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厂里设立夜校，我开始在夜校认真读书，后来取得高中文凭，当时我也学过一些数理化知识。党组织培养我，又让我到工人政治学校受教育。老师说：“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有无数的先烈为了革命而牺牲，像我们厂的顾正红就是为革命牺牲的。你们是国家的主人了，共产党是我们自己的党，工人应该加入经济建设，多为国家做贡献。”经过学习，我才知道我们工人为什么苦，是因为受压迫、受剥削，我们要推翻三座大山，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闹革命。如今工人成为国家的主人，我们要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1951年我成为共产党的预备党员，1952年正式入党。在我们小组，我是第一个党员，接受党的教育之后，我和其他组员共同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以后她们都提出了入党申请，我们组后来有十几个党员。
提高思想觉悟之后，我工作起来十分积极。拿摩温制度取消之后，厂里成立工人小组。我们细纱车间分甲、乙、丙三个班，每个班有三个小组，一共分成九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工会组长、生产组长和党小组长，我被选为生产组长。厂里的指标很多，不仅考核各小组的出勤率，还展开小组和小组之间的竞赛，比如看哪个小组接头速度快，质量好，或者比哪个小组更节约成本，产量更高。工人成为国家的主人，上面号召大家学新技术，搞创造发明。过去工作往往只顾一头，先做完一样，再做第二样，又累又没有效率。1951年，上海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这个工作法讲究工作安排，设法节约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我在厂内带头推广这个工作法，被群众推选为生产小组长。我们小组成为上海市学习“郝建秀工作法”模范小组。1953年，我们小组被命名为“全国纺织工业模范小组”。
年轻的全国劳模
我们小组有三十几个人，管二十几部车子，工人工种不同，有人负责接头，有人负责落纱纺纱工序之一，工作的基本内容有拨纱、上机、插管、理头、压管、生头。，有人负责清洁，还有人专门负责机器的加油和保养，等等。为了带动整个小组，一方面我努力工作，从没有请过假；另一方面一有空就到组员家里进行家访，做做思想工作。重视思想工作、关心集体和比学赶帮是我们小组的风气。俗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个小组要搞好，首先就得搞好团结。我先在小组里团结几名骨干，骨干都很积极的，组员家里有困难，我们就给予实际的帮助。我们小组有一个工人，大家叫她“洪小妹”，家里挺困难的，连闹钟都没有，上早班常常起不来，大家凑钱帮她买了一个钟。有的人家务太多，骨干同志一下班，背着洗衣板就到她家里帮着洗衣服。后来有人结婚生孩子了，上晚班也有困难，我们这几个骨干就会顶上去干。那时做这些工作都是无偿的，也没有报销的概念，家访的所有费用都是自己出的。其实工人都挺质朴的，我们这样做，他们也会受感动的。
组员有时也会闹点矛盾，相互之间谁也不买账，甚至吵吵架，我就做做她们的思想工作。我对她们说：“共产党教育我们，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生产都是国家计划好的，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大家就会互相谅解。为了我们小组的荣誉，何必斤斤计较呢？”这样说说就想通了。我们小组的工人都很不错的，她们能和我“同甘苦、共命运”，对我还是蛮尊重的，不管到哪家，她们都会做点红枣汤之类端出来，天晚了还让我住在她家里。我们小组成为先进以后，工人也会以进入这个小组为荣的。
我们不仅在夜校学习，工会组长或党支部还组织小组的政治学习，每次一个小时，每周至少学习两次。碰到困难了，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还读读报纸，结合形势学习。上海这个地方比较讲究吃穿，而我们小组要求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记得有个组员结婚时花五块钱化个妆，就受到过批评。现在想来，当时有些事情做得有点过头了，但我们那时的确是自觉自愿这样要求自己的。
技术学习主要靠刻苦练习，有时晚班下班后人家都回家了，我们留下来练习基本功。比如练习接头，熟能生巧之后速度非常快。又比如练习插管，纱满之后要快速拔出来，再放空的铜管上去，技术熟练之后也会提高速度。那时就要求工人动作快，因为纱断之后没接上的话，就变成棉花了，原材料就浪费了。当然，机器也在不断改进，以前卷废花用的有孔圆管是木头做的，废花会紧紧地卷在木管上，我很瘦小，只能把木管的一头顶在心口拔，时间长了把胸口弄得很疼。后来这种木管改成用铅皮做的笛管，再改进成铁管，而且机器会自动清理废花，也不用手工清理了。
