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不在的日子我当然在外面撒野，可是妹妹小青不。她成天待在铁匠铺子里头，看那些铁匠为工地上锻打铁锹。对于妹妹来说，铺子里的一切真是太美妙了，那些乌黑的铁块被烧成了橙红色，明亮而又剔透，仿佛铁块是一只透明的容器，里面注满了神秘的液汁。而铁锤击打在上面的时候就更迷人了，伴随着“当”的一声，艳丽的铁屑就像菊花那样绽放开来，开了一屋子，而说没有就没有了。铺子里充满了悦耳的金属声，那些铁块在悦耳的金属声中延展开来，变成了人所渴望的形状。我猜想妹妹一定是被铁块里神秘的液汁迷惑了，后来的事态证明了这一点。她趁铁匠把刚出炉的铁块放在铁砧上离去的时候，走上去伸出了她的小手。小青想把心爱的铁块捧在自己的手上。妹妹小青等待这个时刻一定等了很久了。妹妹没有尖叫。事实上，妹妹几乎在捧起铁块的同时就已经晕倒了。她那双小手顿时就改变了模样。妹妹的手上没有鲜血淋漓，相反，伤口刚一出现就好像结了一层白色的痂。
妹妹是在父亲的怀里醒过来的，刚一醒来父亲就把妹妹放下了。父亲走到门口，从门后拿了起母亲的捣衣棒。父亲对着我的屁股下起了毒手。要不是母亲回来，我也许会死在父亲的棒下。父亲当时的心情我是在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才体会到的。那一次我骑自行车带女儿去夫子庙，走到三山街的时候，女儿的左脚夹在了车轮里，擦掉了指甲大小的一块皮，我在无限心疼之中居然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就在抽嘴巴的刹那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愣在了大街上。女儿拉住我的手，问我为什么这样。我能说什么。我还能说什么？
妹妹的手废了。这个自尊心极强的小姑娘从此便把她的小手放在了口袋里，而妹妹也就更沉默了。手成了妹妹的禁忌，她把这种禁忌放在了上衣的口袋，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但妹妹的幻想一刻也没有停息过，一到过年妹妹就问我的母亲：
“我的手明年会好吗？”母亲说：“会的，你的手明年一定会好。”妹妹记住了这个承诺。春节过后妹妹用三百六十五天的时间盼来了第二年的除夕。除夕之夜在年夜饭前妹妹把她的双手放在桌面上，突然说：“我的手明年会好的吧？”母亲没有说不，却再也没有许愿。她的沉默在除夕之夜显得如此残酷，而父亲的更是。
第二年如愿的是村北盐碱地里的蒲苇。开春之后那些青青的麦苗一拨一拨全死光了，取而代之的还是蒲苇。这一年的蒲苇长得真是疯狂。清明过后，那块盐碱地重又泡进了水里，而蒲苇们不像是从水里钻出来的，它们从天而降，茂密、丰饶、油亮，像精心培育的一样。盛夏来临的时候那些蒲苇已经彻底长成了，狭窄的叶片柔韧而修长，一支一支的，一条一条的。亭亭玉立。再亭亭玉立，一阵哪怕是不经意的风也能把它们齐刷刷地吹侧过去，然而，风一止，那些叶片就会依靠最出色的韧性迅速地反弹回来，称得上汹涌澎湃。大片大片的蒲苇不买人们的账，它们在盐碱地里兀自长出了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血运旺盛的世界。盐碱地就是这样一种地方：世界是稻米的，也是蒲苇的，但归根结底还是蒲苇的。
但我们喜欢蒲苇，尤其是雄性蒲苇的褐色花穗。我们把它们称作蒲棒。在蒲苇枯萎的日子里，我们用弹弓瞄准它们，蒲棒被击中的一刹那便会无声息地炸开一团雪白，雪白的蒲绒四处飞迸，再悠悠地纷扬。我们喜欢这个游戏。大人们不喜欢，原因很简单，蒲绒填不饱肚子，纷飞的雪绒绝对是稻米与麦子的最后葬礼。
在冬季来临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一个大风的日子，我们手持蒲棒，十几个人并排站立在水泥桥上。大风在我们的耳后呼呼向前，我们用手里的蒲棒敲击桥的水泥栏杆，风把雪绒送上了天空。我们用力地敲，反正蒲棒是用之不竭的。满天都是疯狂的飞絮，毛茸茸的，遮天蔽日。
我不知道妹妹那时候在什么地方。她从不和众人在一起。然而从后来的事情上来看，妹妹小青一定躲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偷看我们的游戏。妹妹喜欢这个游戏。但她从不和众人在一起。元旦那天，妹妹小青终于等来了一场大风。妹妹一个人站上水泥桥，把家里的日历拿在了手上，那本日历是母亲两天前刚刚挂到李铁梅和李奶奶的面前的。妹妹在大风中撕开了元旦这个鲜红的日子，并用残缺的手指把它丢在了风里。然后，是黑色的2号。黑色的3号。黑色的4号。黑色的5号。黑色的6号。——妹妹把所有黑色的与红色的日子全都撕下来，日子们白花花的，一片一片的，在冬天的风里沿着河面向前飘飞，它们升腾、翻卷，一点一点地挣扎，最后坠落在水面，随波浪远去。许多人都看到了妹妹的举动，他们同时看到了河面上流淌并跌宕着日子。人们不说话。我相信，许多人都从眼前的景象里看到了妹妹的不祥征兆。
