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我离开工厂，调到共青团普陀区委机关工作。我本是一个普通工人，解放后确实有翻身做主人的感觉，能进入机关更觉得荣幸，所以工作一直很努力。最初我的工作关系挂在区委，实际本人到新裕纱厂做团总支书记。那个厂有许多青年工人，团总支书记负责组织各种活动，比如举办舞会组织男女青年跳舞，动员鼓励青年进入夜校学习，同时做做青年的思想工作。过了半年我才正式到区团委上班。现在工人调到机关往往加工资，而当时我的工资却减少了。解放初我在工厂拿六七十块钱一个月，调到团委前领导问我对工资有什么想法，我说：“组织上决定吧，反正我没有家庭负担。”那时候工资分薪级制和供给制或包干制解放初期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实行双轨制： 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原地下党干部及没有家庭负担的青年学生实行供给制；其他留用人员及有家庭负担的新参加革命者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原实行于老解放区，即给公务人员免费供给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带有战时共产主义分配制度的性质。1954年改行供给标准稍高的包干制，即由国家发给一定数量的实物和货币，由领取者自由支配使用。1955年取消供给制和包干制，全部实行工资制度。，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参加革命的一般享受供给制，我调到机关时已属于包干制了，人住在机关宿舍，一个月二十八块钱，吃穿要自己出钱，这点钱刚够吃饭。阿拉娘解放前就是熟练工，解放初她的工资也比我当工人时高，应该有八九十块，一听说我只有这点钱她就急了，说：“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和家里商量再决定呢？这么点钱以后你怎么生活呢？”我说：“这是组织决定的，我现在什么都交给组织了。”父母对我无可奈何，但心里还是挺牵记我的，总是担心我太苦，天热时继父还踏着黄鱼车来给我送西瓜。1955年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改成薪级制，我被评为二十三级，每月四十八元，后来才慢慢升到二十级。
调到机关的同年，我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有个考察期，按照当时的规定，工人只要半年，知识分子却要一年。党员转正也是很严格的，区委组织部一位姓董的副部长专门找我谈话，平时她一直亲切地叫我“小朋友”，这时她严肃地说：“你还不满十八岁，接纳你入党属于破例，当然也因为你表现得很优秀，以后你就不是孩子了，要有共产党员的样子。”回想起来，年轻时我接触到一批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对我的影响很深，以后我在工作中也时常以他们为榜样。
负责我转正工作的同志后来成为我的爱人。我爱人叫金颂椒，比我大两岁，生于1933年。他父亲原是银行高级职员，曾任仓库主任，他家住在静安寺，家境相当不错。他有八个兄弟姊妹，阿哥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他是老二，长得斯斯文文的，读书也很认真，解放前夕他在位于静安区的复旦实验中学读书。高二时他开始受到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当时党组织有意识地发展青年学生入党，常在学校组织读书会，他们几个要好同学读书都非常认真，也时常针对当时形势发些议论，大家观点比较接近，两个同学便带他参加了一些学生活动，他觉得这些活动挺好就更积极了。一天，同学对他说：“有人想来看看你，约个时间怎么样？”他答应了，约在自己家见面，来人开始也没提到共产党，只是谈谈形势，大概是来考察他的。过了一段时间，那人才提到加入共产党的要求。1949年5月，金颂椒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发展他入党的有两位介绍人，校内和校外各一位，由于地下党单线联系，所以他始终不知道校外的介绍人叫什么名字。
