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够立刻摸清她的思想。她不敢违背她父母的意见，而同时她又天真地向往着那种甜美的两人世界。我不知该怎样说服她。而她见我沉默，回头看了看，见旁边没人，便依附在我的胸前，抬头仰望着我的眼睛，用她对我惯用的撒娇口吻对我说话。她知道，用这样的口吻对我说话，我是只能同意不能反对的。她说：“我们就明年再考大学吧。结了婚，我们就痛痛快快、亲亲热热、舒舒服服过一年，享受我们的青春和幸福，你不愿意吗？我愿意！我想要我们天天在一起！”
我无言以对。两手紧紧搂住她柔美的身躯。
我没有再说话。
她以为我是完全接受了她的主意。转过身去，像一只小鸟一样快乐地飞走了。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在欣赏、怜惜，又感到某种悲哀的心情下，独自漫步走到了小城外那条名叫汉江的大河边上。我必须认真思考一下眼前的事情，给自己找出一个答案和下一步的做法来。
我坐在河岸上，仰望蓝天，静静地思考着。
明年再考大学，这几乎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当年不趁热打铁，立即应试，一年后，尤其是沉浸在新婚甜蜜中的一年以后，功课会忘得干干净净，根本没有考上的可能。而且当时正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从当地去南京上海一带必经的陇海铁路随时会被切断，明年甚至根本走不出去。
那就留在她家里，接受她父亲给予的几十亩田地和一家店铺，当个小地主和小老板，跟她生几个儿女……我从小心中满怀着的理想，我的父母和哥哥们对我的全部期望全都将化为泡影，我愿意这样度过我的人生吗？……
这时我唯一可能想到去寻求帮助的，是我的两个亲爱的哥哥。大哥智理在上海，二哥智育在南京。他们从来是我的保护者和最信任的人。而这时，写信给他们，再等他们的回信，已经来不及了。那时因为打仗，邮路很不通畅。我想到，只有发电报这一个办法。于是我立刻想好了这样的电文：“立即来信说如我现在结婚就不供我上大学，以为我解脱。”
我当天就到邮电局把电报发给了两个哥哥。
这时她和她全家的人都一心一意在准备着一场盛大的婚礼，她家的一些远近亲戚甚至已经把彩礼送来了，小城里的一些富商大户都在酝酿着祝贺，因为她父亲是商会会长。
十天以后，我的二哥智育从南京写来了一封态度坚决而且严厉的信，他甚至说，如果我如此短视和不求上进，他不仅不会再供给我继续上学的费用，而且从今以后不要我再做他的弟弟。
她的父亲经过两天的考虑，最后无奈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暂不举行婚礼，让我先去南京和上海考大学，而把素颖留在家里，和他们一同继续准备婚礼。他们要我考完试马上回来结婚。
这时我们的中学毕业考试刚刚结束，我立刻乘上翻越秦岭山脉的长途汽车奔赴南京和上海。当素颖站在汽车站的栏杆外面对我挥手道别的时候，我真想从车上下来把我发电报给哥哥的事情告诉她，但是我没有。我至今为我当时没有告诉她真实的情况而愧恨。
我到南京和上海投考期间，全国主要的铁路干线都被战争切断了。我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再回到那个小城去完婚。我从上海走水路到达天津，再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
我进入北京大学后，辗转和素颖书信联系上了。素颖后来也进了武汉一所高等学校。那所学校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重要据点，在那里，素颖很快就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武汉解放前进入中南一带的老解放区。而我也于1949年2月北京刚一解放，就在当时地下党的组织下，和一批北大学生一同去了东北哈尔滨，进入一所革命干部学校学习俄语。但那时遭逢战争，音问不便，我和素颖竟从此失去了彼此的音信。