我们小组积极学习“郝建秀工作法”，并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操作方法，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好，被评上“火车头小组”，成为全国先进小组。多年来，我们得到很多奖旗，获得很多荣誉。1957年，在上海曾上演根据我们小组事迹改编的沪剧《永不褪色的红旗》。60年代初，还出版发行了《裔式娟小组的故事》等连环画。
著名的裔式娟小组的姑娘们
从1953年起，我们小组获得的模范集体称号保持了三十多年，这很不容易。我们小组相处得很融洽，就像一个大家庭，姐妹们都很好的，一点不计较。从北京开会回来，我总是买点礼品在小组分分。我们小组一共出了三个全国劳动模范，王桂英就是其中之一，她人长得挺好看的，技术也很好，后来通过学习思想觉悟提高以后就更不一样了。
1953年以后，我八次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56年和1959年，获得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一次还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是第一届到第六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并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我成为劳模以后，身边很多人支持我，也受到过一点嘲讽。我们小组工作效率高，有时早点做下班准备，别的小组也会说：“先进小组怎么那样！”我那时年轻，碰到不平也会生气，也哭过好几次。但国家给我的这些荣誉既给我力量，也是提出更高要求的鞭策，想到这些荣誉和大家的信任，我就觉得再大的困难也不在话下了。当劳模以后组织上也曾要我脱产当干部，我没答应，因为觉得自己文化程度不高，恐怕做不好，所以我长期坚持在生产第一线。
解放前，劳动者生活得很苦。解放后，我们工人也管起国家大事来了。我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多次到北京开会，见到过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邓小平等许多中央领导人，在会上选举国家领导人，讨论、表决通过宪法，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1954年，我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兴奋得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要知道，我是个普通女工，以前总是厂里、家里两点一线，就是上海的许多繁华地方我也没去过。对我来说，这真是难忘的日子。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人民大会堂还没造起，我们在怀仁堂开会，1954年9月15日下午3点，人大会议正式开幕，大家都很激动，一直在拍手，直拍到手都抬不起来。
口述者于人大会上得到毛主席接见
我曾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主席团，那时不但能看到毛主席，还和毛主席坐在同一个台上，以前谁能想到工人阶级还有这种地位啊！毛主席坐第一排，我姓裔，姓氏笔画比较多，坐在后面，每次人大会议，毛主席都会接见主席团成员，并和大家一一握手。我和毛主席握过手，毛主席的手很大，人很魁梧，很有领袖的气质，记得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哪里人啊？”周总理就在旁边作介绍说：“裔式娟，在上海国棉二厂工作，是全国劳动模范。”
见到周恩来总理的次数就更多了。周总理给人的感觉总是很亲切、很平易近人的，而且他的记忆力很好，和你见过一面，就能叫出你的名字。我与总理还在同一张台子上吃过饭。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我有幸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那次晚宴，我被安排和周恩来总理坐在同一桌宴席。我当时又激动又拘谨，好一阵手举筷子都不知道伸出去。总理听说我是江苏人，他亲切地笑着说：“那我们还是老乡呢。”那时北京出现了“十大建筑”20世纪50年代，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工程，在北京建造了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火车站等十个大型项目，当时称“北京十大建筑”。，周总理问我：“北京有十大建筑了，上海要不要啊？”我心里十分希望上海也能造起像北京一样的漂亮建筑，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要”。1961 年春节，周总理又来到上海，在市总工会二楼吃年夜饭，我又一次荣幸地和周总理同桌共餐。周总理关心地问我： 多大岁数了？成家了吗？我回答说：“三十二岁了，还没成家。”总理听了，爽朗地大笑，还表扬我能先立业后成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