年经夫妻于20世纪50年代
解放以后提倡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所以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工人恋爱结婚，形成一种风气。我们是在工作中认识的，他是团区委的学生部部长，主要做学生工作，又兼任机关党支部书记，我入党转正期间，他常来找我谈话，所以我们的交往开始就挺自然的。在机关食堂，一群年轻人常聚在一起吃饭，渐渐两个人就坐到一起了。我们第一次约会是在复兴公园，一起吃了碗馄饨，就坐在草地上聊天，很晚才回宿舍，记得那天夜里的月亮美极了。也许因为着凉了，当天夜里他发起高烧，第二天只好请假，单位的同事找到我，半开玩笑说：“昨天晚上你和小金干什么了？他怎么就热昏了？”我们的恋爱就这样公开了。以后我们更常在一起看看电影，打打篮球或乒乓球。他很喜欢游泳，但进游泳池要花钱的，那时我们钱都不多，只能跑到很远的游泳池去。1954年，我们结婚了，共同养育了两个孩子，儿子生于1955年，女儿生于1957年。实行工资制以后，干部的级数越小，地位越高，工资也越多，我爱人被定为十八级，拿九十多块，后来升至十七级，拿一百零四块。两个人拿工资，家庭经济就宽裕多了。
1957年，“反右运动”搞得蛮厉害的，上面给各机关分配“右派”名额，每个单位都必须抓几个“右派”，于是，提过一点意见的人都被说成反对领导，甚至什么也没说也会排进“右派”队列。我们区委机关中有四个人被打成“右派”，一个工人出身的干部也被列入其中。当时我也没有感觉“反右”有什么不对，但具体到那四个人，我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有的过去还是我的领导，所以挺同情他们的。他们被打成“右派”之后，作为惩罚每天要从事体力劳动，那时叫“思想改造”。盛夏的一天，他们拉着车干着重体力活，看到他们大汗淋漓的样子，我心里挺难受的，就偷偷买了四根棒冰塞给他们。他们惊讶地说：“小蒋呀，你胆子太大了，现在还敢给我们买棒冰吃啊？”我说：“我也没觉得你们是多坏的人，还是把你们看作原来的领导呀。”他们当然很感动。去年我碰到其中的一位，她一把抱住我，到处跟人讲这桩往事。我说：“你们吃那么多苦，我只不过买了根棒冰，没什么好说的。”她说：“这说明你这人良心好呀，当时如果有人揭发你，后果就很严重了！”
当时我爱人在共青团市委工作，“反右”前也曾提过意见，机关已把他排在“右派边缘”的位置。而他的直接领导对他很好，特别对他说：“小金，开会时你给我少讲话了！”同时把他调到机关外，让他联系大学的团组织工作，这样他才逃过一劫。幸好领导保护他，如果他被打成“右派”，我们全家都要跟着他吃苦了。
解放前我做过工的广勤纱厂，“反右”运动也搞得很厉害。解放初的党支部书记陈妈妈原是申新二厂的夜校教师，后来才派到我们厂做领导，她对纺织厂很了解，又是地下党的老党员，所以解放初我们厂开展运动一直是有分寸的。后来她被调到局里，外面调来两个领导，有人说陈妈妈“右倾”，认为我们厂民主改革不够彻底，“整风”、“反右”时又进行所谓“补课”。就在那时厂里的职员大部分被打成“右派”、“坏分子”和“反革命”，这些人被关了几年，放出来又碰到“文化大革命”，或者被下放到翻砂厂做工，或者到小菜场劳动，大半辈子都挺苦的。教我认字的虞先生也在那时被打成欺压工人的“坏分子”。解放前她做宿舍管理员时，有些工人违反制度，她就翻人家的筹子，也就是不让人家出去，这样，就得罪了一些工人，有些人挺恨她的。她被关进监狱，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平反放出来，我还去看过她，那时她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最后终身未婚，成为孤老。打过我的总领班周艇基，解放初期镇反时并没挨整，后来还做了一段时间的领班，解放后虽然不打人了，但对待工作还是那么认真，看到工人做错，他还是很严厉地说人家，被说的人当然不满意，他也不管。“整风”、“反右”时他也被捉进去，罪名是欺压工人的恶霸，最后被定为“坏分子”。过了几年，听说他被放出来了，可“文化大革命”时又被关进牢里。改革开放以后，他儿子成为江阴的私营企业家，这才把他保出来，但最后还是自杀而死，蛮作孽的。其实，他只是个认认真真做事的人，过去也有做得对的地方，就是态度严厉点，并不算恶霸，捉他进牢好像也过分了。还有一位工程师技术极好，车间里发生什么问题一看就知道，这时也被划为“右派”，所幸他熬到改革开放，后来成为高级工程师、区人大代表，现在和我还有来往。