从此一别，就是四十年！不仅仅是四十年的分离，而且是真正的劳燕分飞，是永远的分手和诀别！
……
四十年过去，大约在1990年前后，我去四川成都参加一个会议，同房间住的一位华中地区来的教授和我闲聊，说起他们当地“文革”时期的故事，他不经意地说到他很敬佩的一位女同志，她是当地报社的社长，许多委员会的委员，全国行业协会的领导。这位老师说她的水平怎样的高，文章写得怎样的好，性格怎样的坚强等等，他说到一件关于这位女同志的生动故事，说在“文革”高潮时，她被造反派拖到一个高高的旗杆下，告诉她，如果她爬上这根旗杆去，就说明她是一个革命派，他们就可以不再殴打她。这当然是卑劣的恶作剧，然而这位女同志只是横眉冷对，朝这群造反派恶棍鄙夷地一笑，便真就爬上了那个旗杆。等那群恶徒不再管她，四散走开后，她才从杆顶上滑下，半途中旗杆断裂，她跌落在地上，昏死过去……
听到这里，我立刻问：“这位女同志叫什么名字？”这位先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继续说下去：“这样好的一个女同志，可是命不好啊！就在几个月前，她爱人，一个比她级别还高的老干部，出车祸去世了……”
我打断他，再次问这位先生：“她叫什么名字？”
“叫樊堃。樊梨花的樊，堃是两个方字下面一个土。”
樊堃？！我的心立刻跳动得又急又紧。我知道她是谁了！她就是我四十年来遍寻无着的素颖！我知道，素颖的母亲姓樊，她的父亲名叫王茂堃。一定是她，是我的素颖！她在投身革命以后就用了这样的假名。当时从国统区到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同志，为了家庭和亲人不受国民党的迫害，都是改用一个假的名字的。
我找到我的素颖了！
我决定立即去那个城市见她。我从成都赴重庆，取道长江直奔那里。一路上我的好友王志耕陪伴着我。
我在她的“社长办公室”里见到她。一位两鬓斑白的，朴素而颇有些领导人威严的女同志坐在硕大的办公桌前，我坐在她对面的照例是她的被接见者的座位上。
我们四目凝视，片刻间相对无言。我极力在她的举止形态和面容上寻找当年的素颖的痕迹。我似乎找到一些，但是微乎其微。而她的确就是我的素颖。当年我的素颖。
我事先，在长江的轮船上，想过许多遍的话，此时不知如何说起。我想的是，我要在见到她的第一时刻，握紧她的手，也许是拥抱着她，和她一同回忆她的“妈妈是太阳”的演唱，回忆那首《迎春的花儿》的小诗，并且，更重要的是，我要对她说出当年我怎样瞒着她发那封电报的事……但是此时此刻，面对这样一位陌生而又熟悉，亲近而又疏远的女同志和领导者，我一句这样的话也说不出。
那天从她那里回旅店的路上，沿途路边开满了金黄色的美丽的迎春花。我想起了当年那首小诗中的语句来。“为什么，迎春的花儿，偏开在坟头上？……”我没有多想下去，不知为什么，心头浮起一片阴云。
回到上海大约两个月以后，我的一位在她那个城市工作的朋友来信告诉我说，据他知道，樊堃同志生了病，住在当地一所大医院里。当地领导为她专门成立了医疗专家组，可能病得不轻。我震惊了，我想我必须为她做点什么。在同系的一位老师的帮助下，我买到第二天的飞机票，立刻赶到她那里。一路上我还在想着，这次去一定要把上次没说的话全都说出来。
我一下飞机就赶到医院，在她的高干病房的医生办公室里向医生和护士再三恳求，请他们同意我进去探视。但是他们不同意。他们说，樊堃同志现在情况很不好，已经不能说话，处于半昏迷状态，他们只答应在她神志清醒的时候把我的关心和探视转告给她。他们而且建议我不必在那里停留，还是回上海去工作吧，因为我不可能为她的医疗做任何事情。在我一再的要求下，他们带我来到她病房的门外，我从门上的一小片窗玻璃中望见她躺在床上的身形，连她的脸也没有看见。她的床前围着许多白衣天使。那个病房很大，只有她一个病人。
我就这样看了她一眼，第二天飞回上海。
这是最后的一眼。我回上海的大约十几天以后，我的朋友给我寄来一张剪报。是她当社长的那家当地主要报纸上的一则报道：樊堃同志去世了。
又是迎春花盛开的时节。我每天早晨在校园的小河边凝视着那一朵朵黄灿灿的美丽的小花，我不禁会想：难道这是在对素颖说：墓中人，大地上又是春天？！
2010年4月于上海
