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振（原名李毓珍）先生不仅是我文学翻译的领路人，一位知识渊博的师长，更是一位为人谦和、性情豁达，对我如亲人般关爱、令我终身难忘的友人。
我和余振先生的师生情缘起始于1950年。那时我在北大西语系俄语组读二年级，余振先生是从清华聘到北大来上课的俄文教授。他担任我们的俄语讲读课教师，主要讲解一些俄罗斯文学作品，包括普希金、莱蒙托夫的作品等。他的讲解十分仔细，那一字一句的分析使我们受益匪浅，也使我从内心里萌发了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
大学二年级时，我因为生病住在北大红楼，而教师休息室刚好就在红楼二楼。那时我正在学习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有许多地方不懂，便经常到教师休息室去向余振先生请教。余振先生解放前就已翻译出版过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普式庚诗选》、《莱蒙托夫诗选》，上海光华出版社，1948年），是个声名卓著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听说我正在学习《奥涅金》，并有志于把它翻译成中文，余振先生非常高兴，他要我先认真把它读懂，然后再试着翻译。在余振先生的鼓励下，我决定先把《奥涅金》背诵下来。我每次到教师休息室去向余振先生请教，他总是耐心地给我讲解。
1952年，北大院系调整，余振先生担任北大俄语系副主任兼俄语教研室主任，而我作为三年级学生提前毕业留校，担任了教研室秘书，成为余振先生的助手。从此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向余振先生请教俄罗斯文学及翻译方面的问题。余振先生教导我译诗要译得像诗，要注意原诗的韵，而俄语诗的韵跟我们中国诗的韵不同。《奥涅金》诗节是普希金根据西方十四行诗的形式独创的诗体，它由三个四行诗加上一个二行诗构成，一共十四行，其韵式为abab ccdd effe gg 。《奥涅金》全文由424个十四行诗（不包括别稿）构成，押韵方式都是有规律的。余振先生要求我从内容到形式全部翻译过来。他谆谆告诫我：译诗既要保留原诗的形式，也要有中国诗的特点。中国诗有四言、五言、七言，我们来创个十言，即原诗每行有固定的轻重音搭配，有四个音步，我们用每行十个字、四个顿来翻译它。余振先生的这一要求对我翻译《奥涅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余振先生的指导与鼓励下，我尝试着翻译《奥涅金》。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翻译了十个十四行诗节，其中第八章的第四十六首诗曾被何其芳先生引用于他的《论红楼梦》一文中，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956年，余振先生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主编五卷本《马雅可夫斯基选集》，我也参加了其中的翻译工作。我得以更经常地到余振先生家求教，更多地聆听他的教诲。1957年，余振先生被打成右派；1958年春，我也被打成右派，而我的罪状之一竟是：前后九次跑到李毓珍（余振）家密谋右派反党事宜。想不到我向余振先生请教文学翻译问题竟然成了我的一大罪状！
被打成右派后，我和余振先生便各赴南北。余振先生被派往上海辞海编辑所任编辑（作为对右派分子的“废物利用”），而我则被发配到河北省建屏县（现平山县）去劳动改造，后又再次发配到甘肃省定西县。此后我继续偷偷地翻译《奥涅金》，但再也得不到余振先生的教诲了，只能一个人摸索着干。
1960年底，我因健康状况不佳，离开了甘肃。我带着一个右派分子的身份、几袋书和写在碎纸片、小本本上的《奥涅金》译稿，睡在火车硬座别人的座位底下，只身来到上海投靠我的哥哥嫂嫂。我依然在偷偷地翻译《奥涅金》，把译文写在粗糙的土黄色的卫生纸上（我当时没有固定的工作，只买得起这样的纸）。1961年，我总算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这年冬天，我突然见到了久别的余振先生！原来，余振先生先于我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他怕影响我，一直没敢来看望我。一听说我也摘掉了右派帽子，他就马上来看我了。我真是喜出望外。我把写在粗糙的卫生纸上的译稿拿给余振先生看，并告诉他我已抄了两份，一份寄给何其芳先生，一份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但出版社来信说暂时不能出版。余振先生安慰我：“现在出书当然是不可能的，别忘了人家现在叫我们“摘帽右派”。这样也好，再多改几遍，你要好好磨，把铁棒磨成绣花针。”
余振先生告诫我要把原文仔细阅读，他还给我看他亲手抄的《奥涅金》的俄文手抄本。原来，他为了仔细钻研《奥涅金》，早在西北大学教书时，就把它亲手抄了一遍。他告诉我：“我虽然这样用功，但仍不敢译它，还是你大胆，做得好！再磨它几年，一定会做得更好的！”
令我十分感动并终身难忘的是：余振先生看我生活贫困，连翻译的稿纸也买不起，竟然把心爱的藏书《四部备要》中的第二编拿到福州路去卖掉，把卖得的三百来块钱交给我，叫我安心养病，再去买些稿纸，继续翻译《奥涅金》。要知道，我当时给出版社翻译稿子，一千字才得三块钱，我去中学代课，一个月才拿四十来块钱。这笔巨大的财富让我惊呆了，我简直不知如何来承受它！其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它本身具有的金钱的价值！它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里面饱含着一位恩师的关爱与期待。多少年来，它一直鞭策着我，鼓励我勇敢地面对生活，使我在遭遇挫折时，能够不被困难所压倒。
自从我右派摘帽与余振先生重逢后，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前夕，我每星期都要到余振先生家里去一两次，在他的指导下读普希金作品和有关的参考书，并不停地对《奥涅金》译稿进行修改。在这几年里，我的译稿至少重译、重抄了十遍以上。余振先生成了我大学毕业后永久的老师，而我则成了他永远不毕业的学生。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余振先生因为早年的一段经历（他曾加入中国共产党而被投入国民党监狱），再加上1950年代被打成右派，在“文革”中被定为“大叛徒”、“大右派”，被隔离审查，在街道里弄遭批斗，后来又被下放到上海郊区的奉贤农场去喂猪，历尽磨难。我曾在夜晚偷偷到汾阳路余振先生的家去探望，看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我知道他跟我一样正经历着磨难。我虽不能再去向他当面请教，但在心里却默默地分担着他的痛苦。多少个夜晚我默默地祷告：但愿余振先生和我国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厄运早日结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余振先生的冤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1980年，他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聘为教授，彼时，他已是71岁高龄了。而我那时也正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我们师生又在一起成为同事。我不仅有机会就文学翻译问题继续向余振先生请教，而且我们还一起合作翻译出书。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莱蒙托夫文集》的叙事诗部分就是余振先生和我合作的成果。浙江文艺出版社给余振先生出《普希金长诗全集》时，余振先生又把我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放了进去，同时，我遵照余振先生的意见把译稿又改了一遍，改成每行四个顿、十个字，使得译诗节奏感更强。
1996年夏，在余振先生生命结束的前一个星期，他躺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床上，欣喜地告诉我：“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把普希金全都翻出来了，印了100万本！”一个星期后，他离开了人世。余振先生可以欣慰地离去了，因为他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我国现在已经有两个版本的《普希金全集》问世，而《叶甫盖尼·奥涅金》也已经有十多种译本了。余振先生，您安息吧！
（注：此文2010年6月由王智量口授，陆钰明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