1963年，提倡转变机关工作作风，组织上让我和另外两个女同志去安亭搞调查研究工作。当时普陀区有很多仪表厂设于安亭，青年工人很多，离上海又远，他们在厂里觉得挺无聊的，于是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住在工人宿舍，实地看到真实的状况，虽然厂里设有夜校，但青年工人大多不读书，一下班就聚在一起打扑克，甚至有些人乱搞男女关系。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挺心酸的。在作好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与普陀区公安局联系，把两个最坏的欺侮女孩子的人抓起来，一个定为强奸犯，一个定为“坏分子”，然后加强团组织工作，组织各种活动，总之很重视保护青年的利益。后来我们的工作简报登上中共上海市办公厅的《内部情况》，我们深入基层调研的做法得到肯定，并得到团市委的赞赏，认为我们三个女同志很不容易，还让我们介绍转变工作作风的经验。和我一起去的两位女同志都很能干，一位曾做过工厂的党总支书记；另一位曾是地下党员，非常优秀，但就因为她爱人是“右派”一直得不到提拔，直到“文革”后她爱人才得到平反，后来她成为电机行业某厂的厂长。
1964年我被调到团市委工作，负责联系工厂方面的团组织工作。1966年1月，我参加了进驻吴泾碳素厂的“四清工作队”，工作队有六人，由团市委两个书记带队。我担任工作队的组织组副组长，组长是来自市教委的老处长，具体事务由我负责。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造反派先揪斗我们队长陈启懋，要他交代工作队是怎么搞“组织黑线”的，我知道他前一段并不在基层，便站出来说：“他前些时候参加团中央组织的日本访问团，刚刚才回来，组织工作都是我做的。”于是，斗争的矛头立即转向我，逼我交代怎么搞“组织黑线”，我感到莫名其妙，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一直光明正大地工作，并没有什么黑线。”其实，我心里也蛮害怕的，当时就把两大本材料转移到团市委机关，谁知机关也出现造反派，他们和工厂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发现了这两本材料，于是我罪加一等。对我的批斗迅速升级，在斗争会上他们逼我跪下，抓住两臂再揿着头，也有人用脚踢我，当然那时打人还不太重，一起被批斗的也没有被打得太伤。大会小会批斗之外，甚至还被拉去游街。有的群众还是很好的，悄悄告诉我：“你当心点，他们要拉你们去游街，你要多穿点衣服。”那几天确实非常冷，我事先把棉袄穿在里面。游街当天，他们搞了三辆敞篷卡车，被批斗的人都面向外排列在车厢两边，每人挂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名字和罪名，强加给我的罪名是“搞反动路线”。游街车队从吴泾一直开到外滩，一边走一边用高音喇叭宣布我们的罪行。我爱人的表姐听说正在游斗团市委的领导，就跑到街上去看，看到第三辆车上居然有我，吓了一大跳，后来我婆婆也看到了，吓得心脏病都发作了，但我并不害怕。前前后后搞了两个多月，虽然可以回家，但我也没回，不开批斗会时，我们就在厂里劳动。直到1967年1月，“四清工作队”撤走，我才回到团市委，回到机关我只是个小小科长，算不上“当权派”，所以以后就不再被批斗了，而原工作队的两位领导回到机关还继续被批判。后来造反派还把我被批斗时的照片寄来，这太侮辱人了，我气得当场撕掉了。现在想想，这也是历史的证据，还不如把它留下来。
我们机关的“文革”可能比学校好一点，一般干部不那么野蛮，但有些造反派也会打人，特别是刚从工厂调来的小青年表现更激进。团市委副书记杜淑贞已调为市委办公厅副秘书长，这时也被弄回来批斗，被打得很厉害，她后来告诉我，当时造反派要把她从楼梯上推下去，她牢牢抓住扶手才活下来。1967年前后，我们单位有两个人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