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弥补“有限政府”管理漏洞的问题，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面面俱到的政府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政府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国家权力逐渐从一部分社会领域中退出，主要是微观领域和琐碎事项，向着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发展。因此，这些领域就会变成政府管理的空白地带。社会组织顺应这种趋势，在国家权力退出的领域迅速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且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国家中，社会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处理社会问题、填补市场与政府空白、提供社会公共物品和一些特殊服务的重要组织。它们扎根社区，承担政府的部分公共职能，聚合社会资源，提供公共服务，反映民间和草根群体的需求，使政府机构得以从烦琐的社会事务中抽身出来，实现政府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样社会组织的介入，政府职能的优化，就会使整个社会的多样化需求得到更有效的满足，多元性的文化得以更好的保全，社会资源得到更优化的配置。
第二，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推动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在传统体制中，由于全能政府盛行，政府享有无限权力，自己对自己的决策进行监督，这种体制所产生的弊端已经被惨痛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在全能政府的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不可能承担社会监督和公共服务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主要负责执行政府机构的行政指令。这种模式窒息了社会组织的活力，影响了社会组织监督功能的发挥，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公民个人权利虽然也对政府进行监督，但由于个人所享有资源的有限以及体制存在的弊端，要想达到效果是非常艰难的。相对而言，“社会组织以其群众性、团体性的特点，能够很好地克服个人权利监督的缺陷，既打破了国家权力‘一统天下’的局面，实现了权力的外部监督，又能通过其特有的整合力量，吸引民众积极参与法治国家建设，从而有效地缓解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张”。(綦远方，2006)社会组织对政府的监督也体现了社会的自治机制以及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功能。因此，社会组织可以督促政府机关加强自身建设，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第三，在政府和公民之间架起有效沟通的桥梁。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需求不断上升。但是，现实社会又面临着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如社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均、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对弱势群体利益的漠视等。由于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相对于政府来说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他们倾向于通过结社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借助组织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社会组织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要成为组织成员或某一类社会群体表达利益、追求利益的工具。社会组织通过对多元化利益的整合，找到人们共同利益的集合点，将个人的声音变成集体的诉求，增强利益表达对政府的社会舆论压力。社会组织可以整合组织成员的利益，代表成员与政府进行沟通，更好地维护组织成员的权利，促进民主化和扩大政治参与。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来源于草根，扎根在社区，与群众的联系十分密切，可以更准确、及时地传递民间的心声以及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的疾苦。另外，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也减少了个人因利益表达不畅所带来的不满，化解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张力，既维护了社会稳定，缓解了政府压力，又促进了民主化的进程。
第四，高效地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物品。社会组织是多元的、竞争的、平等参与的、相互独立的，由各种不同关注、不同取向、不同动机的人群和组织构成的，这种组织形态更加灵活，应变能力也更强。其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优势独特，能够及时洞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细节，同时有强烈的使命特征，在提供公共物品中具有效率高、成本低的特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社团革命带来了社会组织的飞速发展。在1975—1995年的二十年间，美国的非营利组织数量已经达到120万，总资产高达1.9万亿美元，收入近8990亿美元。（参见李培林等，2006）萨拉蒙的研究表明，22个国家的非营利部门在各自的国家中平均贡献了4.6%的国内生产总值，雇用了近7%的非农就业人口、14%的服务业就业人口和41%的公共部门就业人口。（萨拉蒙，1999）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甚至认为，社会组织将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式。这说明社会组织毫无疑问将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也会日益增长。
（三）中国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定位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主要是由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果实，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国参照苏联的模式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社会组织基本上是根据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建立的，社会组织对党和政府具有很大的依赖性，是党政机关的附属品，缺乏独立性；二是各种社会组织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并且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一切事务拥有决定权，由党组织代行各种社会组织的职能；三是社会的管理由党政机关包办，与此种领导方式相适应，全能政府应运而生，政府权力统揽一切经济、社会事务。（姚红，2009）
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党和政府的关系，党和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越来越弱化，党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组织进行直接管理和领导”。（于成文，2008）不可否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特殊情境下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这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显露，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为此，我们党开始尝试改变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套高度集中的命令式领导路径，逐步探索民主化、法制化的领导路径；开始尝试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执政方式，逐步探索适合全国性执政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新执政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上各种矛盾和问题开始凸现出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如何强化政府的社会职能，构建新型的社会管理格局和管理体系，实现由政府单一中心的治理结构向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合作的多中心治理结构转变，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已成为当前我国政府改革与治理的一个战略性课题”。（陈振明，2008）为此，党和政府开始积极探索适合新形势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逐步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全能政府的管理策略，开始倾向于结合社会的力量进行社会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管理格局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度一元化走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主体协作治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政府已无力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元化领导也已不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加上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行，结成社会组织的思潮开始传入我国，许多民众开始有了结成社会组织的需求，并逐步具备了组成社会组织的能力。国家顺势开始放权于社会，注重对社会进行宏观管理，充分发挥社会的灵活性和创造力。自此，社会管理格局开始发生变化，社会作为独立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社会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开始参与到社会管理中，而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此，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十七大”也明确指出，要“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此种社会管理格局是党和政府在积极探索新型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奚洁人在《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中对这种社会管理格局进行了详尽的解释：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党委领导主要表现为统筹兼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总揽全局，全面筹划，兼顾各方，协调发展，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
实行政府负责，是国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在建设新型的社会管理格局过程中，政府应更加注重发挥在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中的职能作用，负责具体的组织管理。包括建立健全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推进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等；
实现社会协同，是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
公众参与既有利于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得到群众的支持，又能有效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充分依靠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是我们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依靠公众参与管理社会事务，也是实现有效管理的重要形式。社会组织是政府职能的重要承接者，应该积极协助政府进行社会管理，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如不妥善应对，势必影响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全新局面。“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形成，是党和政府适应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缓解社会矛盾的一种应对策略，是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扬弃。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新的社会管理格局必定会发挥无穷的作用，成为缓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有效应对策略。
三、西方国家的社会组织治理
美国的Young教授（1993）强调，社会组织的治理已经成为决定社会组织能否有效运作的关键所在。在他看来，社会组织的治理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用来设定长期方向并维持组织整合的机制。社会组织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同时也一般不从事政治性的活动，因此其治理机制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治理机制。Tandon（1996）认为，社会组织治理重点关注的是政策和组织特性的问题，解决社会组织的前景、使命以及战略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长期的战略问题，而不是日常的项目实施等具体的问题。社会组织的治理一般不涉及组织内部计划、工作人员和资源配置等问题，关注更多的是作为行使组织职能基础的规则和价值观，尤其需要考虑组织在社会中所行使的职能和组织运作的有效性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