归属的状态，城市无法安身，而“故乡”已经回不去了，他们只好不断从城里逃归乡下，又从乡下逃到城里。罗伟章大部分小说的叙事主人公都是边缘知识分子，他是从农村来的，但又不能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从他的角度去观察，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这样的叙事者既参与故事，又不断反思，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在这些作家之外，有一些作家也创作了一些以底层生活为描述对象的作品，使底层文学更加丰富多彩，如刘庆邦的《神木》、《卧底》，贾平凹的《高兴》，迟子建的《牛虻子的春天》、《起舞》，范小青的《父亲还在渔隐街》、魏微的《李生记》、马秋芬的《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周昌义的《江湖往事》，李锐的《太平风物》，楚荷的《苦楝树》与《工厂工会》，孙慧芬的“歇马山庄”系列等，而一些青年作家，如张楚、葛亮、鲁敏、陈集益、鬼金、海飞、李铁等人，也以不同的角度与艺术方式关注“底层”，显示出了这一思潮的生命力及其艺术光谱的广泛性。
3、批评“底层文学”的三个角度
在关于“底层文学”的论争中，也有人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主要是知识分子能否为“底层”代言的问题，底层文学是否“抢占道德制高点”的问题，底层文学只有社会学意义而缺乏“文学性”问题，也值得进一步展开。
作家能否代表底层发言？这是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我们先来谈“代言”，如果极端地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为另一个人“代言”，甚至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为自己代言，因为一个人不同场合想说的不同，不同的时间想说的也不同，甚至想说的和表达出来的也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人”死了，作为“主体”的“我”不是统一的、透明的、完整的，而是充满了裂隙，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人作为一个存在或社会存在，也是相对统一、透明、完整的，这就是“我”不同于“他者”的理由，所以“我”的发言在一定程度或一定意义上是能够代表“我”的；而且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必然会受到其自身的阶层、种族、国家、性别等方面的影响，他的发言——在意识、潜意识或无意识中——也必然带有自身阶层、种族、国家、性别的痕迹，这就是“代言”可能存在的理由。作家与知识分子能否代表底层发言？我想可以做以下的分析：首先，作家与知识分子当然不能完全代表底层发言，他们之间有诸多差异，这已有不少人说过了；其次，尽管这样，作家与知识分子对底层苦难的关注与表现仍是值得尊重的，至少比对底层漠不关心或持一种蔑视的态度要强；再次，我们希望“底层”直接发言，但底层的发言也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他们可能只会注意到底层的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与表面利益，而无法关注到“底层”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而作家或知识分子的“超越性”，则有可能使他们做到这些。所以我觉得作家与知识分子的“代言”和底层的发言应该互相补充，形成一种关注底层的风气。
关于“底层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来讨论：一、作家是否以个人僵化的道德理想来要求他人，是否因此伤害了作品艺术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如果是的话，那么这样的创作方式无疑是应该否定的；二、道德生活能否作为文学的题材，能否成为文学表现和思考的对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应该是可以的，道德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表现呢？三、作家关注底层是否就表示他道德高尚呢？作家关注底层苦难，并不必然表示他道德高尚，这还要看他在创作时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与世界观，如果他对底层的苦难是玩弄或漠不关心的，那么谈不上高尚。如果他抱有真切的同情与强烈的爱憎，那么则是值得尊重的。现在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有道德感的作家在文坛反而是受到歧视的。那么，不关注底层是否就表示作家道德不高尚呢？在今天的中国，创作题材是自由的，每一个作家都有选择题材的自主性，为这是一种进步，说作家的社会责任就是写出好作品也没有错，但在这里，我觉得将作家的职业道德与社会道德割裂开来了，同时也将艺术与道德对立起来了，如果能统一起来岂不更好，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加缪这样的作家一样。如果不能统一，坚持艺术性的作家是值得尊敬的，比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同样有道德感的作家也是值得尊敬的，比如斯坦贝克、福克纳等。
“道德”之所以成为一个话题，与中国文学一直有泛道德化的倾向有关。1980年代以来，“纯文学”思潮对泛道德化有所纠正，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米兰·昆德拉关于“道德审判的无限期延宕”的观点，他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说：“架空道德审判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是它的道德。这道德与那种从一开始就没完没了地审判，对所有人全都审判，不分青红皂白地先审判了再说的难以根除的人类实践是泾渭分明的。这一道德的审判的随意性应用从小说的智慧来看是最可憎的愚蠢，是流毒最大的恶。这并不是说小说家绝对地否认道德审判的合法性，他只是把它推到了小说之外的领域。”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在“架空道德审判”的思维方式下，回避了对道德问题的关注，似乎文学就不应该关心道德，越不道德，“文学性”就会越高，甚至道德也成了题材的禁区，这就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从一种解放性的思想变成了一种压抑的机制。
在19世纪，我们看到“上帝死了”所象征的绝对道德的崩溃，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作品正是在这一精神困境中的挣扎，在20世纪，我们在伯格曼、小津安二郎等大师的电影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旧道德和新道德的痛苦选择与探索，而在我们中国，从坚守“三纲五常”到“目无纲纪”，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道德标准的剧变可谓“五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今天道德标准的紊乱大概也是空前绝后的，而这些尚未得到作家的足够关注，似乎也很少有人为此感到内心的痛苦，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但需要强调的是，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僵化的道德标准，而是对这一历史与现状的关注与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之上道德生活的重建，这对中国与中国文学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从最基本的共识开始，只有从这里出发，才有可能重建我们的道德准则与核心价值观，而以关注人的心灵为己任的文学，应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先锋作用与独特价值，起码应该正视与关注，而不是一味地逃避。
关于底层文学的社会意义及文学价值，涉及到对“文学性”的理解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其实是个一直没有讨论清楚的问题，可能也需要做历史的而不是“本质主义”的理解。而这种对“文学”理解的变化每次都会给文学带来革命性的转变，在梁启超之前，小说、戏曲不算文学或者被看作低一等的文学，在胡适、陈独秀之前，白话文不算“文学”而只是引车卖浆之流所用的语言，80年代以来，在“先锋文学”的视野中，“现实主义”作品不是文学或“纯文学”，在文体上，像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在整个80年代影响很大，也不被看作是文学或“纯文学”，。现在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拓宽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反思何为“文学性”，而不仅仅是题材或主题上的意义，这就是它的解放性的作用，它打破了我们固定的对于“文学”的理解，把一些以前不被认为是文学的内容或写作方法，也重新纳入到文学的视野之中，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