妹妹做任何事情都不同寻常，她特殊的禀赋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活着，妹妹小青一定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艺术家。艺术是她的本能。艺术是她的一蹴而就。她能将最平常的事情赋予一种意味，一种令人难以释怀的千古绝唱。但是，妹妹如果活着，我情愿相信，妹妹小青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一个平常的妻子与平常的母亲，我愿意看到妹妹小青不高于生活，不低于生活。妹妹小青等同于生活，家常而又幸福，静心而又知足。生活就是不肯这样。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村子里又来了一大批外地人。他们被关在学校里头，整天在学校的操场上坐成一个圈，听人读书、训话。而到了晚上，教室里的灯光总是亮到很晚。我们经常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学校那边传来严厉的呵斥与绝望的呜咽。没事的时候我们就会趴在围墙上，寻找那个夜间哭泣的人。但是，这些人不分男女老少，他们的神情都一样，说话的语气、腔调甚至连坐立姿势都一样。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走路的时候就像一群夜行的走兽，小心、狐疑、神出鬼没，你根本不能从他们的身上断定他们在夜间曾经做过什么。
那件事情发生在黄昏，妹妹小青正在校前的石码头上放纸船。这时候从围墙里走出来一个女人，五十多岁，头发又长又白，戴着一副很厚的眼镜。样子有些怕人。女人蹲在妹妹的身边，开始洗衣服。出于恐惧，妹妹悄悄离开了码头，远远地打量。女人在洗衣服的过程中不时地回头张望，确信无人之后，女人迅速地离开了码头，沿着河岸直往前走。而她的衣物、脸盆却顺着水流向相反的方向淌走了。妹妹是敏锐的，她的身上有一种超验的预知力。妹妹跟在女人的身后，一直尾随到村头。一到村头女人就站到冬天的水里去了，往下走，水面只剩下上半身，只剩下头，只剩下花白的头发。妹妹撒腿就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尖叫：“救命啦！救命——”
妹妹成功地救了一条人命。人们带着好奇与惊讶的神情望着我的妹妹。妹妹害羞极了，她知道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脸上却像犯了一个错误。那个女人被人从水里拽上了岸，连她很厚的眼镜也被渔网打捞上来了。但第二天上午发生的事证明了妹妹不是“像犯了一个错误”，真的就是犯了一个错误。第二天女人在操场的长凳子上站了一整天，所有的人都围在她的四周，围了一个很大的圈。临近傍晚的时候，女人的身体在长凳子上不停地摇晃。但是，这个女人有极为出色的平衡能力，不管摇晃的幅度有多大，她都能化险为夷。根据我们在墙头上观察，后来主要是凳子倒了，如果凳子不倒，这个女人完全可以在长凳子上持续一个星期。凳子倒了，女人只能从长凳子上栽下来。不过问题不大，她只是掉了几颗门牙，流了一些血。第三天的上午她又精神抖擞地站到长凳子上去了。直到这个女人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她笑得真是古怪，浑身都一抽一抽的，满头花白的头发一甩一甩的，只有声音，没有内容，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种无中生有的欣喜若狂。
妹妹小青救了这个女人的命，应当说，在妹妹短暂的一生中，这是她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而事实上，这件事是一个灾难。妹妹小青的半条性命恰恰就丢在这件事上。
还有几天就要过春节了，我们都很高兴。春节是我们的天堂。那一天中午，学校里的神秘来客终于离开我们村庄了。他们排起队伍，行走在小巷。许多人都站在巷子的两侧，望着这些神秘来客。他们无声无息地来，现在，又无声无息地走。妹妹小青再也不该站在路边的。她从来就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一个爱站在人群里的人。然而，那一天她偏偏就在了。世事是难以预料的。背离常理的事时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没有人能把这个世界说明白。没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